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东皇太一”祭祀渊源考论

＂东皇太一＂的神格与太一祭祀的渊源,是《楚辞》研究中争议较大的问题。文章从道家哲学与方术对楚国祭祀礼仪之影响的角度,结合考古发现,对以上问题加以探析,认为＂太一＂是创世神、祖先神与观念神的统一,根植于楚国的神话土壤,又孳乳于道家关于世界本原的哲学,经过战国中晚期道家、方士的鼓吹,才从哲学范畴演变为方士崇拜的至上神,最终进入楚王室的郊祀大典。     

诗人的返回与出走--杨炼《礼魂》与"寻根"文学的差异及其现代意识与宁静主题

杨炼诗歌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寻根"文学,在诗集<礼魂>中就体现出明显的现代意识,不同于"寻根"文学重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精神的目的,而是更多地关注人类生存困境和精神归所;返回中华历史传统,不作历史回响,对传统创新,用现代立场审视历史发掘历史,走出传统后再次回来,以东方智慧的宁静来解决现代困惑.     

山鬼:《九歌》中的负心汉——《云中君·河伯·山鬼》的全新剖解及翻译

云中君是文昌宫六星中第三位贵相星神（男）,山鬼是男神（鬼）。此二篇皆由男神的女恋人唱全辞,抒发了对男神的思恋、期待和忧愁,是屈原失意后的作品。河伯是男神,全篇由河伯唱全辞,是屈原失意前的作品。对三篇作了翻译     

《太一生水》中的"太一"试诠

郭店楚简《太一生水》篇中“太一”何谓及其与“水”的关系,乃是解读此文的关键问题。以此为线索,可 从逻辑和情理内在一贯的意义上为此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屈原《九歌·东皇太一》祀主考辨

屈原《九歌·东皇太一》的祀主或者说东皇太一的原型,自汉代以来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据不完全统计,有近40种观点.根据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综合考察,“东皇太一”中的“东皇”与“太一”是既有紧密联系又有区别的.“东皇太一”的“东皇”即东方上帝,具体指的就是楚人信奉与崇拜的天帝颛项.楚人祭祀颛顼在东郊,故日东皇.颛项是楚人至高无上的天神、上帝,其象征为北极星(北辰星).由于位居北方,北方在五行思想中属水,所以颛项也是水神.作为天神的“太一”则既是北极星神,又是水神,所以“太一”既“藏于水”,又“生水”.正因为“东皇”颛项和天神“太一”都既是北极星神,又是水神,所以楚人组合了一个叠床架屋的天帝名称,叫做“东皇太一”.由此亦可判定,屈原《九歌·东皇太一》是祭祀楚人天帝颛顼高阳氏的祭歌.     

禓祭仪式与《国殇》的创作动机

“禓”祭仪式起源于远古的军社祭祀仪式,后演变为出征前鼓舞士气的仪式和民间驱逐强鬼、祓除不祥的巫术仪式.此俗三代相沿,楚亦盛行.屈原创作《国殇》,就是将“禓”祭仪式加以艺术化呈现,并借助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心理起到激励民族精神的作用.     

《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的不同命运探源

《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成书后各自的命运迥异。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结构上内容和仪节编排的不同;内容上所载礼仪的倾向性和多寡不同;特点上前者多从古,反对民俗,且极奢侈,而后者则多从今,一定程度上顺从民俗,且很俭约;对后世的影响方面,前者基本表现在著述上,而后者则对士庶生活、著述及东亚部分地区均有影响。     

《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的不同命运探源

<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成书后各自的命运迥异.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结构上内容和仪节编排的不同;内容上所载礼仪的倾向性和多寡不同;特点上前者多从古,反对民俗,且极奢侈,而后者则多从今,一定程度上顺从民俗,且很俭约;对后世的影响方面,前者基本表现在著述上,而后者则对士庶生活、著述及东亚部分地区均有影响.     

《九歌》的攷辨与分析——《东皇太一》《云中君》

《九歌》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从思想性看。《九歌》的出现誠然基本上是以宗教迷信为思想基础,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然而《国殤》表现了楚国人民强烈的爱国思想;《东君》《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等展示了楚国人民要求发展生产、生活美好、人寿年丰、无災无害的願望;而     

楚简《太一生水》的学派再辨析

《郭店楚墓竹简》出版至今已有10年,其中的《太一生水》由于行文别致、论证生动一直备受学界专家关注,就其学派归属问题曾有颇多争议,至今仍未达成一致。本文以此为论题,先辅以图形简要解说《太一生水》的内容,后采用文献对比的方法具体论证《太一生水》的思想,最后将《太一生水》归类为道家。     

差序格局、礼与社会人格 ———再读《乡土中国》

每一类型的社会都有一整套塑造自身的社会团结与理想人格的体系,那么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什么呢？差序格局可以说是民国一代的学者反思乡土社会的秩序的重要概念之一。费孝通先生试图以“差序格局”来说明传统乡村社会中的人如何组织和再生产社会关系;可以说,这个概念成为所谓的“社会学的本土化研究”的基石和范式。文章以重新考察差序格局与“伦”的内在紧张为出发点,反思差序格局解释乡土社会的秩序的得与失,并简要讨论了差序格局的后续研究的一些偏差。文中重新回溯了“礼”的本义,阐释了“礼”如何塑造了社会关系的伦理化和人的社会人格,以试图进一步理解礼对社会秩序的实质意义。     

就《左传》看春秋时期礼的解体与转型

<左传>作为我国春秋时期一部历史性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我国古代丰富的礼文化资料,显示出当时礼文化所达到的卓越水平.随着春秋时期宗法关系的变化、政治秩序的衰朽,中国社会逐步步入"礼崩乐坏"的时代.文章以<左传>提供的材料为依据,分析了春秋时人们强调礼仪之分的背景,它是宗法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必然结果,是周礼背后"亲亲"、"尊尊"精神消除后而丧失其政治功能的反映.礼仪之分所反映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人们对礼的生存合理性的反思:政治生活中的秩序规定以某种本有的秩序为本,将自然的存在赋予价值根源的意义,天人关系式的思维模式被采用.     

新见清代礼制孤本文献《文公家礼·丧礼》的内容与价值

该丧礼文献乃系传统村落文化田野考察所得,是相对于我国古代官方"国礼"文献而言的"村礼""族礼""家礼"新见文献。因而,《文公家礼·丧礼》一方面其体现了官方大传统下的儒家正统丧礼的观念,另一方面因受历史、地域以及包括佛道在内的其他文化体系的影响而自成特色,是研究清代湖南地区社会风情、地方历史文化尤其是民间丧礼的重要新见史料,颇具文献史料价值。     

朱熹的礼仪观与《朱子家礼》

家庭礼仪是中国古代社会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南宋理学家朱熹注重家庭礼仪规范的研究和立制,认为家礼要与时俱进,随着时代发展、民俗风情的变化而改变.家礼是自家之事,继承传统,顺和乡俗,应简单易行,不必拘泥于古制.<朱子家礼>在元明清社会家庭广泛流行,后代许多人否定此书为朱熹所作.根据朱熹的礼仪观及其所作著述分析,两者的风格和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家礼>是朱熹未及最终写成的草稿,而非他人著述.     

就《左传》看春秋时期礼的解体与转型

《左传》作为我国春秋时期一部历史性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我国古代丰富的礼文化资料,显示出当时礼文化所达到的卓越水平。随着春秋时期宗法关系的变化、政治秩序的衰朽,中国社会逐步步入"礼崩乐坏"的时代。文章以《左传》提供的材料为依据,分析了春秋时人们强调礼仪之分的背景,它是宗法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必然结果,是周礼背后"亲亲"、"尊尊"精神消除后而丧失其政治功能的反映。礼仪之分所反映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人们对礼的生存合理性的反思:政治生活中的秩序规定以某种本有的秩序为本,将自然的存在赋予价值根源的意义,天人关系式的思维模式被采用。     

礼与刑:《尚书》的法思想解读

为了探讨古代法思想的起源、内容、特点及流变,通过对<尚书>的解读,认为礼与刑起源于祭祀和战争,构成了古代法的主要组成部分.建立在"祀与戎"基础上的国家治理模式赋予了古代法的宗教性和宗法性的特征,并对儒法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古郊庙歌辞中的太一信仰与政治、社会变迁

魏晋南北朝时期，太一信仰在民间流传甚广。通过考察魏晋南北朝郊庙歌辞，发现太一分别在宋、梁、陈国家祀典中占据重要位置。晋时，太一为六十二神之一，不复汉时尊崇。刘宋统治者宣扬其刘汉后裔的正统身份，追溯西汉以太一为至上神的神权体系而加以改造，通过以“太一”名“天”、尊“太一”为至上神，证明其政权的合理性。萧梁时期，将“太一”作为北极星名写入郊祀歌，并以之为至高神居所，是梁武帝出于弥合三教差异、建立国家层面统一的信仰体系的目的，结合社会各阶层太一信仰情况做出的调和之举。南陈承继梁代对太一的神位设定。太一的衰败、复起与其时政权的频繁更迭、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客商魂传统与现代的邂逅——读客家文化研究新书《客商》

<客商>是一个时代的命题,旨在通过对客商历史的挖掘、彰显,倡导"崇商重企"的时代理念,振兴客家经济.<客商>对客家商魂作了深刻透析,在大迁徙苦难中铸就的客家人特有的自强不息、诚信守义、报效桑梓的商魂,激励着客家商人奋发图强.<客商>是我们迄今为止看到的第一部关于客商方阵的全景式纪录,对于东南亚、香港、深圳、广州、梅州五个地域的客商的经商活动的具体描述,使我们对既具有地域色彩又富有群体普遍意义的客家精神品格有了全面而深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