论上海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

作为 2 0世纪文化重镇的上海 ,其文学的发展与嬗变是引领中国文学之潮流的。可以这样说 ,倘若没有上海文学的发展 ,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会迟缓得多 ;倘若没有上海文学的发展 ,中国现代文学就会单薄得多。上海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轨迹中的意义与价值是多方面的 ,尤其在文学启蒙的缘起与构成、文学新潮的引入与探索、通俗文学的勃兴与发展等方面 ,上海文学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上海沦陷时期的商业出版机制与文学生产

上海沦陷时期,日本侵略军和汪伪政权控制新闻出版,操纵舆论导向,制定了严格的文化统治政策,致使上海出版业的发展异常艰难。面对扭曲而狭窄的生存空间,粉饰太平、大众需求的通俗文学创作引领了新的文学创作方向,促进了现代文学向前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学期刊合理地利用上海商业文化生产机制,依托广阔的市民阅读基础,乘机巩固并扩大了通俗文学阵营,并由此催生了上海沦陷区文学期刊运营模式的通俗化与商业化。同时,张爱玲、苏青、关露等通俗文学作家也积极迎合上海特殊背景下的商业出版机制,与通俗文学期刊相辅相成,在互动中谋求双赢,最终促成了出版机构与文学生产之间的良性合作。     

文学上海的精神漫游--论朱蕊的《上海之妖》

朱蕊的散文《上海之妖》,立足上海,却放眼世界。在写出上海的外在形貌和内在气质、历史文化和精神蕴含的同时,还展示了作者从上海出发,实现“世界”漫游的人生／心灵之旅。在用文字呈现上海和“世界”的过程中,作者融现代的敏锐与古典的雅致于一炉,使《上海之妖》在艺术上具有一种既充满现代意识又具有古典神韵的别致。     

论新时期《上海文学》的文学史价值

新时期的《上海文学》不仅刊载小说创作,也发表文学理论和作品评论,为当代作家和评论家提供文学实践的园地,同时依靠其选择机制对小说的发生与演进施以直接影响,它们不仅构成了新时期文学最原生态的样貌,而且还以其现实的精神参与到了这一历史的生成之中,并留下了独特的印记。新时期《上海文学》为当代文坛培养了许多优秀的青年作者,并通过策划"读者中来""读者评论""编者的话"等栏目,在坚守严肃文学立场的同时凝聚了自己的作者群,依靠他们,《上海文学》成为新时期文学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新时期《上海文学》无论是对旧文学观念的批判,还是对新文学观念的提倡,都没有脱离具体的对象,表现出了非常及物的精神品格。这一精神品格已经转化成最重要的文献史料,成为新时期文学研究所依赖的重要资料。     

作为方法的“文学上海”——上海与文学关系的反思与重建

“文学上海”(Literary Shanghai)是在“海派文学”(Shanghai Style Literature)、“上海文学”(Shanghai Literature)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旨在重建上海与文学、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文学上海”在结构上包含“文学中的上海”、“文学化的上海”以及“文学与上海”三个层次,另一方面,“文学上海”的本质在于“以时间来思考”.时间以及在时间基础上产生的记忆问题,是“文学上海”的一个永恒主题.这个主题,在百年上海文学历史中,被不断书写.     

论“文化大革命”口述历史的学科建设

随着"国史"研究的日趋繁荣,对"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和反思也成为史学界的热点之一。但是从目前总的情况看,该领域对方兴未艾的口述历史的引入和学科建设重视不够,从某中程度上影响了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深层次的历史透视和科学研究。本文仅就在"文化大革命"史研究中大力开展口述历史学科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及其原则进行了论述。     

论傅斯年五四时期的文学革新观

傅斯年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坚定支持者与宣传者.1918至1919年间,他先后发表了<文学革新申议>、<戏剧改良各面观>、<怎样做白话文>、<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等文章,提出了强调发展变化与新陈代谢的"进化的文学"观、以思想启蒙为主旨的"人化的文学"观与开放的而非锁国的"欧化的文学"观,系统地表述了他关于中国文学革新、发展的方向及一般进程的可能性选择的思想.所论与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异声同调,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开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     

“文化大革命”时期清华工宣队诸问题述评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宣队)1968年7月底进驻清华大学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的重大事件之一,并且标志着文革初期的重大转折。本文结合清华工宣队的个案情况,评述下列有关四个方面的问题。一、背景1967年4月,清华大学文革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分裂为兵团总部(团派)和四一四串联会(四派),两派围绕着如何评价文革前十七年、如何看待文革中暂时失落的广大干部和如何从事文革运动等,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并于次年4月下旬开始了长达百日的大武斗,造成了人员的大量伤亡和财产的重大损失。7月27日,毛泽东派出了由…     

论五四时期的传统文学观

本文从新文学阵营的内部差异和前后变化以及与整理国故的关系、多种派别对五四文学史的共同参与等方面展开论述 ,认为反传统只是新文学前驱者的重要特征 ,而非本质特征 ,不能用以概括多元复合的五四时期的传统文学观 ,“全盘反传统主义”更是后人强加于历史的想象 ,而非历史的真相。五四传统文学观的准确表述应该是 :以科学的态度与方法重新估定传统文学的价值。     

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查禁文学”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对进步文学包括所有进步书刊的审查查禁有健全的组织机构,有体系完备的法律法规,审查查禁成为被名之曰"审政"的政府组织行为而进行得周严细密。但是,从对文学给出的种种查禁理由中可见其审查查禁缺乏事理,从其法律法规适用对象的不平等、法律利益主体的错位、法的滥施以及制定法规程序的非法性可见其审查查禁法规法理的缺失。这种事理和法理缺失的审查查禁的客观社会效应是损害了文学发展,也背离了国民党政府的主观意愿。     

“文学中的上海”：夸张的现代性表述——张鸿声著《文学中的上海想象》编后

张鸿声是国内研究城市文学的著名学者。新近，他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著《文学中的上海想像》。这本书不仅是对百年来关于上海文学的整体研究。同时也试图改变城市文学研究的范式与方法。     

从文学上海与城市身份建构看张爱玲和王安忆

在文学上海和城市身份建构这个问题上,20世纪40年代的张爱玲和90年代的王安忆在外在形态上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即表现庸常生活,认同市民生活价值.这种相似却有着不同的精神内核.对于庸常生活和世俗价值,二者的态度、理解和表现均有所不同.二者以相似而又不同的叙写完成了各自对上海与城市身份的文化建构,传达出对于人性和人生的不同态度.     

"文化大革命"中的血统论之争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一副号称"鬼见愁"的血统论对联,围绕这副对联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血统论在"文革"中如山洪暴发并不是偶然的,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文化大革命”中的血统论之争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一副号称“鬼见愁”的血统论对联，围绕这副对联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血统论在“文革”中如山洪暴发并不是偶然的，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现代性"、"现代性体验"与"文革文学"

本文认为,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直接影响到“文革文学”研究的深入。引入“现代性”视域,重视现代性的体验层面,不仅凸显了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20世纪文学”整体观,并突破了已有的文学史叙述模式,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文革文学”的基本特质。     

非常年代的潜在文学生活

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肆意将青年知识分子打散,却在不经意间播撒出一片片远离主流意识形态的“精神飞地”.那是文化革命形势鞭长莫及的空隙,是历史枯笔有情生出的一段虚实相生的飞白.借助“潜在写作”的视点究其深层,一个隐藏于地下形态的文学创作、传播与阅读的空间赫然呈现.     

论北魏文学对南朝文学的接受

北魏的文学观念相对于五胡十六国而言,脱略了对南朝文学单纯的敌意而转变为自信从容的审视。这是北魏时期的汉化改革、南北交流的日益广泛、以及人口迁移等时代新变所造就的。北魏文学对南朝文学的接受,为隋唐的南北文学融合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论草原文学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草原文学的基调主要表现在通达的文学精神、刚进的文学格调、开放的文学理念和直白的文学表达。就中国文化整体运动而言,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互动关系影响是非常强劲的。中原文化当然对草原文化有重大影响,而草原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也不可小觑。草原文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予中国文学以丰厚的营养,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辽代文学论

辽代文学既是当时的北国文学 ,也是中华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辽代文学的崛起 ,为多元一体、北雄南秀的中华文学提供了同北宋文学优势互补、异轨齐驱的重要范本。现存辽代文学作品 ,以诗文为主。辽代初期的诗文传留殊少。中期以后文化趋于繁荣 ,作者逐渐增加 ,艺术技巧日益成熟 ,作品开始大量涌现。而契丹族妇女文学的崛起和发展 ,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辽代的妇女作家以萧观音、萧瑟瑟为代表 ,其文采风流 ,不让须眉。辽代的口头文学 ,主要有神话传说、民间歌谣等。辽代的神话传说大多与契丹民族的历史发展有关 ,是民族发展的曲折反映 ;其国土风俗歌谣纯朴遒劲 ,指陈时弊的讽刺歌谣俚俗生动。辽代的契丹文文学 ,也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就     

激荡的时代与走向灿烂的文学--武则天时期政治对文学影响论析

武则天时期的多项政治措施和政治制度都对文士和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表现在对文学队伍的破坏与补充、新的文士群体和文学体式的出现以及文人精神状态的变化等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