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的文学思想

班固(公元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东汉初著名史家及文学家。著《汉书》及诗赋文章数十篇,后人辑有《班兰台集》。曾参加讨论与整理儒经的白虎观会议,奉诏记录、整理了《白虎通义》。据范晔《后汉书·班固传》及《汉书·叙传》载,他生于书香世家,从小刻苦学习,“九岁能属文,诵诗赋”;长大后,学无常师,博览典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融会贯通,成一家言。其父彪曾续《史记》作《后传》六十五篇,未成而卒。班固继承父     

《墨子》词汇谭概

墨家学派的开山鼻祖墨翟,是挺立在战国时代文化巨人之林的一位伟大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述尧舜,陈仁义,禁攻暴,止淫用”(汪中《墨子序》),“执俭确之教”,“意显而语质”(《文心雕龙·诸子》),在诸子中独树一帜。墨子针对当时“侵大国之地,耗小国之民”,“劫人以甲兵,威人以众强”,“灾害加于诸侯,劳苦施于百姓”(《墨子后语下》)的社会政治现实,提出救世治国的政治主张,建立起墨家思想体系而成为显学,“其在九流百氏之中,惟儒足以与之相抗,自余诸子,皆非其比。”(汪中语)。     

墨子从生产和“民利”出发的思想试论——兼谈对郭沫若贬墨观点的不同看法

墨子姓墨名翟,鲁国人,约生在孔丘之后,孟轲之前,即春秋末战国初的时代。他是墨家学派的的创始人。墨家学派与孔丘为首的儒家学派在当时同样著名,儒墨并称,瞥之为:“世之显学”(《韩非子·显学》)。《吕氏春秋·尊师》也说:“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墨子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位伟大思想家,研究他的思想的可靠史料是《墨子》这部著作。通观这部著作,其中贯串着一个基本观点,那就是“强乎耕稼树艺”,“强乎纺绩织红”,以“兴天下之利”。即是努力发展生产,关注百姓利益。这个基本观点贯串在     

《荀子》校释笔记五则

(一)非十二子: 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故,知默,犹知言也。故,多言而类,圣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无法,而流湎然,虽辩,小人也。王念孙《读书杂志》:卢云,此数语又见《大略》篇,彼作“多言无法”。此“少”字似讹。今按,卢说非。《大略》篇当依此作“少”为是。“类”亦“法”义。《方言》卷七及卷十三均训“类”为“法”;《广雅·释诂》亦以“法”训“类”,王氏《疏证》引《荀子·儒效篇》“其言有类,其行有礼”云:“类之言律也,律亦法也。”然则本篇     

论王充的疾妄求实思想及对《史通》的影响

<正>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代学术界的疑古求实的风气已经萌芽.孔子的名徒子贡就曾对古史中关于商纣王暴行的夸大描写表示怀疑,他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矣,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其后,孟子竟得出“尽信书不如无书”的结论。(《孟子·尽心下》)到了西汉,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对古史记载作了大量的辨伪工作。在东汉老一辈学者中,著名的思想家桓谭在所作的《新论》中:“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论衡·超奇》,案:以下所     

西周三公辨析

西周三公究竟指哪三种职官?从西汉末年开始,即有两种不同看法,代表者就是经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本文认为,今文学派以六卿之中的三有司即司徒、司马、司空为三公,是以汉制说周制,不足为取;古文学派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根据是较为可靠的。古文学派称引“古《周礼》说”。“古《周礼》说”同于伪古文《尚书·周官》,伪《尚书·周官》所记“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十一字,则是真《尚书·周官》篇之逸文。     

《庄子·天下》篇的辩题是名家逻辑学说的纲要

《庄子·天下》篇是一部最早的中国学术简史,它对先秦各家学派都有切要的评述,其中在评介惠施与公孙龙学说时,记载了惠施“历物十意”及与之“相应”的公孙龙“二十一事”。这三十一个辩题勾勒了“名家”(即逻辑学学派)学说的概貌,体现了名家学说的纲要,是研究先秦逻辑学尤其是名家学说的珍贵文献。《天下》篇在介绍惠施“历物十意”之后写道:“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辩者以此(即“二十一事”)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这充分说明公孙龙的“二十一事”与惠施的“历物十意”是相呼应、相发明的,他们是基本观点相一致的同一学派,而不是“离”、“合”相反的对立学派。《天下》篇的施龙“相应”的观点,揭示了这些辩题内在联系的本质,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正确理解这些辩题的指导性线索。现在,我们把三十一个辩题归纳为五大方面进行具体剖析。     

孟子学说由“显”而“隐”的政治背景——《孟学流变刍议》之一

孟子是先秦儒家学派中的重要人物。韩非把“孟氏之儒”列入“显学”。他批评儒家“以仁义教人”、“言先王之仁义”(《韩非子·显学篇》)。我们知道,“仁义”同时并举,正是“孟氏之儒”的特色。因为孔子大谈其“仁”,也多次说过“义”,但从未“仁义”并提。可见韩非事实上把孔孟相提并论。此外,从汉代一些著作和封建国家的措施中仍可看出早期孔孟几乎并列的痕迹,如司马迁说:“(邹衍)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史记》卷74)王充《论衡》一书有《问孔》和《刺孟》两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汉文帝时,《论语》、《孟子》两书曾和《孝经》、《尔雅》一起“皆置博士”(见赵歧《孟子注》卷首),可以说是孔孟并列。     

王充对诸子的评价

在一九八五年第一期的《河南大学学报》上,我发表一篇文章专门探讨了王充对孔子及儒家学派的评价问题,而且得出如下的结论:王充是“赞鸿儒、颂贤儒、尊硕儒、重文儒、扬儒生、抑文吏而批世儒。总而言之,王充所推崇、颂扬的是有真才实学的儒者,而批判趋炎附势、附会阴阳五行、谶纬迷信而利禄熏心的世儒。其矛头所向是已经神学化了的经今文学派,而对孔子所传的先秦儒学(五经)还是尊重的”。人所共知,王充是一位学识渊博,具有鉴别能力和批判精神的学者,“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卷四九《王充传》),除对儒家学派进行过评论之外,对诸子百家也都进行过评论。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出王充对各家学派的真实态度。     

子张之儒对原始儒学的继承与偏离

子张之儒对原始儒学的继承与偏离丁原明子张之儒，韩非列为儒家八派之首。然而，孔子批评“师也过”（《论语·先进》），孟子说他只得“圣人之一休：”（《孟子·公孙丑上》），而荀子则斥他为“贱懦”（《荀子·非十二子》）。这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其主要原因就是子...     

《宋史·陈傅良传》补正

陈傅良是南宋前期著名学者,《宋史·儒林》有传。他是当时国内三大学派之一的永嘉事功学派的重要思想家,笔者曾和徐规教授合写过《陈傅良的著作及其事功思想述略》一文,着重叙述他的事功。由于“《宋史》于诸史中号为芜杂,南渡以后,又极荒略”,而每位学者的成就与思想面貌,又为他的社会历史条件、环境等等所决定,因此,本文拟对《宋史·陈傅良传》(下称《宋史本传》)有关家世、生平、官职、生卒年月等等,试加补正。以作续篇。     

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可喜收获--评余三定<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当代学者研究>

我国对学术及学术主体———学者的研究 ,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 ,《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诸篇已发其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 ,对胡适、陈寅恪、鲁迅、郭沫若、钱钟书、梁漱溟等一大批学者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这方面的全面系统的研究 ,仍然滞后于“全球化时代”的需求。特别是经过“文革”十年的“断裂” ,这种滞后的“综合症”更见明显。而目前又有来自市场经济大潮的撞击。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 ,余三定踵武前代 ,沿着前人开辟的“对于研究者的研究”之路 ,立足于 2 0世纪 80、90…     

楚辞新证

顷读《楚辞》,于旧注每有所疑,辄翻阅古籍、字书与有关史料,以求确诂。偶有所得,则记之书端行间。今集其数则,稍事梳理,不敢信其必是,愿献诸大方,以求正焉。离骚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 “壮”字,王逸《楚辞章句》释为“年德盛日壮”。朱熹《楚辞集注》本《礼记·檀弓》之说,释为“三十日壮”。按王、朱之注似失之泥。此为屈原怨责、劝说怀王之言。屈原以为怀王之失在于斥远忠正贤良,而亲信谗贼奸邪。《离骚》诸诗多寓此意。王逸知“秽”为“行之恶也,以喻谗邪”,却不知“壮”与“秽”相对为文,当指忠正贤良者而言。“壮”训忠正贤良,乃借“壮”为“庄”。《庄子·天下篇》“不可与庄语”,《释文》曰:“庄,一本作壮”。是其证。又《逸周书·祭公解》:     

文辞所被 夸饰恒存——谈古典诗文里的夸张

艺术夸张在我国的文艺评论中也叫增语、增文、夸饰、形容、豪句、激昂之语等等。王充《论衡·语增》云:“纣为长夜之饮,糟邱酒池,沉湎于酒,不舍昼夜。”又《论衡·艺增》有“《尚书》‘协和万国’”之言,还有“《诗》言‘子孙千亿’”之语。这些都是“增语”、“增文”。《文心雕龙·夸饰》说:“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     

漫谈《庄子》中的庄子形象

<正> “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这是《庄子·天下篇》对庄子学说的基本估价,也可以看作《庄子》其书风格和庄子其人性格的简要概括。《庄子》书中,庄子本人形象出现在一定情节或故事中凡25次,大多见于外杂篇。所记庄子言行,有的也许是真实的,有的很可能是作者所编造。其目的在假借庄子之口以表达某种思想观点。因此,庄子的形象,大多带有寓言性质。和《庄子》中的老子、孔子形象一样,都是作者有意塑造的产物。其中所反映的思想皆属庄周学派,然而形象的客观意义却往超出作者的主观意图,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独立的审美价值。     

闲话权名情“三累”

涉足仕途的人是没有吃茶、听蝉的人来得轻松的,不然何来“无官一身轻”之说? “无官一身轻”的反面,该是“有官一身累”吧? 有官何以知累? 《中国检察报》(95·8·17)曾披露了犯了受贿罪的市长忏悔:“我是栽在市长这个职位上的,如果我不当市长就不会犯罪。原来是“权力效应”累害之累,以笔者思之,市长成千,不一定都栽了;不当市长也未必不犯罪。对于这种“累”权且称之为“权累”。     

“儒”字补义

在先秦，“儒”有教官、教师之义，但此义为《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辞书所失收，故今为之补。先秦时期，在诸侯国中传授专业知识、专门技艺的人被称为“儒”。《周礼·天官·太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郑玄注：“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德行”，指《周礼》中的“三德三行”（详后），属于道德行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是专业知识与专门技艺。可见，师与儒都是教师，所不同的是，“师”是负责道德品行教育…     

《成均图》疏证(续)

③《说文·艸部》:蕰,积也,从艸。温声,“於粉切,谆部。段注”《左传》‘夷蕰崇’,杜注‘蕰,积也’。又《蘋蘩》 蕰藻之菜’注‘蕰藻,聚藻也。’《小雅·都人士》、《礼记 礼运》借菀,苑字为之。按俗作蕰。《荀子·哀公问》富有天下而无怨财”,杨倞注:“怨,读为蕰,言虽富有天下而无蕴蓄私财也。《家语》作无宛。《礼记》曰‘事大积焉而不宛’古蕴、宛通.此因误为怨字耳。又《富国》“使民夏不怨暍”,杨倞注,“宛,读为蕴,暑气也。” ④《说文·艸部》:“荐 蒍席也,从艸,存声。在甸切。《广雅 释器》蒍,席也”     

论人物对话描写的艺术分寸

人物对话,是文学语言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最直接地表现人物性格和思想活动的部分。所以,对话描写的艺术分寸,比一般叙事性语言更难掌握。苏联作家马卡连科曾说:“对话——这是文章中最困难的部分之一。……我们的青年作家最差的一面也是对话。”(《苏联作家谈创作经验》)我国清代学者章学诚也说过,“叙事之文,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巳矣;记言之文,则非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期于适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言也。”(《文史通义·古文十弊》)也就是说,“记言之文”必须“适如其人”,所以更需掌握严格的分寸。一部文学作品,如果对话描写不成功,人物形象     

试论刘勰的宗经、辨骚问题

有一种看法,认为刘勰把《五经》看作是文学活动的指南,如说“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宗经》),而把《诗经》作为创作典范是不行的。葛洪《抱扑子·钧世》就指出:“《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博富也。”“若夫俱论宫室,而奚斯路寝之颂(《鲁颂·閟宫》),何如王生之赋灵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乎?同说游猎,而《叔畋》(《郑凤·叔于田》)、《卢铃》(《齐风·卢令》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上林赋》)乎?”刘勰认为不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宗经)再看刘勰在《辨骚》里指出《离骚》“同于风雅”和“异乎经典”的两个“四事”,就能看到儒家思想束缚着刘勰了。以上这种看法,有不少作者不同程度地提出来讨论过,这里只想对这种看法,提出点商榷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