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善法”法治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略已深入人心,且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纵观我们亲历的法治实践,又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片面认为,只要以法治理国家就实现了依法治国。部分地区搞的以法治省、治县、治乡工程甚至制定了一些违反法律、搞地方保护的侵权之法,与倡导的法治精神背道而驰,走入法治的误区。因此,法治建设工程中,“有法可依”“普遍服从”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所“依据”“服从”之法的“良”“善”是法治又一关键环节,是现代法治的基础。可以说现代法治必须是“善”法法治,九届人大通过的《立法法》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善…     

新人文主义与中国民法理论

新人文主义的民法观主张民法中“人”的因素先在于并重要于“物”的因素,人身关系法是财产关系法的基础;但同时其又反对“人”与“物”的对立,主张人必须谦虚地保持与自然和其他生灵的和谐关系,必须厉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原则,从而与人类中心主义的“老”人文主义相区别。物本主义是与新人文主义的民法观相反的学术观点,是一种以偏概全的理论,应该淘汰。     

引导式正反比较归谬法

归谬法是一种非常有力的反驳方式,它的反驳过程是:反驳者先假定被反驳者的观点是正确的,然后对这一观点进行合理的引申,以最大限度地暴露对方观点的谬误与荒唐,进而达到驳倒论敌的目的。这种反驳的好处是干净、彻底,但在论辩实践中,还有一种与归谬法极为相似,却又更为有力的反驳方式,我们姑且称之为引导式正反比较归谬法。为了说明这种方法,我们先看两段完整的反驳。这是孟子和齐宣王的一段对话,出自《孟子·梁惠王下》。孟子问齐宣王:“您的臣下把他的妻子儿女托给他的朋友,自己去楚回游玩,等他回来时,他的妻子儿女已经挨饿受冻了,应该怎么办呢?”齐宣王说:“同他绝交。”又问:“狱官不能断案,该怎么办?”宣王说:“罢他的官。”孟子又问:“国家没治理好,应怎样对待国君呢?”宣王无言以对,只好看着左右的人,用别的话题来支吾了。     

人治与法治问题初探

一、问题的提出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国内政治生活和思想战线非常活跃,出现了多年来所未有的可喜现象,人们对于彻底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堵塞产生封建法西斯暴政的漏洞,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人治和法治问题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但是在有的文章中,片面的强调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认为两者始终对立,各执一端,如水火之不相容;似乎以礼治、德治为内容的人治就意味着专制,而法治则总是与民主相联系的,是限制君权、反对专制的。这就不自觉地造成一种褒法贬儒的印象,而且是从历史和现实相联系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这岂不是说儒法斗争的历史从古     

法治政府的本体追问与价值取向

法治政府的应然形态和本体面貌需要我们无休止地追问。法治政府意味着政府机构是依据体现广大人民意志、意愿和民主、公平、正义的法律而设立的政府,政府的运作,包括政府立法、执法、司法在内的政府行为都合法、合理、规范,法治政府是以良法之治、政府受法律控制、保障公民权利、控权护权统一、行政救济和司法审查为价值取向的政府。法治政府无疑应该是体现实质正义的“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阳光政府”、“诚信政府”和“廉洁政府”,法治政府应然图景需要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去大胆描绘。     

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大进展。笔者认为：由于提出了“依法治国”，所以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就应当理解为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且，应当继续组织深入的研究，以准确表述和大力宣传这一伟大目标，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指引我们前进的一面光辉旗帜。关于法治的三点认识笔者主张，应该明确我们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     

以法治思维方式反对腐败——基于A、B两市的实证研究

法治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前提,也是反腐败工作的基本要求和持续推进反腐工作的重要保障。在构建法治方式量化评价模型的基础上对西部地区A、B两市法治方式反对腐败状况进行评价,并提出推进法治思维方式反对腐败的建议。     

试论实现中国法治的模式选择

在“依法治国”方略和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确立之后，理论法学界提出了构建法治之基础的各种理论：观念转变论、经济条件论、德治同步论、“良法”基础论。这些理论都从某一侧面阐明，在中国构建法治需要一定的条件。本文不完全赞同“法治条件论”，而主张“法治行动论”，认为当法治目标在一国确立之后，人们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实际构建它，并在运作中积极能动地创造各种法治条件。当前中国实现法治应选择国家强行推动的模式，即由政府和社会双轨驱动法治。在这一过程中，应首先关注以下问题：切入点的选择、“作业面”的选择、法治进程的把握     

The Dynamics from the Ideal to the Reality─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个从理想到现实的动态演进过程。中国人民的法治理想具有人权、自由和社会正义等内在价值,其突出表现是“人民要求政府及其官员守法”;中国人民对法治的要求有源自中国社会内部的现实原因。中国的法治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交织在一起,法治建设应该而且事实上一直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联系。法治与社会之间有着动态的联系;中国社会中有助于法治发展的相关部分正在逐步发展。法制是实现法治的途径。尽管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但中国在立法、司法和其他方面都正在朝向法治社会发展。中国的法治就像一个初生的婴儿,从理想到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论先秦法家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法治之共性

法家的"法治"和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分别在东、西方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尽管法家的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法治理论存在着诸多差异,但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共性,以及人类追求美好生活和制度的共同愿望,作为代表同时代中西方法治理论的最高水平,先秦法家法治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法治确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二者都旗帜鲜明地主张法治,反对人治;都追求良法;都要求君主守法.法家法治思想对我们当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可以根据传统法治文化固有的精神,结合我们当下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在诠释中对法家法治理论作出新的解释,或者可以称为一种"创造性的转化".     

鲁迅关于《水浒》的部分论述

“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流氓的变迁》(一九二九年),《鲁迅全集》第4卷第123页 明季以来,世目《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为“四大奇书”,居说部上首,比清乾隆中,《红楼梦》盛行,遂夺《三国》之席,而尤见称于文人。惟细民所嗜,则仍在《三国》《水…     

现代"法治"与法官角色的法理学思考

“法治”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安全阀” ,实现“法治”目标的一个重要基础和前提是要充分而有效地发挥司法功能 ,而此又要依赖于法官恰当地扮演好自身的应然角色。当下中国 ,法官已绝非处于法律虚无主义时代的位置 ,且随着法制的逐步健全和“法治”氛围的渐次营造 ,其使命越来越神圣并任重道远。所以 ,如何造就一批合乎现代“法治”价值要旨的法官队伍是我们必须认真而慎重思索的现实和重要问题。     

“唯”与“惟”之辨

在目前学术刊物的审校过程中“唯”与“惟”的用法存在一些歧义,有些编辑将原作者文中的“唯一”“唯我独尊”等中的“唯”字改为“惟”,有些则拒绝用“惟”字。这些都失之偏颇。笔者翻检《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第五版,第1446-1447页),“唯”“惟”条目“唯独”注也作“惟独”,“唯恐”注也作“惟恐”,“唯利是图”也作“惟利是图”,“唯命是听”也作“惟命是听”等等。可见“唯”与“惟”在大多数场合是相通的,只有在“唯唯诺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与“惟妙惟肖”词条中两个字才有所区别。事实上,自古以来“唯”“惟…     

论公法与德、英"法治国"思想传统

文章从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理论背景中确立公法与“法治国”的关系,指出公法在德国“法治国”和英国“普通法法治国”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和作用。德国的法治国是一种以立法理性为基础的治理,而英国的法治国是一种司法理性形态的治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很难撇开康德的“法治国家论”和黑格尔的“伦理国家论”理论谱系来进行公法问题的研究。     

论庄子齐物论思想的系统性

齐物论思想是庄子认识论的哲学基础。庄子将齐物论思想纳入道的范畴,为齐物论思想找到一个理论上的依据。庄子在万物一齐的总体思想框架下,又分出齐物我、齐生死、齐是非等分支思想。齐物理论不是一种单纯的理论体系,而具有强烈的社会实践意义。“齐物我”思想是逃避现实矛盾的法宝,“齐是非”是止息儒墨争辩的利器,“齐生死”则是人生面对死亡的“安乐椅”。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律思考

面对我国目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历史条件,如何作出应有的法律思考呢?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全文从如何优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律意识、如何加强与完善初级阶段的法律规范体系建设和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如何把握初级阶段法律建设的度等三个方面论述了我国目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法律思考。文中对全国普法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并就“法学幼稚”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主张在法制建设中既要反对滞后立法又要防止超前立法,认为超前立法与超前立法意识不是一个概念;在分析了法律数量上的度、法律规范上的度和法治程度上的度后认为在初级阶段,以人治配合法治并促进法治从而为走向法治创造条件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过程。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发展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思想中有关自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众所周知,许多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发展了自己的革命原则,其中也包括自治的思想,但同时又反对整个马克思思想中的某些重要观点。随后,又出现了一些作者,他们发展与马克思相反的自治思想,同时竭力表明,马克思的思想同自治和自治社会的原则是相矛盾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从理论上,有时也出于思想上政治上的原因,那些抛弃了马克思思想的人对马克思思想的解释是片面的,甚至是完全歪曲的。应该强调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是反对教条主义地设想未来的人道社会的,尽管他的全     

论列宁反对“左倾”的斗争

论列宁反对“左倾”的斗争艾景学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反对“左”倾错误斗争的历史经验对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深化改革过程中提出的既要防“左”又要防右，特别是要注重防止“左”的错误，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所以，对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反对“...     

行政权运行机制试析

中西方法治发展虽然具有差异性,但行政权运行机制却很相似———从传统“单向控制机制”转向复合运行机制。中国当前应该选择弱化国家权力、培育市民社会的法治模式;同时,行政权运行应以“控权—平衡论”为理论基础构建法律“控—导”机制。     

论中国法治国情对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完善的促动

当代中国人权事业发展迅猛，“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人权从政治性宣告向司法实现的进一步转型。从人权司法化问题的明确提出到现在，中国人权事业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人权观念认可阶段、人权立法保障促动阶段和人权司法保障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法治国情从所依之“法”到所治之“国”均发生了诸多变化，促动着对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完善。法治国情所依之“法”的变化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正从“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转变；正从“政治思维”向“法治思维”的思维方式转换。法治国情所治之“国”变化显现为：“中国梦”将深刻促动中国的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国际化对依法治国有更高要求；主要社会矛盾转变对依法治国提出新要求。当前，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完善必须立足现有的法治国情，其现状也是现有法治国情的组成部分，在与社会各种因素的互动中推动中国法治国情的发展，而法治国情的发展又进一步促动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