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中的何应钦

西安事变中,何应钦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他在部分国民党元老和部分黄埔将领的支持下,出任“讨逆军”总司令,力主武力讨伐西安。对此,史学界几乎众日一辞地认为,何应钦这样做,是为了炸死蒋介石或假张、杨之手杀掉蒋介石,取蒋而代之。如何评价何应钦在西安事变中的行为,不仅涉及到对何应钦本人的评价,而且也涉及到其他有关问题和有关人员的评价。本文试图将何应钦在事变中的行为与产生的影响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以求教于史学界的专家学者。第一、应该承认,何应钦在事变开始时的确有取蒋而代之的意图,但何应钦十分清楚,他无法…     

论西安事变中的何应钦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中主战、主和两派尖锐对立的“戏中之戏”里,何应钦扮演了主角。他主张明令“讨伐”张、杨,轰炸西安,勾结日本侵略者,挑起新的内战,以便乱中(?)取更高的权力,使南京国民党政府进一步转向亲日、反共。为此,他已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除了蒋介石和何应钦本人以及台湾学者的一些史著外,几乎有关的著述中都认为,何应钦在西安事变中,企图置蒋于死地,并取而代之。对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进行研究,并以一得之见,就教于方家。     

李烈钧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及原因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内部的态度不一。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主战派,主张武力解决问题。李烈钧虽身居闲职,但十分关注西安事变。先是通电对张、杨厉声斥责,然后联合冯玉祥等人主张和平解决,反对使用武力。在审判张学良前夕,他又拜谒蒋介石为张学良求情,主张宽容对待。李烈钧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体现了他协调各方矛盾促进内部团结的一贯作风,也体现了他坚决主张团结抗日的思想。李烈钧在西安事变中的所作所为,是他的爱国思想和磊落性格的使然。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必然性

西安事变把中国的各党各派各界都卷了进去。抗日的主张和行动 ,形成了一种合力 ,在中共的努力下 ,最终和平解决。本文通过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张、杨发动兵谏的本意 ,当时国内所面临的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及方针的制订和产生的影响 ,认为西安事变最后和平解决是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所作出的正确决定 ,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冯玉祥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后冯玉祥力主和平解决 ,并采取了一些相应行动 ,为事情的进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动机与其时冯玉祥的地位 ,对蒋、张的认识态度不无关系。     

试析西安事变中国共两党提出的和平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许多政治派系纷纷对事变的善后及中国的未来走势发表见解,如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主张”、中共的“和平解决方案”、南京亲英美派的“和平解决措施”、南京亲日派的“武力讨伐”、李宗仁的“五点主张”、阎锡山的“把蒋介石送至太原”等等,同时,美英日等国也在伺机而动,以图左右中国时局的发展.从整个事变过程看,以中共的和平解决方案和国民党亲英美派的和平解决措施对事变的结局构成直接影响.因此,本文试图从分析国共两党的两种内涵有别的和平主张着手,探析它们对事变的善后解决所起的作用,认为:西安事变的解决,是以中共和平方案为主体内容,在国民党亲英美派的一些具体实施方法辅助下而实现的,两种和平主张的合力作用,是事变得以结束的关键.     

论南京国民政府在西安事变中的对策

西安事变发生后 ,南京政府首先重建领导中枢 ,填补蒋介石被扣后留下的权力真空 ,保持南京政府的正常运转 ;进而多管齐下 ,采取稳定社会和经济形势、安抚和争取地方实力派、管制和操纵舆论等一系列措施来稳定全国政局 ;同时 ,对西安方面采取武力“讨伐”和政治谈判并用的两手策略 ,以谋求事变的解决。在这过程中 ,南京政府呈现出一致性与分歧性并存的复杂状态     

1924年广东"商团事变"再探

1923年初,孙中山通过滇军、桂军、粤军的力量发动了讨伐陈炯明的战争,第三次在广东建立了政权.为了维持庞大的军队和"讨陈"战争的需要,孙中山必须想方设法满足诸路军阀贪得无厌的胃口.为此,孙中山及广东政府采取了过度"抽血"的财政政策.本文通过对这一时期广东的经济和财政状况的分析,认为对1924年底发生的"商团事变",不能将其简单定性为"反革命叛乱".事变的发生,其实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扣械事件"只是社会矛盾全面激化的导火线.     

蒋介石与西安事变

蒋介石与西安事变蒋文祥在西安事变研究中，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杨虎城与西安事变以及周恩来与西安事变之类的论著已经不少，他们是西安事变的主要发动者和有力调停者，确实值得研究。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对于作为事变主要受动者的蒋介石与西安事变的研究，可以说至今还...     

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及其原因浅析

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一件大事。作为当时国际上唯一坚决支持中国抗战的苏联,对事变抱什么态度,这是当时事变的主要发动人张学良及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南京政府所十分关注的问题。同样,也是历来史学工作者研究的一个课题。本文就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及其原因作一浅析,以求教于史学前辈及同仁。     

试论日本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在对事变采取"静观政策"的同时,竭力阻挠南京政府对事变的和平解决,企图借此引发中国大规模内战以达到全面控制中国的目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随着广田内阁的倒台,日本军部完全掌握了对华政策主导权。面对中国全国抗日局面的形成,军部对华推出了"和""战"两手政策。新成立的林铣十郎内阁对华频频展开"和平攻势",企图借此引诱中国全面倒向日本。由于林铣内阁对华新政策并未改变广田内阁全面灭亡中国的政策,且因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不可逆转的抗日政策,军部对华"和"的一手以失败告终,日本对华政策也由此走上全面侵华的战争之路。     

张学良是"逼蒋"还是"反蒋"?--也谈张学良"联共"之谜

有关西安事变发动过程中 ,张学良对中共的态度 ,以及对蒋介石的态度 ,究竟如何 ,是张学良率先提出“逼蒋抗日” ,还是共产党影响张学良最终在事实上走向反蒋 ,近十年来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尽管已有学者依据扎实的史料 ,提出了明显不同于以往的解说 ,但时至今日 ,相当多的西安事变史和张学良生平历史的研究者 ,仍旧因循前说 ,即相信个别当事人并不完全一致的回忆 ,和前西安事变史编辑组组长张魁堂先生对此的解说。面对事隔几十年后的个别当事人的片断回忆史料 ,和历史学家从历史文献档案中发掘出来的史料对比出现明显矛盾的时候 ,我们究竟应当相信前者 ,还是应当相信后者呢 ?     

李济深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贡献

1936年12月12日,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爆发。远在广西的李济深获悉后,完全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2月15日,他通电全国,指出:“惟际强寇压境,危亡即在目前,至盼号召全国所有力量,一致对外,方足以挽救危亡。若再另起纠纷,豆萁相煎,是真使国家民族陷于万劫不复之境矣。”16日,他与李宗仁、白崇禧等联名发表通电,申明西安事变要用“政治解决”。18日,李济深再次通电,反对讨伐张、杨,要求当局“顾念大局”。为了避免内战。确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李济深曾致电张学良,希望他保护蒋总裁的安全,以达到一致抗战;他又分别致函宋庆龄、何香凝,希望她们必要时到西安一行,以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他还给张群、吴稚晖写信,陈述保蒋安全以免内战的利害。张群读了李济深的信后,说:“李济深在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中,都演了主角。但从今天这个态度看来,他对委员长还是关心的,以抵御外侮为重,这是值得重视的”。     

论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转变的主观因素

1936年12月12日,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不满的张学良、杨虎城,在对蒋进行多番劝说无效以后,被迫实行兵谏,扣押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国共两党长达十年的内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人物蒋介石,为什么会答应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在短时期内其对内对外政策竟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对此问题,过去史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部原因这一方面,而研究所得出的结果就体现为一个“逼”字。似乎是由于人民的逼,中国共产党的逼,手下将领的逼,日本帝国主义的逼,再加上西安事变张杨这一致命的逼,蒋介石也就终于被逼着改变政策了。由于他的这种转变又恰好是在西安事变,这就使之显得更为被动,使研究的结果也显得较为合理。不可否认蒋介石的转变是被迫的,上述的外部原因也确实是促使其转化的重要因素,但试想,在西安事变的短短十多天里,蒋介石能够如此快地改变一个如此重大的国策,却又没有原有的思想基础,那是可能的吗?如果说     

宋美龄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西安事变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中国取得抗战胜利的奠基之作。宋美龄以其在现代中国的特殊身份和卓越的政治素养,在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她凭借过人的理性和智慧,在事变发生之初,力挽狂澜平定南京时局;在事变焦灼之时,破釜沉舟架起宁沪"枢纽";在事变转折之机,甘入虎穴促成和平谈判;在风云突变之间,刚柔并济保全少帅余生。这位勇敢而坚毅的"第一夫人"也因此站在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化解深仇须挚友 携手抗日有幽囚——张学良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当西安事变爆发之时,除了陕西之外,国民党方面的舆论,大多谴责张学良为“叛徒”。连张学良的朋友杜重远也颇有微词。与张氏有些交情的胡适先生,所撰大文的题目即为《张学良的叛国》。然而,56年后的今天,海峡两岸的同胞,大多推崇张学良为一位热烈的爱国者。尽管国共两党对西安事变的评价历来不同,但参与处理此一事变的宋美龄女士和周恩来同志,在私下却不约而同地都说过“我们对不起”张汉卿的话。     

石原莞尔侵略战争理论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当今,"九一八"事变的史实学术研究,已向纵深发展.当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把那些发动侵略战争的元凶,恶贯满盈的日本战犯押上了历史审判台,被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为亿万人所唾弃.日本军阀精心策划的从"炮轰北大营"发难,到进而攻占辽、吉、黑,并铁蹄蹂躏全中国的史实研究也越益明晰.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最大野心的实现,是有它的深层民族文化基础,并为当时的众多"武士精英"所促成的.历史不会重演,但类似的现象却反复出现.不根除人类的野心,战争狂人--特别是那些军事"精英",因财富产生的贪欲,以及满足这些贪欲不择手段的强权逻辑,那么人类沦入战争苦难的悲剧就会重现.本文拟剖析"九一八"事变中起重要作用的日本军界青年理论家石原莞尔的思想与作为,透视日本民族文化的某些不幸因素,以洞测人类永久和平的契机.     

蒋介石解决西安事变之条件研究

通常认为西安事变中蒋介石未能主动提出自己的条件,而是处于被动中,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承诺联共抗日。但依据有关文献和档案却可得出结论:蒋在事变发生后不久就主动介入解决危局具体条件的探寻中,但影响蒋提出条件的关键因素并非是抗日本身,却是中共和红军问题,故而,蒋并未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以"改编红军,受蒋指挥"为先决条件,在完成所谓"安内"的目标后方承诺联共抗日的;而中国共产党出于民族大义作出了让步,才使西安事变和平落幕。     

西安事变研究的新思考

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对近代中国历史发生什么影响?对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等人应该如何评价?学术界,尤其是海峡两岸学者的看法不一。现在有关人员都已经作古,事变的前因后果也大致清晰,对此我认为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淡化党派意识,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给予正确的评析。目的在于为西安事变和经历者的是与非,求得一个合理而又符合实际的解读,尽量避免非此即彼的两种纠葛。     

周恩来与西安事变

周恩来与西安事变潘利红西安事变的发生,为由内战转向抗战提供了宝贵的契机,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的形成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全权代表,临危受命,遇变不惊,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完善了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