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权利失衡：农民贫困问题的一种制度性解释

农民贫困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农民贫困的根源是源于农村和城乡之间内在的经济基础差异,还是源于凌驾于农村和城乡物质基础之上的不合理的制度设计。该文主要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中国农民贫困问题的现状进行了初步分析,指出解决农民贫困问题的出路在于———合理的制度设计。     

对商品住房市场结构的探讨

文章认为,要实现住房商品化,就必须建立与有计划商品经济相适应的市场结构。目前我国商品住房市场处于起始阶段,其供给市场结构、需求市场结构、价格结构以及销售渠道的结构,存在着严重的不合理状况,这是制约我国住房体制改革的主要因素。文章初步探索了产生这些不合理现象的原因,并提出了建立合理的市场结构,进一步推进住房制度改革的思路。     

依法治理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思考

针对当前我国农民不合理负担过多过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严峻现实 ,从五个方面剖析了农民不合理负担产生的原因 ;认为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首先要从立法上给予农民以根本保障 ,其次要改革和完善农村税费制度 ,再次要精简地方机构和人员 ,规范政府行为     

新世纪我国农村贫困的特征及未来政策选择

新世纪我国农村贫困现象的基本特征将由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 ,且相对贫困将逐步成为农村贫困问题的核心和扶贫开发的重点。因此 ,必须及时转变农业、农村及扶贫开发政策 ,通过制度改革和创新 ,建立起有效的反贫困治理结构 ,提高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生存能力和农业生产率 ,在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中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分析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是中国农民最重要的土地权利之一,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农村出现了宅基地闲置和宅基地私下流转的矛盾并存现象。因我国现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法律制度不健全,行政监管混乱以及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收益分配不合理等原因,导致农民权益受损。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改革,既要考虑既利于农村土地资源的节约利用,也要利于农民权益的保护,包括改革流转过程中的取得、登记制度,应重点把握具体流转制度的改革。     

对构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

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所在。在考虑社会成本的基础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应以保障全体贫困农民的基本生活为原则;在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上,应考察贫困的原因,对于不同情况的人群要分门别类地进行保障;必须确立合理可行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及运作程序;保障资金应由中央和地方分别列入财政预算,由县、市民政部门实行专账管理。     

基于反贫困的农民教育投资矛盾分析

农民教育投资的根本作用是反贫困。中国农民教育投资中却存在即期与远期、成本与收益、目的与结果的矛盾。要消除农民教育投资中的矛盾,促进农村教育发展,必须加大教育投入、优化教育结构和完善教育制度。     

解析农民面临的“制度性贫困陷阱”——对农村经济制度的历时关联和共时关联分析

本文主要分析了导致农民贫困的制度安排及其制度间的历时关联和共时关联,揭示农民陷入制度性贫困陷阱的原因.说明只有土地制度、农产品购销制度、农村财税体制、户籍制度的系统配套改革,才能打破这些反馈环.市场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社会转型期我国城镇贫困问题及扶贫对策研究

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情形及农村贫困相比．处于转型期我国城镇贫困表现出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人口不断增多．且来源广泛;二是企业职工及其家属成为主体;三是分布具有明显的行业和产业特征;四是人口年龄偏高且素质偏低。其产生的原因大致有五个方面：一是失业和就业不足;二是收入分配不合理;三是农村富余劳力大量涌向城镇;四是物价涨幅过快;五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对此,必须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1．建立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中的扶贫帮困救助机制;3．理顺城镇个人收入分配关系;4．合理调控农民进城;5．完善劳动力市场,实施再就业工程。     

新疆弱势群体第二代教育公平问题的思考

贫困农民、下岗失业者、进城农民工等是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内弱势群体的主体构成部分。新疆弱势群体的子女在义务与非义务教育阶段均存在着教育机会均等严重失衡的现象,这主要是由弱势群体的经济状况贫困、文化素质低以及社会政策等方面原因造成的。在解决弱势群体子女的教育机会均等问题时必须综合考虑。     

论农民政治平等权及其保护

农民政治平等权是指农民作为公民在政治生活方面所享有的与其他公民同等的权利,其实质是农民立基于公民身份而享有的在政治方面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现实中,农民的政治平等权是极不充分的。应当立基于宪法角度采取措施保护农民的政治平等权,真正把农民当作公民来看待,尊重农民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实现农民到公民这一"从身份到契约"的根本转变。     

贫困县农户动态贫困实证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贫困县为例

利用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贫困县1999—2004年面板数据,研究贫困地区农民动态贫困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贫困县农民长期贫困程度小于短期贫困,同时,农民收入不稳定,收入面临风险较大;不同地区导致动态贫困的因素及各因素对动态贫困影响程度不同。其中,土地面积和家庭的基期、户主民族收入对两省区动态贫困影响都显著,土地面积大、基期收入高的家庭更容易远离贫困;丘陵、山区地形、户主汉族、没有扶贫项目都更容易使内蒙古贫困县农户陷入长期贫困;劳动力个数多、家庭负担重等因素更容易使甘肃省贫困县农户陷入长期贫困。因此,政府在扶贫工作中应细分贫困类型,根据不同的贫困特点采取相应的减贫措施,并且将扶贫与低保结合起来,有效解决短期贫困和长期贫困。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权益的法律保护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城市化在改变传统社会生产方式的同时,也造就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和农民工。他们在社会变革中往往处于弱势的地位,劳动权益屡遭侵害,政治权益难以实现,社会权益得不到尊重,其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现象十分严重。本文分析了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权益遭受侵害的现象,探讨了农民权益遭受侵害在法律方面的缺失,进而从法律的角度提出了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具体建议。     

中国农民贫困的政治因素分析

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架构决定了中国农村的政治生态现象：一是农民与市民相比政治权利缺失，没有权利和机会为自己争取利益；二是农民政治素质低下、政治参与意识淡薄，形成了“等、靠、要”的政治态度，没有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意识;三是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去代表农民争取和保护自己的权益，使得农民在政治上“失语”，政治上的“失语”则又导致经济利益的受损。因此，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不仅要从经济的角度入手·也要从政治的角度考量。     

新农村政治建设中的农民非制度化运作问题探析

农民权益保护问题是新农村政治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目前由于农民利益保障机制的缺乏、农民与基层政府各自利益分化,以及村庄的封闭性和利益表达渠道的不顺畅,农民在争取自身权益的过程中采取了很多非制度化运作的方式,如何理性认识并解决这一问题,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     

中国农民权利平等保护的新进路

当前农民问题主要袁现为农民贫困,而农民贫困根源于权利贫困。要使农民权利真正得到平等保护,必须跳出“身份”陷阱,凸显“权利”话语,因为公民身份的发展演进始终伴随着“歧视”、“不平等”意蕴,而公民权利则更多彰显自然法的理性与平等精神。强调从公民身份到公民权利的路径转化,是对从“不平等”到“平等”进路的关注。基于农民的弱势地位,农民权利平等保护需要从形式迈向实质,应废止城乡“二元”法律制度,完善农民权利体系,对农民实行合理差别补偿,拓宽农民权利救济渠道,并确保救济的有效性。     

发展权视角下的农民贫困

中国农民贫困的原因在于发展权的“贫困”。发展权剥夺的影响比收入低下的影响更重要,发展权“贫困”限制了中国农民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发展权对贫困主体具有内在的价值功能。中国农村扶贫重点应逐步从物资扶贫和能力扶贫转向权利扶贫。     

基层农户的公平观——基于浙江省2000户农户的实证解读

公平是农户在土地维权中采取维权行动的正当理由,关于农村的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必须认真考虑农户的公平观才能实现制度效用。农户之所以强调公平,根本原因在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及其所产生的巨大利益。农户公平观内容可以分为实质公平观和程序公平观。实质公平观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公平观,注重结果公平,这种公平观反对特权分配,支持合理差异分配。程序公平观是一种理想化的公平观,也是工具化的公平观,其目的在于实现实质公平,更注重事前参与和监督的公平,而不是事后弥补和救济的公平。实践中出现农户以程序公平观为基础创造有助于实现实质公平的程序制度,但这一制度创造必须注重各主体的博弈以及制度的实现形式,才能提升制度实效,从而提升农户的公平“获得感”。     

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探析

农民的政治参与是民主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扩大农民的政治参与,保障农民拥有广泛的政治参与机会和权利,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对构建和谐社会有重大作用。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现状与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制约农民政治参与的因素不少,我们必须在实践中探寻有效途径,推动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     

易地搬迁农户的乡村产业可惠及性——湖南湘西的微观实证

搬迁农户能否融入乡村产业,决定了易地搬迁脱贫的稳定性与长效性,关系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战略衔接。易地搬迁通过调整农户与资源地理组合,接入市场与信息网络,使农户获得产业可惠及性。产业惠及效应的发挥受到农户异质性和政策因素的耦合影响。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农户为调研对象,对农户搬迁后的乡村产业可惠及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深度贫困农户搬迁之后疏离于乡村产业发展,陷入生计失能风险,相对贫困程度加深;户主技能或技术、信息接受渠道对农户搬迁后的产业参与及产业增收均有正向影响;信贷支持搬迁农户产业经营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欠缺;集体经济组织及龙头企业带给搬迁农户的产业惠及效应有限;相比基建环境,定向扶持政策有助于引导农户融入乡村产业链并从中受益。基于上述研究,政府应重视深度贫困农户搬迁之后的生计接续和产业赋能,降低其贫困脆弱性;精准开展搬迁农户的产业技能培训;加强搬迁农户融入乡村产业振兴的信贷支持和信息供给;优化政策安排与组织链接,推动搬迁农户深度融入乡村产业链并长效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