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渡之战看儒法两家的军事思想

公元二○○年,曹操与袁绍进行了一次规模巨大的战争,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战。这次战争中袁绍投入了十万大军,曹操却只有两万多人马,然而曹操战胜了袁绍,赢得了统一北方战争中决定性的胜利,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 官渡之战是三国时期儒法两家的一次政治大决战,这次战争使代表进步势力的曹魏集团彻底战胜了反动的袁绍集团,成为统一中国最强的政治力量。曹操之所以能赢得这次     

官渡之战并非“以弱胜强”

官渡之战素以“以弱胜强”著称。史载曹操以“不满万”之兵击败袁绍的“精卒十万,骑万匹”。然而是否属实,裴松之早就提出有力的质疑:“魏武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卒三十余万,余所吞并,不可悉纪;虽征战损亡,来应如此之少也。”按,官渡战前曹兵屡有激增:破黑山于毒等十余万;破青州黄巾三十余万,收其精锐号曰“青州兵”;建安三年终破吕布,并其众。拥有三、四十万兵力难道     

从《观沧海》一诗看曹操的政治抱负

《观沧海》是曹操的名篇。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在官渡大败兵强地广的袁绍，北方略定。他踌躇满志，胸怀天下。为巩固后方，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亲率大军，北征乌桓，追歼袁绍残部。五月曹操誓师北伐，七月出卢龙寨，途中登临碣石山。他……     

官渡之战是以少胜多的战役吗?——曹操官渡之战兵力考

曹操官渡之战兵力,自裴松之注《三国志·武帝纪》提出“曹操官渡之战兵力,未应如此之少”的诘疑以来,便长期纷争,迄无定论。笔者不揣浅陋,愿就曹操官渡之战兵力——这个至今仍困扰着史学家们的“斯芬克斯之谜”,勾稽群籍,提供一得之见。一曹操官渡之战兵力,在陈寿撰著的《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引的魏晋典籍中,直接而又明确的材料记载不多。为研究方便起见,不妨一并予以列出。     

曹操起家与袁曹政治集团

东汉末年曹操统一北方的战争中,如人们所熟知,他的主要对手是袁绍。但是,过去他们不但不是敌人,而且是亲密的朋友,并结成以袁绍、曹操为代表的政治集团。曹操在前期政治生涯和军事斗争中能够取得胜利,所依靠的就是这个政治集团,袁绍更是有力的支持者。应该说,曹操的起家,主要是依靠袁绍的助力,本文即试图对此加以论述。     

寿亭侯

《三国蜀志·关羽传》:记关羽随曹操破袁绍于白马,斩绍将颜良之后,曹操“即表封羽为汉寿亭侯。”东汉时封候分县、乡、亭三级,亭侯最小。袁曹官渡之战,两军一接触,关羽就斩了袁军主将,军威大振。曹操论功,以亭侯封关羽,这和建安元年(196),因刘备拒袁术于(?)眙、淮阴有功,曹操表封刘备为宜城亭侯(事见《蜀志·先主传》),事例正同。后来蜀群臣上汉帝表进刘备为汉中王时,所列衔名就有“荡寇将军汉寿亭侯臣关羽。”汉寿是东汉荆州武陵郡属县名,在现在湖南常德市的东北,这个汉寿亭是否就在汉寿县内?或另在一地,已无可考了。     

曹操、曹丕军旅诗之比较

曹操是汉末最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倥偬一生,身经百战,写下了不少军旅诗.曹操的军旅诗是曹操军事生活的反映,也是曹操战争经历的见证.曹操经历了汉末诸多的重大战争,如:中平六年(189年)起兵讨董卓;初平三年(192年)追击、收编黄巾军:建安三年(198年)擒杀吕布、陈宫;建安五年(200年)在官渡大败袁绍军;建安九年(204年)攻克邺城;建安十二年(207年)北征乌桓;建安十三年(208年)与周瑜战于赤壁;以及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以后的战马超、讨张鲁、伐孙权、征刘备等.     

秦汉邺城钩沉

自齐桓公筑邺,邺址未变,其地即今古邺三台遗址。秦汉时期,邺在地理上对于历史的发展起了重要影响。秦军据此攻赵,汉高于此置魏郡,东汉灵帝时为冀州治,曹操于此建魏都,邺成为北方中心城市。袁绍初治州城,讲究规整,奠定了邺内城外郭的基本格局。曹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形成了主要建筑沿中轴线左右对称、街区呈棋盘状的邺城城制。     

论曹操的用人思想

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诸雄争立,最后的胜利者,往往就是善致人才、善用人才者。曹操是一位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对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认识更为深刻。重视人才的罗致和使用,是曹操获得重大成功的条件之一,也是他思想中的光辉点之一。 一、“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 靠什么得天下?曹操与袁绍起兵讨董卓时,有过一次对话,袁绍问:“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曹操反问道:“足下意以为何如?”绍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寥寥数语,反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观和战争观。袁绍如愿以偿,占有冀州,为冀州牧,兼有冀、青、幽、并之地,地不可谓不广,亦不可谓不固,但刚愎自用,不善网罗人     

乱世“枭雄”——公孙瓒与刘备

公孙瓒与刘备曾同在卢植门下求学,并由此结下深厚友谊.公孙瓒出仕早于刘备.两人都曾在汉末参与平定张纯等人的叛乱.初平年间,刘备投奔公孙瓒,成为其属下.公孙瓒后来派刘备去青州,刘备在该州成为平原相.曹操攻徐州陶谦时,刘备前往援助,后转归陶谦.陶谦去世后,刘备领徐州,并与公孙瓒的大敌袁绍改善关系.而公孙瓒杀刘虞并控制幽州后,陷入与刘虞旧部及袁绍的战争中.公孙瓒因遭受挫败转为消极防守,最终为袁绍所灭.刘备能得人心,虽屡遭挫败,但顽强坚持.刘备与公孙瓒都可称为汉末乱世中的“枭雄”,不过二人成败有别.     

田丰的“乡土情结”与人生悲剧──兼评袁绍拒迎汉献帝及其南进战略的失误

田丰的“乡土情结”与人生悲剧──兼评袁绍拒迎汉献帝及其南进战略的失误王永平东汉末年，政局动荡，群雄纷争，开中国历史之一大变局。其问，不仅各类英雄豪杰层出不穷，而且也出现了无以计数的智谋之士，其中如荷或、郭嘉、诸葛亮、鲁肃等，因所献之计分别为曹操、刘各...     

曹操屯田述论

东汉末年,战乱频仍,极大地破坏了社会根基,经济凋敝,土地荒芜,人民锐减,满目疮痍。据《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说:“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曹操地区虽然尚未出现“瓦解流离”的情况,但形势也相当严重。他数次用兵,都因粮绝食尽而罢;他在收复兖州时,没有东西吃了,程昱“略其本县（时昱为寿张令）,供三日粮,颇杂以人脯”①;他西迎天子,所将千余人皆无粮,过新郑,新郑长杨沛“乃皆进乾椹,太祖…     

《三国志·武帝纪》辨误二则

1.曹操的"诸君北面,我自西向"战略是错误的。190年关东联军讨伐董卓,袁绍提出另立朝廷,即立刘虞为帝,把刘虞的各方面优势转化成胜势。这对削弱董卓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加强联军的内部团结,扭转当时社会的混乱局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2."太祖到酸枣"条空谈对董卓实行战略包围不与之战,就是中了董卓御敌于函谷关以东的诡计,变相帮助董卓渡过政治危机,也是和曹操平定董卓之乱的思想和行动背道而驰的。因而是条值得商榷的史料。     

清前期河西柳林湖的屯田开发

清前期河西柳林湖的屯田开发●徐实自东汉末年，曹操在许下制民屯田，分成收粮，取得卓著成效后，分成制民屯成为省转输、供军糈、克敌制胜的重要手段。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为了统一新疆，多次对准噶尔蒙古用兵。战争期间，清朝仿照曹魏旧制在河西地区开办了多处分成制...     

“文人论兵”与宋代兵学的发展

“文人论兵”与宋代兵学的发展刘庆尽管中国历史上不乏文人论兵之事，但总的说来，兵学论坛还是被统兵将帅们长期占领着。其间一个重要原因是文人士大夫们大多自觉缺少军旅阅历，于朴刀杆棒、军阵沙场之事不甚了了，不如讲经赋诗来得容易。而像孙武、吴起、曹操这些名将，...     

昭阳伐魏及其相关问题辩析

一、昭阳伐魏史实浅析《史记·楚世家》记载:“(怀王)六年,楚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齐,齐王患之。”《魏世家》亦载:“(襄王)十二年(今按:《史记》关于魏国的纪年有误,襄王十二年当为惠王后元二十年),楚败我襄陵”。又《战国策·齐策二》载:“昭阳为楚伐魏,覆军杀将,得八城,移兵而攻齐。”此与上引《史记》所述当为同一战事。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楚昭阳率师伐魏,于襄陵一带大败魏师,同时攻占了以襄陵为中心的八座魏国城邑,继而移兵攻齐。《鄂君启节》所言“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正好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亦说明此乃楚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故用作纪年标志而载入史册。关于这次战事的原因,《史记》各篇未作任何记载,从《战国策》有关篇章中,略可窥其     

解放前天津行政区划沿革

一、早期的天津1956、1957年,在天津东郊张贵庄发掘出战国墓群,证实早在2,200年前的战国时期,天津西部已有人居住生息。据考证,天津在禹贡时属冀、衮二州,春秋为燕地,秦属上谷郡,汉代属幽州渔阳郡泉州县,当时曾在泉州设盐官。由于东临渤海,各河大致在此分流入海,因而有九河下梢之称。汉末,曹操为消灭袁绍残余势力和征讨乌桓,便于军运,在天津一带开凿了一条通海的运河,即泉州渠。     

关羽败亡与刘备的关系

关羽“失荆州”,不失在未能执行“联吴”策略,而失在攻襄樊未克。但这个失误,是执行刘备的战役计划造成的。在明知孙、刘关系不洽的情况下,刘备坐看关羽以一地之兵抗二国之师,应对“失荆州”负主要责任。     

古人座向尊卑浅说

在阅读古文的时候,我们常常接触到大量的方位名词。如“东面”、“西面”、“南面”、“北面”、“上”、“下”、“左”、“右”等等。这些方位名词,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并不表示方向。如东汉时曹操作《答袁绍》书说:“诸君北面,我自西向。”所谓“北面”,是“称臣”、“臣服”的意思。又如宋代王安石《上皇帝万言书》:“凡在左右通贵之人,     

生命脐带的缺失与新的生存时空——从曹操的生命“越轨”看建安文人之“在”

陈琳《为袁绍檄豫州》云:“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腾。……父嵩,乞勻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僄狡锋侠,好乱乐祸。”这段话告诉人们:曹操出身于宦者曹腾之家,这一卑污的出身,从血统上先天地决定了曹操无法无天、野心勃勃、奸诈好乱的下流品格。陈琳的血统决定论当然是荒谬的,但陈琳的荒谬并不等于阉宦家庭的出身,对曹操的人生便全无影响;相反,曹操的实人生说明影响不仅存在,甚至是极关键、极重要的。这方面的实人生内容,首先是曹操重才甚于重德的与儒教相违的人生观与人生实践。尽管曹操是在二十岁时被举为“孝廉”而步入仕途的,但那时儒文化已虚伪到“察孝廉,父别居”的地步。据裴松之引《曹瞒传》云:“太祖(曹操)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于路,乃阳败面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