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议事会——村民自治机制创新的实践探索——来自成都市青白江区芦稿村的调研报告

村民自治的实质是让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村民自治的一种制度创新,村民议事会在成都市青白江区芦稿村的实践中取得初步成效,如三级授权合法有效,完善村民自治机制;扩大政治参与,有利于决策科学;规范运作程序,强化民主协商;权力制约与协调,密切联系群众;强化监督,实现“阳光治理”。但是在运行过程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在实践中加以解决,从而逐步健全和完善村民议事会这一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     

村民自治、组织发展与村级治理——以福建省乡村调查为例

依据对村庄问卷调查数据的整理与分析,发现村财收入影响村庄发展水平,新农村建设需要发展集体经济;“经济能人”主政是村庄政治中的普遍现象,村民在选举过程中倾向选择有能力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候选人;村民自治过程除了加强村两委会组织与制度建设之外,还需要加强对村庄老年协会与乡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引导工作,全面增强村庄自我治理的能力与水平。     

跨村联合议事:村民自治的新拓展——成都市温江区永盛镇的实践考察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草根民主,成为衡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标志,但其在前进的道路上也问题重重。为推进村民自治的深入发展,各地进行了多种制度创新。成都市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进程中,因土地产权的调整和村民的集中居住,村民议事会以及在此基础上组成的跨村联合议事会成为村民自治的一种新载体,并以此拓展基层民主的内容和形式。本文正是以成都市温江区永盛镇跨村(社)联合议事会的运作为分析对象,阐释了这一制度创新的价值与问题。     

城市化进程中的村民自治:治理困境及其出路

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但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征地引发的严重问题,发达村庄人口的大量涌入,同时一些地区农村精英的大量流出,使村民自治面临农村社会秩序不稳、精英缺乏等“治理困境”。因此城市化进程中村民自治的出路在于国家要从宏观上重视和解决农民失地问题,改变征地方式,增强农民及农民自治组织在征地中的谈判地位,大量外来人口的村庄,要给予外来人口一定程度的政治及经济权利,积极探索多种方式解决农村精英缺失问题。     

村级权力规范化中的治理动力问题——基于浙江N县的分析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政府与村级权力出于相互需要形成“乡村利益共同体”,乡镇政府默许村干部获取某些灰色收入作为补偿或激励,以调动其工作积极性,但也引发大量基层矛盾冲突。鉴于大量矛盾源于村级权力缺乏规范,基层政府推行了村级权力规范化改革,有效遏制了村级权力滥用和贪污腐败现象,提高了群众满意度,降低了信访量。但改革急剧压缩了村干部谋取灰色收入的空间,在正当利益吸引力不足情况下,村干部工作积极性明显下降,趋向于消极作为,乡村治理也受到消极影响。为了激励村干部,应提高其合法经济收益和社会性收益,以增强村干部职位的吸引力。在村级权力得到规范化的同时,应减轻对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治理动力的损害。     

村级治理及其模式:以董家堰村为个案研究

文章运用政治社会学的个案研究方法,以董家堰村为个案,研究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的发展动力、运行机制及其治理模式。文章认为．村级治理的发展动力是村民的参与,运行机制是村治与乡政的互动,治理模式及特点体现为集体经济自为型,为政公仆型,决策管理民主型,政治认同型等。     

构建我国农村村民监督委员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随着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村两委的乡村治理机制逐渐呈现出制度疲劳和制度缺陷.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构建村民监督委员会,使村两委变村三委,形成权力相互制衡的新型乡村治理机制,是当前可行的制度选择,并有利于激发村民自治活力,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村民自治制度的运行困境分析

村民自治的制度目标是:通过村民的"四个民主"活动,实现转型时期中国农村治理方式的民主化。然而,由于村庄内部的两个行为者———村干部和村民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利益冲突,以及二者力量的不对称,致使"四个民主"的发展呈失衡状态。要改变这种状态,国家必须作为村庄外部的主要力量监督和保障村民自治制度的运行,对二者的矛盾加以协调,对其他三个民主的实施加以规范和引导。     

技术消解自治——基于技术下乡背景下村级治理困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以现代互联网、通信技术为依托的技术治理方式向农村基层社会的引入推动了村庄治理体制改革,重塑了村级治理。作为一种技术治理体制,网格化管理和政府服务热线促使村委会组织深度嵌套在政府官僚科层体系,村级治理逻辑发生从自治向行政转变,村民自治被消解。虽然技术治理体制有利于强化国家对基层权力的监控能力,促使村干部的治理行为沿着以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为基础的规范化方向发展,防止基层权力损害村民利益事件的发生,起到了规范村级治理的效果,但其同时也带来了政府责任无限化以及基层治理能力弱化的治理困境。在农村社会仍需要依靠村民自治方式进行治理的情况下,须对现代技术治理体制向农村的推广和运用有所警惕,防止出现村民自治体系的瓦解。     

村民自治的社会动力机制与自治单元——以湖北秭归双层村民自治为例

实践中,自治单元内的社会关联、利益相关与精英收益是村民自治的三重社会动力机制,决定着村民自治的效果。在湖北秭归的双层村民自治实践中,社会动力机制在行政村和村落两种自治单元内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村落较行政村更能保存社区记忆和建立现代社会关联;在公共品供给、土地产权和产业发展三个方面,行政村很难形成一致性利益,而村落内具有高度同质性利益;相较于村庄内的面子、权威等社会性收益,村干部更关注来自县乡的经济性收益,但村落的“两长八员”需要面子、声誉、权威等社会性收益以及低保等经济性收益。三重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力机制对村落村民自治的推动力更为充足,村民自治在村落自治单元可以更好地发挥基层民主的治理功能。因此,村民自治应与村庄社会基础相适应。     

农村基层治理:现状、困境与对策——以湖北省H市为例

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单位,作为最基层行政单位的直接管理对象——农村,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而突出的地位,社会治理的好坏与否,关键在农村。当前,农村治理还处于自发性,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治理的基本现状。农村基层治理的放任性、地域性、复杂性等特点一直是困扰着农村的治理,通过对湖北省H市的社会调查来探讨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对策,以求从提高村民的综合素质,使农民个体价值取向顺应社会主体价值观相适应、理顺乡镇与农村间的关系、制定《村民自治法》等方面来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的和谐与稳定。     

村级治理的制度经济学分析——以宋村两委关系为个案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村民自治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由于制度真空和制度冲突,亦引发了以两委关系为核心和焦点的新的农村问题。本文试以宋村为个案,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揭示村民自治中两委矛盾的根源,探求解决两委矛盾的出路。     

村民自治下的村级社会管理的路径选择——以霍山县落儿岭村为例

农村社会管理从传统社会到转型期社会,其管理主体、性质和功能都发生了变化;农村基层管理体制改革后,村民自治使村级组织不再是政权组织,而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霍山县落儿岭村为例分析得出,农村社会管理有两方面途径:一个是切实贯彻村民自治制度,强化农村正式组织印村党委和村委会的管理;另一个是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发挥农村社会组织即村民自治对农村社会管理的作用.一个强有力的农村正式组织需要从几个方面建立,即发展村级经济重塑农村正式组织的权威,村级社会管理需要精英治理,村级社会管理需要制度化.     

社区治理的制度选择、制度困境与制度创新

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成为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热点议题。在探索社区治理的制度选择过程中,从多中心治理模式到合作治理模式再到公民治理模式,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话语权增强,行政力量对社区治理的控制程度逐渐减弱,这是社区治理过程中制度选择的帕累托改进。由于社区的异质化和碎片化特点,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诸多制度困境,“名实分离”问题以及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约束问题严重遏制了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社会组织发展不平衡、服务能力不足和服务机制不健全等现实问题也影响了社区居民的受益水平,因此创新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机制就成为大势所趋。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就是构建社区契约和形成价值理念共同体的过程, 在此期间政府的引导作用不能完全淡出,需要通过“政府购买+ 政社合作”的方式展开社区综合服务,与此同时还要创新机制拓展社区活动空间。社区组织发展的制度创新有利于社会资本建构,社区居民可在非完全信息动态中放大循环累积效应,从而增加社会资本存量的积累速度。     

宪法视角下的村民自治困境——以甘肃省天水市琥珀乡为例

村民自治制度是对中国宪政制度的重要创新,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基层民主化进程。但村民自治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重重困境,政府行政权力的过度介入导致村民自治制度在现实运行中悖离了宪法的精神。村民自治的精神真正得以实现依赖于国家层面的民主建设及中国宪政制度的进一步创新。     

虚置与重构:村民自治的主体缺失与制度干预——以苏北黄江县为例

文章在以县域为分析单元的基础上认为,在城乡差距现状尚未根本扭转的现实下,农村大规模的人口流出导致农村基层组织出现了"虚置"状态。村干部权力来源合法性缺失,权力日常运作缺乏农民的有效监督,农村公共事业建设缺乏农民有效参与。以村民自治制度为支撑的农村治理体制与变动的农村社会不相适应,村民自治制度文本与日常实践存在着较大的张力。在村民自治研究热潮冷却之后,重新回顾和反思这一制度,犹未过时。文章提出,国家制度设置应与转型期农村社会基础相适应,以政党下乡和干部下乡为主要途径,实现村干部专职化,强化国家基层政权建设力度和国家基层治理能力,有着强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电视制度再反思——以村级电视台被叫停为例

本文以"双桥电视台"被关闭入手,分别从电视制度的演变与现状、电视制度面临的新挑战、电视制度与新农村战略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就当前的电视制度进行了反思,提出了两点新思路,为我国电视制度的变革提供建设性的意见.     

当前村民自治改革的制度变迁困境

以村民自治为代表的基层民主改革,曾经被视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亮点,但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却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境。村民自治改革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一样,最早也是源于农民的自创,从发展到制度化所经过的历程也与土地制度改革类似,但是却没有取得一样的成就。村民自治改革过程中遇到了更多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在中国的现实宏观政治体系下难以得到很好的解决,本文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了村民自治改革中的制度供给以及供给过程中出现的矛盾。     

中国—东盟跨境安全治理:制度困境与优化策略

近年来,随着缅北冲突、湄公河航运安全等东盟安全问题的凸显和外部化,中国在同东盟邻国的边境地带面临着一系列外源性安全威胁,对跨境安全治理的功能性需求已成为紧迫的现实。随着治理实践的展开,中国—东盟跨境安全领域已初步形成了一套安全治理的制度架构,包含多边和双边两个层次的治理机制。这一制度架构在治理实践中存在三个层面的制度困境:一是结构性困境,表现为制度覆盖范围不充分、制度架构碎片化、制度发展程度低等结构层面的内在缺陷;二是过程性困境,表现为制度架构在其机制运行过程中面临着多种阻碍因素,治理合作的推进困难重重;三是效能性困境,表现为制度架构难以完成预期的治理目标,存在治理失灵的问题。化解制度困境的关键,在于优化治理体系,推动治理模式的转型:一是从低制度化治理转变为高制度化治理,以消解治理制度的结构性困境;二是从一元治理转变为多元治理,以弱化治理制度的过程性困境;三是从消极治理转变为积极治理,以应对治理制度的效能性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