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香港的受难》画展

我是1942年2月从日军占领下的香港到达桂林的。同行的有夏衍、金仲华、蔡楚生、司徒慧敏等十六人。他们都先后去了重庆,我留在桂林,进了欧阳予倩为馆长的广西省艺术馆当研究员。当时从香港撤退到桂林的文化人很多,记得新波和特伟比我先到桂林。而叶浅予,戴爱莲在后,但叶浅予不久就去了重庆。所以在我们发起搞画展时,他没有参加。经过紧张筹备之后,《香港的受难》画展,于1942年12月在桂林举行。参加者有盛此君、新波、杨秋人、温涛、郁风、特伟等六人。《广西日报》还为此画展发表了孟超、华嘉、韩北屏写的评价文章和开幕消息。接着又于1943年在重庆举行,并增     

我与《重庆社会科学》——把握文化结构认识“重庆实践”

2011年2月,《重庆社会科学》推出《“重庆实践”催生渝派文化——重庆剥者访谈录》一文,约请重庆文化学者对渝派文化进行全方位解读。我有幸受邀纠与其中,对关涉渝派文化的相关问题作出了尝试性分析,但因渝派文化是一刑全新的概念,对其认识自然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这里借助“读者评刊”栏目,提出一些进一步的思考和想法。     

国民党桂系见闻录——读《李宗仁回忆录》后记

留美经过1942年2月我从桂林回到重庆,同行的有一位从香港逃出来的美国华侨朋友黄子秀。黄说太平洋的交通已被阻塞,但仍可乘飞机绕道非洲、南美到美国。因此我到重庆后,仍积极准备赴美留学。白崇禧表示支持,给我用军委会秘书名义领官员护照出     

桂林文化城思忆

八年抗战,我至少有五年多的时间在广西工作,其中又以在桂林的时间最长,经历了桂林文化城前后各个时期,直至沦陷前夕才最后撤离广西。当时我在桂林《救亡日报》工作,以后又一直参加“桂林文协”活动,现在虽已相隔四十余年,不少往事记忆犹新,老战友的音容也难以忘却,而他们有不少已早逝了。广西为了搜集“桂林文化城”的史料,多次来人来函促写回忆文章,盛情难却,至今才写了一些断简零篇,都是个人经历而已,而且记忆不尽准确,必有不少记误,还请知者校正。桂林: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年两年间我是1938年冬从江西的南浔前线下来,几经周折才辗转来到桂林的。这时候,小小的桂林突然臃肿起来,挤满了从武汉和广州来的各种各样的人,好象犯了消化不良的顽疾,市面一片战乱景象。广州《救亡日报》虽已撤来桂但仍未复刊,我寄居在丽泽门外老同学的家     

在桂林的八年

抗战八年,我基本上是在桂林度过的。中间虽然去了香港一年,桂林沦陷后又在昭平黄姚呆了不到一年,其余六年多的时间都住在桂林。在抗战期间,桂林是大后方的一个文化城。若从某种意义来说,桂林在抗战文化中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过重庆。因为重庆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直接控制下,对图书杂志的出版实行严厉的审查制度,而桂林的自由空气比较浓厚,有大批进步文化人士集中到那里。我记得的有:李四光、李达、胡愈之、陈翰笙、孟用潜、陶行知、陶孟和、张志让、欧阳予倩、夏衍、范长江,白鹏飞、田汉、梁漱溟、林励儒、邵荃麟、张友渔、沈志远、杨东莼、陈此     

半岛神韵

那绝非海市蜃楼! 2月28日起,连续4天,在重庆解放碑时代广场,10多万重庆市民共同"见证"了"渝中半岛"未来之形象--     

关于“给新四军汇款”一事

最近在《学术论坛》1981年第5期读到杨铁如同志写的《李济深在桂林二三事》一文后,使我知道了当年发生在桂林的追捕给新四军汇款一案的当事人得免于难的内情。我是此案中敌人追捕的当事人,现对此事略作补充。1940年秋,我们从重庆来到桂林。我爱人邵公文是生活书店总店调他来负责桂林分店工作的。我们初到桂林,就在离生活书店不远的三户图书社楼上暂住。三户图书社是冯玉祥将军和生活书店合办的书店,经理是贺尚华。1941年初夏,组织上安排我在三户印刷厂工作。     

董必武在重庆单刀赴会

1943年9月18日至27日,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其时,中共七名国民参政员中只有董必武一人在渝,他决定单独赴会。     

国民党桂系见闻录

回到广西我偕黄旭初从南京乘飞机回到桂林,已经是秋凉时分,但南国的天气仍然很炎热,游子归来的心更热。在离开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和白崇禧又谈了一次话。他吩咐我,回广西要好好地观察一下那里的政治、经济情况。他说,“把广西建设好,仍然是我们(指桂系)事业的基础。”他要我同黄旭初及他手下的人好好商量。我劝他此时国共纠纷有增无减,不如借题出国考察,周游列强,可增加见识,也可广交朋友,一二年后再回来。我并具体建     

杨东莼在广西地方建设干校

杨东莼同志逝世四年了,我们十分怀念他。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抗战时期,他筹办和主持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的情况,时时萦回在我们的脑际。我当时曾担任干校教导处主任,对东莼同志在干校的工作较了解,现就此方面作如下几点忆述。一、广西邀杨主持建设干校的经过1938年秋,武汉沦陷,长沙相继撤退,文化界有许多同志转移到桂林。那年冬天,东莼同志也由长沙转到桂林。当时,国内团结抗战的形势还比较好。广西地方当局感到对县以下     

山水诗审美漫笔二题——读马君武与柳亚子的桂林山水诗

马君武(1881——1940)与柳亚子(1887——1958),都是我国现代著名的革命家、爱国者和杰出的诗人。他们都曾在桂林从事过革命活动,他们对桂林和桂林山水有着深厚的感情,写下了一些动人吟咏桂林山水的诗篇,至今读来仍感到亲切,得到美的享受。桂山漓水意缠绵马君武、名和,字贵公。出生于广西恭城县,在桂林长大。他不仅求学的青少年时代在桂林度过,后来他的许多政治活动也都是在桂林进行的。因此,他自然地把桂林当作自己的故乡,对桂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有着一种眷恋之情。即使远游在外,故乡也时刻在他心中。他在《伊豆杂感·其三》一诗写道:去国离家人寂寂,断桥流水黄昏月。     

“迈进毋畏路途艰”——回忆我父亲欧阳予倩在广西

“迈进毋畏路途艰”,这是我父亲在桂林时为改革桂剧所题的诗句。的确,父亲在整个八年抗战期间,除了1938年秋到1939年秋在香港开展话剧活动外,其余时间都在广西渡过。他在广西一直在为开展桂剧改革和话剧运动,与当时的黑暗统治斗争,与艰苦的环境斗争,不畏艰难,勇敢向前。这一诗句可以说是他这一段生活和工作的写照。日寇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而抗日战争又导致了中华民族的新生。上海沦陷,孤岛沉入黑暗和恐怖之中,深夜里静安寺路出现过被害者的人头;我父亲当时在上海从事戏剧、电影工作,他也收到了血淋淋的恐吓信。日寇汉奸威胁父亲说,如果不给他们写剧本,就要使我们全家流血。1938年舂,父亲和杨帆同志商量后,接受他的劝告离开上海去香港,同年夏天他到了桂林。     

忆张锡昌同志在桂林

张锡昌同志于1980年6月19日逝世,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锡昌同志的一生,是革命者战斗的一生,他的为人,他的言行,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思之令人感奋。1940年夏,锡昌同志按照党的指示由浙东转移到广西桂林之后,我们长时间和他在一起,在工作上得到他的很多帮助,在政治和思想上,从他那里受到不少教益。他留在广西桂林的时间,前后有七年之久,从事于国统区的民主革命运动和文化工作,许多事情现在还清晰浮现在我们眼前。     

桂林靖江王

靖江王,是明太祖朱元璋赐给他从孙朱守谦的封号。朱守谦幼孤,被抚养宫中,朱元璋非常喜爱,曾说:“儿无恐,尔父倍训教,贻我忧,我终不以尔父故废尔。”《明史·诸王志》洪武三年,封为靖江王,建国于桂林,选择桂林城内,元顺帝登基前住过的地方建王府,即今王城。王府官吏为亲王的半数,禄米等物与郡王相同,地位极为尊崇富贵。靖江王还可以指挥军事和监督地方,有一定的军权。朱守谦封王,朱元璋命名士赵壎为长史,对他进行教育,待成年后才允许去桂林就国,朱元璋对朱守谦管教颇严,当他前往就国时,朱元璋对王府官吏说:“从孙幼而远镇西南,其善导之。”可是这位皇孙到桂林后,任性妄为,“日与群小鬼混”,为非作歹,成为广西的霸王。朱元璋获悉,立即召还,训示再三。这位娇生惯养的皇孙,却满不在乎,作诗发泄不满,被废为庶人,居凤阳老家悔过自新。朱守谦居凤阳达七年,后复爵位。朱元璋仍不放心,令迁往云南边地去磨炼一番,派大臣徐溥陪同前往,随时加以训导,朱元     

叶挺将军在桂林二三事

皖南事变后,1943～1944年间,叶挺将军曾一度被软禁在桂林。当时李济深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叶将军名义上被称为“高参”,实际上是行动受监视的政治犯。我原来是广西大学教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解聘。1940年底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流亡到香港。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后,香港沦陷,我又逃回桂林。国民党企图截断我的生活来源,当时虽有几间大学要邀请我去任教,但都被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阻止。我只能在桂林以卖文为生,用笔名在各报刊发表文章,勉强维持生活。当时我住在桂林郊区花桥附近六合路的几间破落平房里。一天,忽有一个身体魁梧、军人模样的人来访。他手里拿着手杖,自称是叶挺。我和叶挺将军过去虽然从未会过面,但他的鼎鼎大名,我是景仰已久的。见面之后,我们就毫无拘束地谈起来,真所谓一见如故。他要求我带他去看望柳亚子先生和邵荃麟同志,我立刻就陪     

历史的脚印 时代的声音——写在《王琦版画集》的卷首

一当我打开王琦同志的版画集时,首先投进我的眼帘的,就是他的早期作品《在冰天雪地中的我游击队》。由于这张木刻画就勾引起了我不少的回忆,把我又重新带回到四十年以前的日子里去。记得那还是一九三九年初在重庆的事,我当时在敬爱的周总理领导下的《新华日报》编辑部工作。这时刚从延安回到重庆的王琦同志,到中山公园下面西三街的报馆来看望我,并带来了他的几张木刻作品。他当时不过才二十一岁,瘦长的个子,讲着一口四川话,我直到现在还能想起那一天见面时的情景。我们当即把他的《在冰天雪地中的我游击队》留下,制版刊登在二月二十八日《新华日报》副刊版上,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多年来的友谊。     

廖磊传略

廖磊,字燕农,广西陆川县清湖乡上坡村人,1891年(光绪十七年)2月2日生。幼年时家贫,仅在私塾读过三年书。1906年,廖十六岁,到桂林考入广西陆军小学堂第二期,与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先后期同学。1911年在桂林陆军小学堂毕业,转入湖北陆军第三中学堂第二期。是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在武昌起义,廖磊与陆军中学第一、二期同学一起组织学生军参加起     

“桂林文化城”思忆

归来:又一是番新气象1941年2月28日,桂林《救亡日报》被迫停刊。3、4月间,党组织我们分批撤到了香港,一部分人留港创办《华商报》,一部分人转到敌后新四军去了。12月8日,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只打了十七天就举白旗投降了。过了半个月,党开始组织大家离开香港,大部分人由东江纵队接应到游击区,分批回大后方去。我根据通知先到澳门,原来范长江主持     

万里结缘诗书画

新风随归雨,雷响庆同文. 今日多情士,水龙和合云. 这是日本森崎兰外先生写的<重庆温旧交>的五言绝句.从诗中不难看出他对重庆旧交的深情. 森崎兰外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曾和增田忠次良先生多次访渝,重庆市文史研究馆都曾参与接待,我也两次列席,席间相谈甚欢.这座桥是四川外语学院日语老师陈竞先生搭建起来的,因而才有这长久的交往.交往中我曾赠七绝两首:     

抗日时期周钢鸣在文艺理论上的建树

周钢鸣同志于1909年出生在我国南方边远山区广西罗城县.青少年时生活在一个封闭落后的山村里,很少呼吸到新的文化气息.年青的周钢鸣于闭塞的山区生活,渴望了解山外的世界,在时代风云召唤下,15岁便投身革命,参加北伐战争.后来到了上海,于1933年2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两年后便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革命文艺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救亡日报》社于1938年10月,迁来桂林.曾先后任《救亡日报》记者兼采访主任、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指导员以及我地下党外省支部书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人间世》杂志主编.他无论担任什么职务,都始终紧握手中的笔,以笔作刀枪,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他都是在桂林度过的,期间只在皖南事变后短期离开过.他除撰写新闻报道、文艺作品之外,还结合当时的文艺运动写下大量的文艺理论(含文艺评论),当时曾结集出版过《论文艺创作》一书.他的这些文艺论著大多数写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与《讲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