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朦胧诗的语言特质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一直都非常重视语言问题,但传统的研究多把语言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形式因素,故对于语言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作用和地位,其认识及评价就非常有限.朦胧诗在20世纪80年代的异军突起,很大程度上恢复了诗歌语言的敏锐,使其思维和表达充满弹性和活力.朦胧诗以其大胆的批评精神和新奇独异的语言特质,为诗歌及整个新时期文学开辟了新的景观.本文以朦胧诗的语言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朦胧诗的两个语言特质.     

见证 亲历 介入与评判——“朦胧诗/人”徐敬亚的时代荣光

上世纪中国"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时期的重要批评家徐敬亚,同时也是一位坚持诗歌创作已达四十年之久的诗人,其"诗人"身份一直被"批评家"身份所遮蔽,有必要重新加以认证。徐敬亚的诗具有典型的"朦胧诗"特征,虽然其诗歌美学风格在不同时期有着明显的变化,但其"朦胧诗"的底色不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鲜明的政治美学追求;理想主义的坚守;现实主义的底蕴。具有诗人和批评家双重身份的"徐敬亚",作为一个当代诗歌符号,其内涵远丰富于单纯的"朦胧诗人"标签,完全可以升级为"朦胧诗/人"而被视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汉语诗歌文化在总体性上的最佳象征性人物。     

盘根错节上,繁花似锦开

八十年代,曾有一首很流行的朦胧诗,名字叫“生活”,内容只有一个字——“网”。诗人只着一字,却道出了生活被盘根错节的矛盾所充斥的真相,可谓智趣。     

论"朦胧诗"与北岛、多多等人的诗

“朦胧诗”是以《今天》诗人为代表,不同于“现实主义”倾向的一股当代诗歌思潮.它与“五四”提出的建立“人的文学”有相通之处,但把诸多荒谬的、“倒挂”的经验带进了诗歌世界,因而具有与现代主义文学相通的美感面貌和艺术风格.不过,他们的诗又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相区别：与西方现代主义既把客体世界看成是荒谬的,同时也认定主体世界的荒谬性不同,“朦胧诗”肯定主体的意义,企图以诗重演过去的创伤性经验和创造新的未来,重建人的尊严和诗歌的尊严.“朦胧诗”之所以产生广泛的影响,既在开拓了新的诗歌言路,也在言说方式的多样性.     

中国当代朦胧诗与现代象征诗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现的“朦胧诗”,人们对之褒贬殊异,因而曾引起过长时间的论争.我认为,朦胧诗创作的情况虽较复杂,但它无疑是当代诗坛上的一个客观存在,有必要加以认真研究.概括地说,朦胧诗是作为世界现代主义(?)艺思潮在当今中国的产物而出现的一种现象,它并已形成一个引人注目的流派.至今还有人引用朦胧诗人的个别作品,企图说明它们属于现实主义范畴,无非是觉得“现代派”这个名词不好听.但写朦胧诗的作者自己却承认他们是在     

论朦胧诗“涌流期”表意系统的局限性——以诗歌想象力和语言分析为中心

朦胧诗"涌流期"的表意系统存在着局限性,学界尚未出现对其"表意系统"层面的完整审思。这种局限性一方面表现为朦胧诗想象力内部结构中存在的"个体性/同一性"的矛盾,这使其在想象力建构过程中带有不可避免的解构性因素,朦胧诗人在对抗"文革"诗歌的主体建构中聚合,个体自身又带有分散的解构力,想象的悖论由此产生;另一方面体现在朦胧诗的语言层面,以"我"为向心力建构的语言"能指群"造成了其想象维度的单义性,其语言的横向组合也固定在"我"的抒情范围之内,在语言的所指层,"我"被赋予了"绝望/希望"二元对立式悖论感,使得朦胧诗语言在表意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焦虑。朦胧诗的想象力与语言在社会语境的指引下建立了交互式的对应关系,二者在相互的"展开"中所构筑的表意系统有着不可规避的局限。     

回不去时回到故乡——论杨炼的空间诗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杨炼是汉语新诗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从朦胧诗到新世纪诗歌,他都以卓异的成绩代表着汉语新诗创作的某一个方向。他立足于现代汉语语言特性,为汉语新诗提供新鲜的本体性的诗学路向,他所创立的空间诗学观念为汉语新诗的语言结构做了可贵的探索。     

二十年沧桑再看“朦胧诗”

文学艺术的各领域都在回顾和总结中寻求新的发展。而当代诗歌的回顾，则无法回避２０年前的那场新诗创作和论争的热潮。这就是“朦胧诗”。许多评论者都会踌躇于“朦胧诗”这一名称的取舍。它得名于章明的“这种诗体，也就姑且名之为‘朦胧体’吧”①。而其后的一些评论者，又采用了“新诗潮”这样的说法，但它的内涵和外延在不同评论者那里是不尽相同的。谢冕和李黎的“新诗潮”②显然包括了“朦胧诗”及其以后更新的诗人群，而朱寨、张炯主编的《当代文学新潮》③中是“新诗潮”与“朦胧诗”并举，指的是朦胧诗后的“后朦胧”或“第三代人…     

情感、启蒙与政治的多重变奏 ——朦胧诗发生的起点、逻辑与变革

新时期以来,朦胧诗发生的起点、逻辑与变革,表现出情感、启蒙与政治的多重变奏。在朦胧诗发生初期,情感的宣泄以及具有洞察力的思考成为其发生的起点;随着朦胧诗诗潮的推进,崛起论的支持以及启蒙思想的根植为其注入了哲学的逻辑结构,并从根本上成为其探索新时期诗歌创作的原生动力;政治在推动朦胧诗成为思想解放先驱的同时,也成为了其创作落潮的命运推手。     

时代、精神与诗人的自我叙述--90年代诗歌个案研究之一

诗与时代的关系是90年代诗歌争论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当年,"朦胧诗"之与时代的独特关系是通过某些意义模式而建立的.这些模式的有效性在新的时代业已失去,但却留下了一种可贵的精神原质.这种精神原质在王家新诗中得到了富有逻辑性的发展和变异,即从民族苦难的代言人还原为一个"单子",从对"光明"的自居到对自己内心黑暗与傲慢的清理,其中发生着被新文学过滤掉的西方文学另一精神"再生"或移植的故事.他的近作<回答>不仅揭示了新的时代特征,也使自己的写作或叙述获得到了某种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