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福山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已经成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再没有其它意识形态的竞争,所以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历史终结论"以西方的制度作为一种普遍适应的制度,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这与世界正呈现出一种文化多元主义的迹象不相符合.科技在不断发展,尚不存在一种制度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历史尚未终结.     

论“历史终结论”的证明逻辑及其错误

福山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当人类历史进入自由民主阶段,历史将迎来它的终结。而造成历史必定会发展到自由民主,并最终推动历史走向终结的动力机制有二:自然科学和寻求"承认"的欲望。自然科学可以通过军备竞赛和经济发展使得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在世界各地传播,为历史走向自由民主制打下了基础;寻求"承认"的欲望则能够确保历史必然会向着自由民主发展。但是事实上,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错误在于:一是曲解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误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视为一种终结论;二是片面地将自由、民主视为人类历史的终极价值,忽视了自由民主自身存在的问题。     

大混乱(上)——人性与社会秩序重建

本月封面报道《大混乱》的作者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的出名是因为10年前在《国民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福山当时36岁,是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同时在兰德公司从事研究工作。他的文章刚好在苏联集团无可挽回地摇摇欲坠的时候发表,使人们回想起黑格尔的历史存在“方向”的观点——福山认为,这种方向就是奔向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他的文章成为全国性重大讨论的主题。福山的论点的扩充版本作为《历史终结与末人》(1992)一书出版。 一些人把福山看作美国外交政策和冷战的“必胜主义”观点的宣传者。福山不加掩饰地颂扬他所认为的西方价值观念的优越性。但是,正如他在自己的下一本著作《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繁荣》(1995)中所显示的,他不是纯粹的自由市场鼓吹者,也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宣传者。 福山在该书中指出,市场力量在不同地方的运行是很不相同的,并造成十分不同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程度。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成功严重依赖于文化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在核心家庭单位之外假设存在信任的程度。在他的新书《大混乱:人性与社会秩序重建》中,福山对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福山放弃“历史终结论”了吗?——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争论与思考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福山是否还在坚持"历史终结论"这一问题成为国内外学者非常关注的热点话题。对此,有人肯定,也有人否定。笔者以为,福山在提出"历史终结论"之后不久就开始了一个步步退却的过程:尽管在直接表述上,他没有也不可能承认"放弃"历史终结论",但在事实上,作为一种客观逻辑,他已经自我否定了自己的结论。正是这种主观上的坚持和客观上的否定之间的矛盾,引发了上述两种观点之间的冲突。?更多还原     

对历史终结论当代复活的分析与批判——以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为例

"历史终结论"是当代西方社会历史理论中非常重要的文化思潮之一。福山在其《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中,通过对20世纪后半期全球形势变化的历史事实分析,重提并进一步阐释了"历史终结论"思想。"历史终结论"不仅是一种历史理论,同时也是一种现代性理论。我们应当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对其进行分析与批判,并对当代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重大历史进程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     

论政治理性主义视阈中的"历史终结论"——福山政治哲学方法论研究

政治理性主义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一种理论范式,其理性的政治原则和"完全和解"的政治秩序立场成为福山"历史终结论"的重要方法论.政治理性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弊病,使福山政治哲学沉沦于现代形而上学的困境而受到多方指摘.马克思由政治经济学方法现实又逻辑地推断出来的"世界历史"观必然扬弃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并最终真正地形成对福山政治哲学方法论的批判.     

站在历史终结处的思考

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在冷战结束后又重新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主张人类历史必将终结于以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关于“历史终结论”由来已久,沿着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向前追溯,可以看到这样一条一脉相承的发展线索：黑格尔→科耶夫→福山。不论在什么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历史终结的观点,他们的理论基础框架是相通的,并且这些理论的根基在历史的检验中越来越显示出弱点。     

论福山对黑格尔和马克思历史概念的误读

20世纪90年代前后,福山抛出的"历史终结论"遭遇到世界诸多左右翼知识分子的全面挑战。为此福山请出黑格尔和马克思,将黑格尔和马克思也说成是"历史终结论"者,以利于自己的"历史终结论"。其实这是福山对黑格尔和马克思历史概念的严重误读。福山此举不仅不能证明其理论的合理与合法,相反却暴露出其欲盖弥彰的意识形态动机。     

为民主现实主义辩护(上)

本文是对弗朗西斯·福山的《新保守主义时刻》一文(见本刊今年第7、8两期)的全面批驳。作者认为,福山是因为宣布“历史的终结”而名声大噪的,而“历史的终结”所指的正是关乎美国和西方的生存的意识形态威胁的终结,因此他理所当然地不愿承认,历史已经回归,1990年代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历史的假期。     

“终结论”与社会主义宪政

"终结论"者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将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但这一论点受到来自理论和现实的挑战,社会主义宪政正是"终结论"遭遇到的核心挑战。社会主义宪政以西方民主政治为基础,是对资本主义宪政的超越;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和民生福利原则在资本主义内部架起了通往社会主义宪政的桥梁。     

试论进步主义的历史演进

伴随着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与冷战的结束,兰德公司的分析家弗兰西斯.福山与经济史学家罗伯特.L.海伯纳分别宣布了历史终结与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胜利。一时间,"终结"之说甚嚣尘上。与此相呼应,日本学者神原英姿指出,历史没有终结,终结的是进步主义。对进步观念或广义的进步主义在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演进历程进行追溯,得出其几个发展阶段:古希腊时期关于变化的思想;中世纪基督教对来世的向往与对至善的追求;现代进步主义的兴起;20世纪以来进步主义的发展与危机。据此认为,从意识形态角度看,进步主义具有多种表现形式;从历史角度看,进步主义是在历史中生成的,它并没有终结,究其实质,终结的只是进步主义的某种极端形式。     

浅析亨廷顿与福山政治发展观的差异

亨廷顿和福山都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领军人物,但两者在理论渊源、政治发展目标、政治发展终极结果、评判标准以及发展动力上各有不同。亨廷顿从发展中国家现实出发,前期强调政治秩序与稳定,提出权威政治观,后期则强调民主与文化的重要性。福山从世界普遍史出发,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一种政府形式,自由民主下的典型公民则是“历史最后之人”,后期在理论修正基础上提出了国家能力与政治秩序的构建。     

丹尼尔·贝尔读马克思

丹尼尔·贝尔判定扮身为普世公理的意识形态在20世纪50年代即告终结。导致左派和右派之争的意识形态问题化身为大政府和小政府以及经济政策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历史的终结。贝尔反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福山把冷战终结看作民主和市场,说到底是资本主义普世信念的胜利,但事实是历史在后工业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个基本领域中,呈现出了新的气象。贝尔与马克思的渊源关系可谓深厚,但是总体上贝尔将马克思的历史观读作黑格尔遗风,认为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已无法解释今天的后工业社会。这本身是不是历史终结论的一种戏拟式演绎？     

理性主义,还是自由主义?——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在后冷战时代的西方思想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相反,同样出身哈佛的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福山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自由民主社会已无对手,历史的演进过程也已走向完成.但是,历史是否有一终极的理想状态尚有待探讨,自由民主社会亦不是历史的终结点.尤其是支撑福山的观点的、建构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普遍史理论,与自由主义在学理上的冲突和经验上的不相容,更是福山的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内在矛盾所在.     

共产主义失败之后——资本主义没有胜利,社会主义并未灭亡

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和苏联的迅速解体,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性质的历史性争论现在是否可作出结论了?共产主义的崩溃是否已证明社会主义思想彻底破灭、资本主义归根到底已经显示了它的实力和优越性了呢? 这无疑是西方世界业已接受的观点,其最明确的理论阐述,是福山(F.Fukuyama)两年前发表的文章《历史的终结》,它被公认为是美     

国外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

国外许多学者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资本主义存在许多弊端,其解决的唯一途径是终结资本主义制度。中国早期革命党人也曾主张为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端而走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和现实反复告诉人们,资本主义不是理想的制度,中国应该在改革的前提下坚持走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福山“历史终结论”证伪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近年来日益暴露出理论与现实的冲突。在理论上，自由理念与民主原则相冲突，自由民主理念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存在深刻矛盾，自由民主制本身的内在矛盾使其难以成为历史的终点。在实践中，未来历史发展日趋多元，而非走向单一的终点，“历史终结论”作为资产阶级学者的意识形态之见已被多样发展的现实证伪。     

在开辟现代化多元发展模式中提升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

不同模式能够在竞争中提升自信的唯一出路是:在不同模式的竞争中取得相比较的优势,这种相比较优势可以从道路、理论和制度三个层面进行整体性的比较。中国模式的崛起、热议和争议的深层价值在于:它从道路、理论和制度三个层面逐步显现其整体性的优势,从而展示了中国模式的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发展道路的自信体现在中国模式证实了现代化发展模式多元化的客观存在,否定了单线的历史发展观;理论自信体现在对现代化理论背后的"西方中心论"思维惯势的批驳;制度自信体现在对苏联解体之后所谓"历史终结论"的有力回应。     

黑格尔与福山:从为承认而斗争到历史的终结

自《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出版至今,福山的思想(包括其反民主观点)并未发生本质改变。对于所谓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他不但从未欢呼,反而深感忧虑。福山在三个方面误读了他所依赖的黑格尔哲学:首先,福山将主奴关系中应被扬弃的要素看作是优越之人的特征。其次,他未区分生存状态上的可能性与存在论-生存论的可能性。这种混淆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使他混淆了不同种类的承认,另一方面使他错误地认为历史必有一个时间性终点,即他对黑格尔哲学的第三个误读。尽管如此,人们仍应看到福山思想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离场、在场与未来发展 ——对《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的解读

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后现代语境中的“离场”,源于后现代主义确证自身合法性之所需,亦为当代西方社会现实政治发展使然,“过时论”、“无效论”等帽子成为扣在马克思主义头上并迫使其“离场”的理论依据。资本逻辑的稳定性以及由此造成的资本主义顽疾的不断自我复制,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一直“在场”,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指证为历史现象的方法论表明,“历史终结论”不过是反马克思主义者向全球散布的意识形态迷雾。全球化大潮中的当代中国应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自信,在理论上创造性地阐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