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的“苦力”贸易——兼论十九世纪中国旅美“苦力”华工

一十九世纪上半期,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其海外殖民地的开发,迫切需要大批廉价劳动力。与此同时,中国的封建社会正在缓慢解体,农村大批破产农民和城镇游民便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理想的劳动力来源和掠夺对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利用其在中国取得的种种特权,在我国沿海口岸竞相掳掠华工出国,从事奴隶劳动。被外国侵略者掠骗出国的华工亦称为“苦力”(Coolie),Coolie一词源于印度泰米尔语,指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有人取其音义,译成“苦力”。英文档案中所称的苦力,是指被拐贩到西欧和美国从事奴隶劳动的华工,我国文献称为“猪仔”。这种把人当作商品交易的行为则被称为“苦力贸易”(Coolie Trade)。“苦力贸易”与“猪仔贩运”是有区别的。“猪仔贩运”的目的地主要是东南亚各地;而“苦力贸易”地区主要是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大洋洲各岛。在这场持续很长时间的掳掠人口“苦力贸易”活动中,美国毫不后人,它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积极参与“苦力贸易”活动。     

从语言能力到交际能力

一人们常说:“世界上有几千种语言。”;“英语是一门使用广泛的语言,”;“汉语是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语言’一词也用于“他使用恶毒的语言攻击我”;“鲁迅语言的特点是一针见血”;“赵树理的语言有山药蛋味”等等。一般来说人们很少注意‘语言’     

“博士”称谓与手艺人

张清常先生所著《胡同及其他》是一部卓有建树、很有影响的社会语言学著作,其中《漫谈汉语中的蒙语借词》(原载《中国语文》1978年第三期)在论及“汉语和蒙语不但相互借词,而且往往有些词彼此借过来又借过去”这一语言现象时谈到: “……又如‘博士’是汉语的词,蒙语借用,叫做[pak恤i],意思是老师。又被汉语搬回来,这就是‘把式’,意思是擅长某种手艺的人(如:车把式、花儿把式、武把式、老把式……)和贬义的‘把戏’(如:小把式、鬼把戏、耍把戏……)。由此猜想,在近代汉语里,有‘茶博士’、‘酒博士’等,虽然汉字写的是‘博士’,而词义上却与‘太学博士’相去颇远。如果看了蒙汉借词这种关系,博士——[pak扒i](师父)——把式(擅长某种手艺的人),那么,卖茶卖酒的人能够称为‘博士’,就比较自然了。”     

释“好女子”

“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旁逸斜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这是《白杨礼赞》中的一句话。其中“好女子”一词,中学语文课本未注,教学中也多为人忽略,而略加推究,亦不无裨益。     

英汉词语互借初探

随着中国与外国经济贸易、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旅游观光等多方面的交往日益增多,各自的语言词汇彼此也有所渗透,涉及面很广.不但西方各国语言吸收了大量外来词,而且汉语也引进了不少外来词.本文拟就由汉语引入英语、由英语(含外来词)引入汉语的常用词语作个初步讨论.这些词首先多以音译形式出现,比如汉语中的“武术”一词进入英语,写成wushu;英语的motor一词,进入汉语写成“马达”.天长日久,有些词由音译变成了意译,如“高梁”由kaoliang→sorghum,汉译motor由“马达”→“发动机”;或二者同时使用,如microphone既说“麦克风”,也说“话筒”.下面主要就报刊和辞书中常见的这类词分两组举例,摸索这两种语言互借的某些规律,以期抛砖引玉,进一步研究现代英语词汇现象,探讨语言变化的动态,来指导语言实践.     

“词结”还是“词组”

林玉山同志的《汉语语法学史》一书在评价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时,有这样一段话: “另外,对‘词结’的说法也不严密,他在前面(见《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56年8月修订版,页23)说词结是主语和谓语的结合,在后面(同上,见页85)又把偏正关系看成是‘组合性词结’或‘结合性词组’,把‘盲者之为盲’,‘师之出’,都看成是‘词结’,实在是理论不周、概念混乱,这样组合性和结合关系简直没有什     

从现代英语的发展趋势看英汉语某些语法结构的一致性

英语是综合型语言,句子中词与词的关系靠词尾变化来表示。汉语是分析型语言,句子中词与词的关系靠词序或助词来表示。而现代英语正由综合型逐渐向分析型发展。从现代言语的发展趋势来看,英语的语法结构越来越接近汉语,二者有许多共同之点。正象美国英语学家乔姆斯基(Chomsky)指出的那样,人类的各种自然语言尽管表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不同,而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却是相同的。这样便产生了各种语言的普遍性(universality)或一致性。现代英语的语法结构逐渐向分析型发展与汉语语法结构越来越显示出更多的一致性。下面便根据现代英语的发展趋势谈谈英语和汉语某些语法结构的一致性。     

批判美英音位学中唯心的理论

“有声语言或词的语言始终是人类社会唯一的能作为人们完善交际工具的语言。”(一)人们相互交际,交流思想,达到相互了解,必须要用词和语法,而词和语法又必得靠声音来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过:“‘精神’这个东西,一开始便可怜为物质所‘膠葛’着,这里所说的物质是被振动着的气层,声音;一句话,便是言语。”(二)可见声音是人类语言不可少的“自然物质”和形式,没有声音这一物质外衣,语言要成为人们交际的工具,是不可以想像的,     

浅谈翻译与对等

所谓对等(equivalence)是指使用不同的语言对同一事物或思想的描述。如汉语“猫”,英语称“cat”;汉语“牛”,英语称“cow”;汉语“蛇”英语称“snake”等。它们都是对等词。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就是信息发出人把自己的原始思想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成为一种信息,让信息接受人看了以后在自己的头脑中形成一种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思想。其基本过程是:     

EXCEPT及其同义语之间

象任何其他语言一样,英语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同义语。当然,我们知道,严格的“同义语”是很少的。即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语之间的意义大致相同或相近,但它们“至少在‘频度’‘分布’及‘涵义’几方面却不完全一致”。这里所谓‘频度’是指词语在语言中的重现率(即出现次数的多少)而言;所谓‘分布’是指词语的使用范围(如用在什么场合,什么文体等)而言;所谓“涵义”是指词语所包括的意义(如基本意义或附加意义等)而言。例如:understand,comprehend,dig是一组同义词,作“理解”解。但它们的重现率,使用范围却不完全相同。understand是常用     

词的书面形式应决定于什么?

部编中等师范学校《语文基础知识》(1984年9月第一版)第一册第三章第二节在讲述“什么是词”的一段文字中是这样阐述的:“一个词可能由一个语素构成,这个词就写成一个字,如上面例句中的‘来’‘喂’‘了’‘的’;一个词也可能由两个或几个语素构成,这个词就写成两个或几个字,如‘我们’‘春天’‘社会主义’。”从这段话推出的结论就是:一个词可能由几个语素构成,这个词就写成几个汉字,也就是说,一个词在书面上写成几个字是由这个词所含语素的数量决定的。     

现代英语中来自商品标牌的词汇

现代英语中,eponym指的是由专有名词转化而成的词汇,这里专有名词主要是人名和地名,随着语言的发展,它们失去了原义转化成普通名词或其它词类,如人们熟知的sandwich“三明治”来自十八世纪英国的Sandwich伯爵,Iynching“私刑”一词来源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奴隶主Lynch的姓氏,cashmere“(俗称‘开士米’的)山羊绒”来自地名克什米尔,shanghai“绑架,     

汉语同源词词群考

本文所从事的语源学研究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系联同源词的过程中 ,首先就上古音总结出同源词之间的语音转移规则 ,确定了“大”、“小”、“乱”三个义类 (即语源义 ) ,然后就上古文献钩稽有关词汇 ,以同义词互训同训为经 ,以同源词音转可通为纬 ,归纳出“博”、“小～”、“悖”三个同源词词群。研究结果表明 ,汉语词汇并非散沙一盘 ,汉语的词汇系统就是由一个一个同源词词群组成的。本文还利用亲属语言同源词进行词汇和语音的历史比较研究 ,文中推求的语根表明 :汉语前上古音存在 smp_、 tsl_、 mp_等复辅音声母。     

试论上古汉语中的“可以”

“可以”在上古汉语中,都是两个词的结合,还是其中一部分已凝固成为一个复音词?王力先生认为:“上古汉语的‘以为’和‘可以’并不等于现代汉语的‘以为’和‘可以’。现代汉语的‘以为’和‘可以’都是双音词(单词);上古的‘以为’和‘可以’都应该了解为两个词的结合,而‘以’字后面还省略了一个宾语。”并且认为:“汉代以后,‘以为’和‘可以’才逐渐凝固成为复音词。”于此,王力先生特别引用了《史记·袁盎列传》“司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一例为证。杨树达先生在《高等国文法》“助动词”一节的“可”字条下,《词诠》的“可”字条下,均引《史记·袁盎列传》“司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为例证,来说明“可”的意义,都未涉及“可以”。据此,可以认为,杨树达先生对《史记》中的复音词“可以”,乃至整个汉代的著作中的复音词“可以”,都是作为两个词去理解的。     

豪华落尽见真淳——读李华《陶渊明新论》札记

正值纯学术书的出版处于低谷之际,李华先生的《陶渊明新论》出版了,这是值得庆贺的事。 这部新著的特色之一,是把考证得令人信服的年谱放在全书之前,接下去便是“考释篇”。李华先生的考据功力颇深。 例如,过去许多研究者把陶诗中的“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之“南亩”,释为田亩泛称。而李华指出:“实则渊明癸卯岁于南亩之田虽为初耕,但其躬耕生活并非始于斯年也。因知‘南亩’并非田亩泛称,乃专指一处田地。渊明诗文中写到田亩,皆有专指,除‘南亩’、‘南野’、‘南畴’外,尚有‘西田’、‘西畴’、‘下潠田’,而少有泛称也。’(见《陶渊明新论》82页,以下只写页数,不再写书名。 )由于对“南亩”的考证,我们不仅了解到“南亩”有专指,同时也知道“南野”、“南畴”、“西田”、“西畴”等地,都是有所专指的。李华的此种考据可谓一考而多得。     

方位词及其修辞色彩

一、方位词的引申用法关于方位词,大多数语法论著除提及“方位词可分为单纯方位词和合成方位词,方位词的特点是经常附在别的词或词组(短语)后边,组成表示时间或处所的名词或方位词组(短语)”外,很少涉及其他。黄汉生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语法修辞)则不同,除上面的论述外,还指出:“‘上’‘中’‘下’这几个方位词有时并不指实在的处所或时间,这是它们的引申用法,……”其实,不仅“上、中、下”这几个方位词有引申用法,别的方位词像“前、后、左、右、东、西、南、北”等也都有引申用法。如:     

“铁里温都答喇”小考

“撞着个行家,铁里(又译作“力”)温都答喇。”这是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紫钗记》第28出《窃霸》[水底鱼]中的一句。“铁里温都答喇”显然不是汉语,究竟是哪一种民族语言呢?冯汉镛先生认为,“铁里温都答喇”与《牡丹亭》中所提到的“喇嘛”属同一语言。他说:“注家谓‘铁里温都答喇’和‘喇嘛’都是藏语。”(冯汉镛《藏族风物对祖国的贡献》,载《中国藏学》1991年4期)“喇嘛”确是藏语,但“铁里温都答喇”却不是,冯先生的这一看法是不正确的。 “铁里温”与“答喇”二词并非藏语,而是蒙语,有的注家对此早已明确指出。如,人     

论"词本位"理论的困境

针对“什么是汉语的‘词’”、“如何划分汉语的词类”、“如何利用现行的词类体系进行语法分析”等问题,丁声树、朱德熙、吕叔湘、赵元任等学者都曾进行过积极的探索。不过,从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词本位”理论存在着三个方面的困境:(1)确定汉语的“词”困难重重。(2)词类划分问题难以统一,词类划分结果分歧较大。(3)利用现行的词类体系进行语法分析时无法避免繁琐与循环论证诸问题。     

论动词“以为”的历史来源

上古汉语中存有大量不同性质的同形异构的“以为”,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动词‘以’+动词‘为’”有表使动义和表意动义两种,“介词‘以’+动词‘为’”是由表使动义“以+为”发展而来的,“连词‘以’+动词‘为’”又由“介词‘以’+动词‘为’”演变而来,而动词“以为”是由表意动义的“以+为”词汇化的结果.表意动义的“以……为……”结构,当“为”的动作性较轻,“为”的宾语能够对“以”的宾语进行判断和陈述时,“以”的宾语便可位移于“为”后,形成“以为……”变换式；又由于“以”与“为”的频繁连用,加之韵律的作用,“以”与“为”在词义上进一步融合,最终凝固成词.     

英汉语拟声词的构成、功能及其翻译

<正> 世界各族语言中都有大量的拟声词(或称象声词),英汉语也是这样.英语拟声词(Onomatop oeia或Imitative Words)的定义是:“The formation and use ofwords to imitate sounds.”(J、A、Cuddon:A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汉语的定义是:“模仿客观世界的声音而构成的词.”(王希杰:《汉语修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