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动画作品中色彩语言的表意功能

影视动画作品中色彩作为一种独特的介质和表情达意的符号,形成自身一系列传递信息的方式.首先,在色彩和概念之间已存在某种普遍认同的契约关系;其次,色彩语言与普通语言一样,遵从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其与普通语言的不同在于,它具有模拟代码和表现代码的双重特征.色彩语言与影像语言实属两个代码系统.影像语言无法完全涵盖色彩语言的关键问题是,在能指(影像)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往往会因色彩及亮度的不同,在所指层面上形成巨大反差甚至传递出完全相反的意义.色彩语言用色素创造出某种能够与观众进行沟通交流的表达句.这种色素构成的表达一般受文化习俗和色彩暗示两种规约性的限制.不同文化习俗的影响,使色彩语言带有某种民族特点;而由色彩暗示产生的心理联想意义则是普世共识的.色彩语言能塑造形象推进剧情的发展.无论是单格图画内的色彩组合抑或画面镜头之间的色彩组合,色彩要素的不同搭配均可以构成特定内涵的"句子",组成对人物善恶美丑等性格特征的陈述性表达.镜头与镜头的转换衔接又使色彩具备了"线性"组合的特征,更倾向完成对一段复杂事件的意义传递.色彩之所以成为一种语言,不仅由于色彩具有表意特点、具有语言的聚合及组合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模拟、表意、聚合、组合等内涵都是现实生活赋予的.某些色彩形式早已对人们的意识构成过影响.那些成为某种表达模式或公式化标记的色彩语言,往往是启动了观众已有的生活经验或知识储备,因此,能够在色彩与概念之间形成默认的契约关系;人们很容易接受其中所蕴涵的表达意图,从而使色彩语言具有了表意功能.     

银幕影像的感知革命：从吸引力#br# 电影到体验力电影

以电影学者汤姆·甘宁的“吸引力电影”（cinema of attraction）为论述起点,作者在分析和总结晚近电影放映和电影语言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体验力电影”（cinema of experience）这一重要概念,用以指认全球影像创作领域出现的一些大胆美学实验。相较于叙事,以伊纳利图、李安和诺兰为代表的探索者近来更关注影像体验感、沉浸感的营造,更看重如何才能让影像诉诸观众的“情动力”（affect）和“全感力”（sensorium）,将观众最大限度地带入到叙事中,近距离乃至“无距离”地具身体验人物的所见所触所听所感。这类影像实践,就是“体验力电影”,这些电影构成了流媒体时代银幕影像感知革命的核心,也代表了晚近电影艺术发展的主要趋势。     

历史记忆的影像表达——当代电影中“文革镜像”的编码机制研究

“文革”给“后文革”时期电影创作提供了很重要的母题。在不断出现的关于“文革”的种种话语叙述中,创作者们将自身对“文革”复杂性不同的理解,对历史客观性的深度介入和差异编码,导致“文革镜像”的差异表达。“文革镜像”的研究首先涉及历史叙事的角度问题,主要是历史是如何出现在影像中,承担何种功能。其次是如何编码与解码。而虚构的情境观影协议早已在电影与观众之间签订。历史的真实在“文革镜像”中已经是无可企及的幻梦。影像在历史虚构与历史真实之间找到合适的表达平衡点,在意识形态神话和理性反思中找到合适的编码与解码方式。     

体验·隐喻·历史——福柯“关系本体论”文艺思想研究

福柯文艺思想的根本方面是“关系本体论”。福柯在“文学时期”就思考并提出“文学本体论”的问题,其文艺本体论性质是“关系本体论”,基本方面由“体验”、“隐喻”、“历史”三个维度构成：“体验”是存在与他者的关系维度,体现出理性与非理性对话交流的开放思维;“隐喻”是形式与意义的关系维度,体现为语言内部与外部关系的新型构造;“历史”是结构与变化的关系维度,话语分析成为有效的批评方式。福柯的“关系本体论”文艺思想,对后现代主义文论具有反思与认识价值,对当代文艺理论学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在拟像中安放无根的青春——论网络怀旧视频的类型、本质与功能

 随着视觉文化进入数字和视频时代,国际影像研究界对于“电影之死”的争论愈演愈烈。以中国本土网络现象--蔚为大观的“怀旧视频”为分析对象,呼应了国际影像研究界的热点主题。在后现代语境中,首先探讨了“素材重构型”和“网络原创型”两类视频截然不同的影像呈现方式;其次分析了图片集锦等视频的电影性,透视网络这一特殊的空间场域引发的观众对视频的深度参与、影像接受与记忆的关系,并分析了这种“关注力”如何在网络空间中得以渗透与蔓延,从而在特定人群中沉淀“集体记忆”、营造集体怀旧的氛围。最后,将关注“80 后”一代的代际特征,把网络怀旧影像视作一种现代性压力下,失去安全感和归属感的群体合理且必要的符号化的情绪消费。     

当下喜剧电影创作的类型化与寓言性

中国当下颇为繁盛的喜剧电影创作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关系暨喜剧电影的现实性与现实主义精神等问题无疑值得深入探析。以电影的“寓言性”为研究视角,以“现实文本化”和“主题寄寓性”这两个“寓言性”特点为切入点,对当下中国喜剧电影中有代表性的三种喜剧亚类型的艺术特点、寓言性以及与现实的关系等进行分析阐释可知：喜剧是当下电影与现实发生关系,即“接地气”的重要电影类型,这也是喜剧得到受众喜爱,票房屡创新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同类型的喜剧对现实的折射或“寓言化”各有不同,甚至也有歪曲和扭曲,但无论是黑色喜剧的价值解构和社会缝合,还是都市爱情轻喜剧的中产阶级超现实梦幻,抑或是冯氏喜剧的世俗关怀,都是当下中国现实某一方面的影像化、寓言化呈现。通过分析喜剧电影对现实的寓言化表意以及对社会中人的造梦治愈和心灵抚慰等功能,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喜剧在精神文化层面上与我们这个“娱乐化”的“大喜剧时代”产生的复杂关系。     

符号“三分说”与汉字“六书”

皮尔斯的符号“三分说”理论基础是其哲学的“三个基本范畴”:第一性存在、第二性存在和第三性存在。与此相对应,皮尔斯提出了三个符号“三分法”。根据符号与其所指对象的关系,他将符号分为拟象符号、指示符号和表征符号。它们相互依存,但其中某一项起支配作用,从而显示出符号主体特征。汉字“六书”可以在皮氏符号理论框架内得到合理解释 :象形字具有最强的拟象性,属于第一性存在的拟象符号;指事字和会意字通过符号与符号或标记的组合来指示某种关系,表达意义,属于第二性存在的指示符号;形声字、转注字和假借字具有最强的抽象性和社会规约性,为第三性存在的表征符号。后三者构成汉字的绝对主体,从而决定了汉字表征符号的本质。     

“不过”的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建构

“过”在古代汉语中是谓词性成分,表示“时间、空间距离上的经过”,突显客观义。“不过”是否定词“不”与“过”构成的否定结构,前后属状中关系。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不过”发生了词汇化,由“不超过某一限制”引申出“仅仅”、“只”等表示说话人态度、情感的主观义。在前后小句语义方向不一致的语境中,“不过”衍推出转折义,由副词转变为连词,是说话人用以调控听话人认知状态的语言手段,体现交互主观性。从否定结构到副词再到连词,“不过”经历了一个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建构的过程。     

论英格玛·伯格曼电影的“两希”文明底蕴

 在对“两希”文明和谐平衡这一西方文化理想的呼唤中,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用精彩的镜像语言,对一系列具有浓重宗教色彩和终极意义的主题展开了富有里程碑意义的阐释。这种阐释,只有放在“两希”文明的背景中,才能获得较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更为深刻的理解。温暖的童年经验,使得将“全部创作建立在童年印象基础上”的伯格曼,获得了汲取各种文化给养的能力和兼容并蓄的潜质;伯格曼从基督教的“罪与罚”中超拔出来,在“意识”与“良知”、“知”与“行”统一融合的人生和艺术道路上,推进着理性与信仰殊途同归的进程;在个体精神的层面上,伯格曼与存在主义达成一致,将审美境界与宗教境界、艺术与神圣存在相互交融,以“在静穆中激荡”的影像风格,传达着“两希”文明相互包容的哲思。
      

上海方言的组合式谓补结构

上海方言中有“得”、“来”、“得来”三个补语标记。从语法形式上看,它们构成的补语是组合式的;从语义上看,它们可构成能否补语、情态补语、程度补语。这三个补语标记是多功能的,它们构成的补语在形式上和语义上也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考察上海方言中带能否补语、情态补语和程度补语的谓补结构,探讨“得”、“来”、“得来”三个补语标记的异同及其组合式谓补结构在上海方言中的使用,并从方言的句法扩散、历史来源与层次、语言接触等方面进行解释。     

社会契约论新探

社会契约论的核心概念是权力的合法性：一切权力--最高权力并不例外--都具有合法性,因而必然都产生、形成和起源于社会成员的普遍同意或所谓社会契约。从此出发,社会契约论发现建立最高权力或国家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人们一起订立所谓“明示”或“默示”的社会契约,亦即就最高权力所关涉的权利与义务等利益之交换达成的“明示”或“默示”的普遍同意：最高权力或国家起源于“明示”或“默示”的社会契约。     

语义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

语言是由聚合关系与组合关系构成的价值系统;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是语言系统中最普遍、最重要的关系;聚合关系使语义确定化,组合关系使语义具体化,二者的有机结合,使语义构成有规律、有条理的系统,组成语言系统的一个网络。在语言教学中,要注重辨别同义词／近义词,掌握惯用法,处理好词语搭配,增强驾驭语言的能力。     

“国产大片”的叙事与意识形态

电影作为特殊的文化艺术产品,其意识形态特性是无法规避的,问题只在于如何传达意识形态。当“国产大片”试图以炫目的视觉奇观、超强的明星阵容来刺激观众的视听感官并进而达成意识形态企图的时候,我们可能恰恰忽略了一个问题：影像叙事是传达意识形态最为有效的手段。意识形态的有效传达,更多是借助有效的叙事来完成的。从创作层面来说,忽略对于影片叙事表达的重视,则有可能使电影直接成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而沦为抽象乏力的说教。从《英雄》到《无极》,再到《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国产大片”在全知叙事/权威叙事的叙事形式背后,其文化内涵即文本意义上则呈现为“帝王”叙事或者“神性”叙事。《集结号》不但意味着“国产大片”的题材/类型转型,即由古装武侠向现代战争的转型,在叙事的意义上,也体现了导演打破权威叙事的尝试,而代之以平民视角来关注与表达战争中人物个体的命运,并由此拓展了为常规话语所界定的中国战争片模式。在中国电影中,电影叙事常常不是单纯的与影片文本有关的叙事,而是社会文化泛文本在影片文本中的一种投射。以《集结号》为标志的“国产大片”在电影叙事方面的努力,在改变票房与口碑、商业与品质之间的悖谬关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何在主流意识形态诉求、大众文化心理需求和创作者的影像/叙事表达之间建构起良性的互动关系,已经成为“国产大片”真正走出票房与口碑、商业与品质之间悖谬关系的关键所在。     

习俗成谣：“仙水神药”事件的建构研究

“仙水神药”是基于民间缺医少药和传统医学的一些糟粕而形成的习俗,然而在权力的干预下,“仙水神药”因被视为迷信和可能引发社会动乱的事件而受到禁止。由于权力无法在禁止习俗的同时,提供取代它的医疗保障,也无法彻底消除产生“仙水神药”的基础,因此“仙水神药”就从一种民间习俗演化成为各种谣言事件。     

试析儿童语言形成发展期的几种现象

儿童1~3 岁语言形成发展期是儿童语言习得的重要时期。这一阶段,儿童语言学习的几种现象值得注意。尤其是儿童的“代词”和“地点”指示常出现大人认为的“错误”。现在,人们对儿童语言学习过程中的“错误”有不同的看法,这对了解语言习得是有益的。其实,学习者的错误是无所谓“错” ,也无所谓“对”的。     

自然主义视角下的海德格尔意义观——兼论现象学与自然主义的视域差异

塞尔从自然主义立场出发，批评现象学犯了视角主义的错误，并将其困境解读为“现象学的幻象”，认为海德格尔的意义观就是这种幻象的典型。塞尔的这个解读没有足够注意海德格尔有关语言意义与存在意义的区分。从自然主义视野看，海德格尔将语言意义追溯至存在意义的做法看起来预设了意义的存在，并且陷入了某种循环之中。但海德格尔并没有停留在这里，而是借此循环进一步揭示出意义的时间性结构。反之，通过考察自然主义意义观的基本思路可以发现，意义与真之间也存在某种循环定义或论证的关系。自然主义者没有看到现象学思考的着力点正是此意义与真的相互交织处。与自然主义被动地陷入“循环-定义”不同，现象学主动地接受并展示这个“循环-结构”自身的意义。海德格尔的意义观就是此意义结构的一个生动展示。     

德川儒者荻生徂徕的经典诠释方法论初探

德川日本儒者荻生徂徕以古文辞学作为其儒家经典诠释的重要方法论。“辞”不是单纯的字词或概念的拼凑组合,古文辞是指西汉以前的古文献所构成的一套成文系统和言说系统,其中有丰富的古圣人的“古言”和“古义”,所以藉由古文辞学的方法就可重新把握圣人之道,他将此方法归结为“以古言征古义”。但是他以所谓的古言古义欲对儒家经典进行诠释之际,其实已有思想上的立场预设;更重要的是,当他用“以古言征古义”来反对“以今言视古言”之际,“古言”不免被绝对化,这就有可能走向“以古言视今言”的另一极端,其结果必将造成对古今文化的历史性连续的切割,从而使其思想蒙上了非历史性的色彩。     

载道、言志、缘情的变奏：古典文学批评框架下的新文学观念考察

文以载道、诗言志、诗缘情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核心命题,从道、志、情的内涵来看,载道与缘情一者强调文学对“道”的无条件附属,一者强调文学对主观情感的抒发,构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极,而诗言志观则是居于两者之间的一个较强包容性的命题。五四作家在社会启蒙与文学本体建构的双重考量下历史性地选择了“言志”的文学观念,一方面展开对“文以载道”与“诗缘情”观的双向批判,另一方面却又吊诡地徘徊于两者之间。“五四”后“言志派”开始了两个方向的分化,一是“志”的个性化色彩逐渐淡化从而走向“载道”;一是“志”的社会责任感消退,逐渐走向“缘情”。“言志派”的分化,是现代文学观念逐步多元化与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     

天地大美贲饰有道——论《周易》贲卦的美学意蕴

《周易》贲卦,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古代美学思想之蕴涵。历代学者所分析的《贲》卦中象数、义理内涵,涉及美学范畴者颇多,而其中关于“天文”与“人文”的会通,“白贲无咎”与“绘事后素”的联系,以及由《贲》卦引发出的“文”“质”关系的论述,构成了传统美学观念中“文饰之道”的思想要素。     

德勒兹电影理论视域中的类型电影

德勒兹电影理论中运动影像的部分基本上与一般所谓的类型电影范畴重合,他从本体、系统、构成三个方面对类型电影进行了把握：在本体方面,他提出了“内外不分”的“感官机能”本体说;在系统方面,他探讨了类型分类的形式主义原则;在构成方面,他描述了欲望碎片在类型电影中生成和被文明包裹的“冲动”构成模式。其类型电影理论兼顾了类型电影工业生产和艺术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