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鲁迅”到“延安鲁迅”——国共博弈与“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逝世之后,国共两党围绕其形象建构展开了宣传博弈,中国共产党基于抗战形势和自身文化建设的需要,成功摆脱了国民党对民族主义话语的垄断,不但实现了从"民族鲁迅"到"延安鲁迅"的转换,更确立了以"鲁迅方向"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新文化",建构出与"三民主义文化"相抗衡的"新民主主义论"。但是,基于国共两党政治博弈和时代需要而产生的鲁迅的民族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始终蕴含着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矛盾。     

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

多种族、多族群国家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本国族群关系以及政府应当如何引导族际关系发展方向的重要问题。中国几千年来在处理族群关系中具有把族群问题“文化化”的传统 ,但是近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吸收了欧洲把民族问题“政治化”和制度化的做法。 2 1世纪的中国应当从本国历史中吸取宝贵经验 ,也应当借鉴美国、印度、前苏联等处理本国种族、族群问题的策略与经验教训 ,把建国以来在族群问题上的“政治化”趋势改变为“文化化”的新方向 ,培养和强化民族—国民意识 ,逐步淡化族群意识     

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

在1939年《益世报》的《边疆周刊》上,顾颉刚先生在他发表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中明确提出: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在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学者中引发了一场争论,特别是费孝通先生明确表示不赞成,认为中国内部存在许多民族。近年来,我国学术界也出现了对于56个民族是应当继续称为民族还是改称族群的争论,甚至有人提出废弃中华民族的提法。通过简略地回溯20世纪30年代末的这场关于中华民族的讨论,认为这场讨论对于当前关于民族定义和是否保留中华民族提法的讨论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杂感”到“杂文”——鲁迅杂文的文体辨析

本文从鲁迅杂文的创作动机和现实环境影响出发，从体制、内容、表现、风格等方面分析鲁迅杂文的文体属性及特征，提出了鲁迅杂文作为新型的文学体裁的文体依据     

从“三国演义”到鲁迅，中国文学在泰国的传播

中国文学书刊在泰国的传播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02至1932年,即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影响时期,也有学者称之为“三国演义”时期;第二阶段是1932年至1975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化交替影响的过渡时期,也有学者称之为“鲁迅、金庸时期”;第三个阶段是以1975年中泰建交至今多样化、多元化的历史时期。通过这三个历史阶段的梳理,可以发现以中国文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这一地区竞争激烈,值得警醒的是与中国传统经典文学作品、现代文学作品相比,以中国当代文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思想影响力在泰国逐步减弱。这一典型案例对于21世纪中国如何进行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启示“虚无体验” 邀约“战士”人生——论鲁迅杂文蕴含的生命信仰路标

以"批判—解构"为显在话语特征的鲁迅杂文具有内在的、富于整体性的意义建构体系。对现代生命信仰境界的持续冀望,对生存虚无的反复透视、解构,是鲁迅杂文着力建构的深度意义体系。鲁迅杂文中隐含着相当明晰的生命信仰"路标":启示"虚无体验"、呼吁"虚无超越"、邀约"战士"人生。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兼谈鲁迅文学翻译思想的演变

从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维度研究鲁迅的文学翻译思想及翻译实践可以发现,在1903—1936年间,鲁迅完成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具体来说,1903-1926年间,鲁迅在外国文学译介中倾向于“文学革命”;在1927—1936年间,鲁迅的文学翻译观发生了质的飞跃,从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变。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鲁迅杰出的外国文学译介工作使他不愧为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界之战士”。     

从“狭窄”走向“宽广”——论余华小说《兄弟》内涵的丰富性

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许三观卖血记》,余华的小说一直向人们展示着他对生活和世界的独特理解。长篇小说《兄弟》是余华的新作,它继承了早期先锋小说的某些特征,但抛弃了其中的简单,具有丰富而深广的内涵。     

“民族”研究的范式危机——从人类发展视角的思考

本文从人类发展的视角来理解民族研究的三个范式危机,其一是民族单义性的范式危机,指出民族是多义的。近代有一个从民族国家思潮转变为多民族共和政体的过程,此乃当今中国国体的基本性质之一。其二是民族问题化的范式危机。从人类发展的视角,民族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载体和文化单元,在这个意义上,民族无问题,民族文化无问题,问题在民族之外,这是理解民族的基本原则。其三是去民族的范式危机,重要的不是去民族,而是要让民族去问题,避免让民族成为冲突甚至战争的牺牲品。通过阐释民族研究的三个范式危机,在学理上澄清上述民族研究范式危机,思考对民族研究和民族实践的合适研究范式,为民族研究及其民族政策的制定提出基本的学理依据。     

“重复”:从“词”到“篇”——《故事新编》的结构特征之一

重复是鲁迅《故事新编》的一个重要文本现象,在小说中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语词重复与段落重复。重复是对位的一种表现,它的运用使得这部小说集带有浓烈的对话意味。这种对话并不局限于小说内部意义的相互生发,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小说文本的一种结构性事实。     

“感动你的，就是感动南京的!”——“南京圣火表情，感动南京”活动反响热烈

6月7日．为了更好地宣传奥运意识．弘扬南京市民在迎接圣火传递时所展示出的“热情参与、爱心奉献、言行自律、文明有序”的奥运圣火传递精神和精神文明素质．南京市文明办与西祠胡同联合主办为期10天的“圣火表情．感动南京”活动。截至13日，活动受到了网友的热烈参与。     

“骆驼式”的负重精神——论高长虹“狂飙思想”的人民、人类情结

高长虹作为“狂飙思想”的倡导者与践行者,在他的思想观念深处,除了“狂飙”、“行为”等关键词外,负载着对民族、人类未来幸福的骆驼般的责任与担当。爱人民与爱人类相辅相成,成为高长虹一生文学理想的终极追求。     

鲁迅，一个“肃然不笑的看客”——浅论鲁迅在“看客小说”中的参与方式

有很多文章在论述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其实现实中的鲁迅也是一个“看客”，只不过他是一个“肃然不笑的看客”。鲁迅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看客小说”的构造之中，无论是看“看客”，还是看“自我”，都能表现出他对于一般国人和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灵魂的痛苦解剖与深沉思考。     

东方的普罗米修斯“们”——中国诸民族盗火神话中的守火者和盗火者

盗火神话作为世界性的神话母题,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中国诸民族的神话之中亦存在有较多的盗火神话。守火者和盗火者是推动盗火神话发展的重要力量,明确守火者和盗火者的形象所表达的文化意蕴,对于深入理解盗火神话的内涵有着重要作用。根据目前所搜集到的文本资料,笔者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盗火神话中的东方普罗米修斯们进行了深入探析,以期能对神话所传递的精神力量有更好的解读。     

从“呐喊”美学到“苦闷”美学——鲁迅翻译传播《苦闷的象征》之深层动机研究

在鲁迅美学思想的研究中,鲁迅1907年撰写的《摩罗诗力说》和1924年翻译的《苦闷的象征》特别值得重视。鲁迅在对《苦闷的象征》的翻译与传播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探讨其深层动机是研究鲁迅前后期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变化的重要线索。时《摩罗诗力说》与《苦闷的象征》的比较与分析,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在核心观点上高度一致,《苦闷的象征》比《摩罗诗力说》在理论方面更为系统与完整。研究表明,翻译《苦闷的象征》实质上是鲁迅在传播自己的美学思想。这是鲁迅翻译、传播《苦闷的象征》的深层动机。     

走过生命的黑夜：“心的漂流瓶”重新起航了——1000名网友和700名警察拯救一个自杀少女的故事

核心提示： BBS上惊现自杀遗书，无助女孩要“永远地解脱”。 千名网友铸成一堵生命之墙，我们要携手阻止少女轻生。 警察和网友联合搜索营救，“心的漂流瓶”走出生命的黑夜。     

从“思想鲁迅”到“思想五四”——王富仁鲁迅研究的深刻内涵与现实意义

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提倡“回到鲁迅”“回到文学本身”,强调鲁迅作品的思想意义,指出鲁迅的小说创作不仅是中国反封建“政治革命的镜子”,而且首先应该是“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以此为基点,王富仁建构了重新阐释鲁迅的学术系统,这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鲁迅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富仁指出,鲁迅毕竟是一个作家,他的根本价值在于从文学的角度促使人的精神觉悟,进而从思想启蒙的层面影响中国社会革命的进程。鲁迅的思想高度代表了“五四”思想启蒙的高度,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化自觉的高度,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进取的高度。     

从“恋母”到“寻父”——论卢梭写作的文化心理逻辑

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看,让-雅克.卢梭的写作逻辑可以表述为,以非异化的母性文化作为想象性的本源参照,通过"怀乡症"式的结构性记忆与失忆建构象征秩序(理想之父),从而确立批判主流社会文化的双重依据。本文在对卢梭不同时期的各类文本及其生命经验的整合中具体展现了上述逻辑。     

文学修辞的概念衍生——民族图“形”到产品造“型”的思维方式

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不仅需要得到产品使用功能方面的满足，更需要在产品意象方面得到精神和心理上的满足，民族图形符号是图形符号中最具传统文化概念和性质的表现形式，透过文学修辞的概念衍生寻找与产品造型创意的互通性，整合了民族传统的文化与现代图形的构成，带有民族象征意义。     

进入过去的漫漫长夜——论“琼斯皇帝”的无意识

奥尼尔的《琼斯皇》运用无意识理论对主人公的精神世界进行剖析，个人无意识、民族无意识和人类无意识都交汇在琼斯皇逃亡途中的记忆与幻影中，作品正是从这里表现出它的深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