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形国家”:全球气候治理的“麻烦制造者”

“伞形国家”群体是全球工业化进程的既得利益者,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方面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由于国家利益导向和国际战略偏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伞形国家”在全球气候政治中长期扮演“麻烦制造者”角色。对“伞形国家”的气候政治生态进行历史回溯和比较分析,有助于从根源上深度思考全球气候治理何以失灵。全球气候政治的矛盾焦点,很大程度上亦外化为“‘伞形国家’与新兴大国”之气候政治权力之争。     

政治的“低姿态”和经济的“高姿态”——再议日本战后五十年发展轨迹

本文认为日本战后五十年发展轨迹的基本特征是政治的“低姿态”和经济的“高姿态”。这是日本根据其战败国地位所确定的一种发展战略。天皇晋见麦克阿瑟是政治的“低姿态”的开始，之后，各项民主改革是其继续。日本政府的政治低姿态是服务于先把经济搞上去的经济的高姿态的。其结果，日本经济在战后第一个十年得以复兴。在之后的两个十年间，日本政府有意识地贯彻这一战略使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最近这两个十年间，尽管其间或提出成为政治大国的要求，但纵观全局，日本历届政府仍基本遵循这一战略。避免同美国正面冲突，在同中国和东盟国家交往中表现低姿态。总之，这一战略促成了日本今天的大国地位     

大国的资本与困扰

大国是指能对国际秩序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家和影响的潜在力量是巨大的国家。大国是国际政治中的“贵族” ,但大国在发展中往往有大国的困扰。中国作为潜在的大国 ,在发展中既要避免历史上大国发展中的困扰 ,还要面对自己独有的困扰。     

近代日本“民族国家”论

个体的政治地位是决定国家性格的重要因素。近代日本的“国民”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它一方面因缺乏主体性而表现为“臣民”,另一方面又实现了与国家的紧密结合。因为没有本来意义上的国民,近代日本就不能称为“国民国家”,而只能是“民族国家”。     

“大国协调”的重负与近代中国的“旧邦新造”

面对后冷战时期单极国际秩序的衰变，国际上已有不少学者主张参考19世纪的“欧洲协调”机制，重建全球性的“大国协调”机制。然而，作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作为殖民帝国“大国协调”客体的历史经历，尚未获得充分总结。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不断在中国取得片面最惠国待遇，相互之间形成了临时的利益连带关系，进而发展出了驻京公使团会议、“条约网络”与银行团等协调机制。在一战前夕，即便欧洲内部冲突加剧，六大列强在中国仍然通过“大国协调”塑造了辛亥革命的结果，直到一战的爆发带来战前协调机制的衰落。日本利用了一战的时势，在华权势迅速增长。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局部重建了协调机制，然而其内部具有极大的结构性矛盾，英法美等列强未能及时阻止日本侵华步调。然而，殖民帝国之间“大国协调”的破裂，也使得中国成为全球殖民秩序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为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旧邦新造”准备了基础条件。以近代中国“大国协调”经历为参照，如何避免历史上旧式“大国协调”阴暗面的重演，将是中国推进当代“大国协调”机制之时需要深入思考的主题。     

日本与中亚及外高加索地区的能源关系:政策及实践

出于争当政治大国的需要,日本积极发展与中亚及外高加索地区国家的能源关系,并在对外政策和国家能源政策推动下,逐步形成了以“里海能源开发计划”为核心的地区能源政策,在石油、天然气、铀矿勘探开发等方面取得了成效.基于对日本中亚及外高加索地区能源政策和实践的考察,文章认为,如果大国关系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中亚及外高加索地区相对稳定的条件下,通过双边或多边国际合作开发中亚及外高加索地区的能源资源将可能成为日本对外能源政策的重点.     

日本政治大国战略与我国的战略对策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由于苏联的解体、东欧剧变等一系列国际事件的发生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形成的以美苏两极为中心的国际霸权体制一一冷战体制的崩溃，从而使世界进入了一个构筑后冷战时代国际新秩序的关键时期。在构筑未来国际新秩序的过程中，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为了在新秩序的构筑中，占有重要地位，发挥主导作用，都积极地调整其国家发展战略。在世界各大国国家战略的调整过程中，日本尤为引人注目，它提出并积极推行旨在构筑国际新秩序过程中实现其成为主导国际新秩序的重要一极的“政治大国”战…     

“日出处”与“日没处”析疑

在日本第二次造隋使呈递的国书中,以“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耶”①为其首句,因此引起了中日关系史上一个轩然大波,日方称之为“国书事件”。围绕这个问题众说纷坛,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一种说法认为这样的写法带有藐视中国的意思,因而激怒了炀帝;另一种认为这样的称呼是企图站在对等的立场上来同先进的大国——中国说话,因而引起天朝大国皇帝隋炀帝的不快,多数人同意后者。关于第一种说法笔者也认为毫无道理。当时的日本与大隋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相差悬殊,正因为如此日本才派遣隋使向中国学习,移植和输入中国…     

论霍布斯政治哲学之国际“自然状态”观

霍布斯是近代国家政治哲学理论的奠基人.“自然状态”是霍布斯政治理论的基础.霍布斯的国家政治哲学在人性、自然法的基础上,论证“自然状态”下,国家的政治存在和国家间关系的处理原则.霍布斯国家政治哲学中的“自然状态”理论使得霍布斯主张自然理性法则应当被视为国家政治的基础.霍布斯的自然法观点和国际“自然状态”观对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有着重要的影响.     

“日本文学特殊论”之我见

现代日本文学研究界普遍流行一种“日本文学特殊论”的观点 ,认为现代日本文学只注重描述美学意识或者所谓人类共同的情感而极少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等政治问题。然而 ,细考明治期政治小说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小说、无产阶级文学 ,尤其是 193 1年至 1945年“十五年间”的文学和“战后派”的文学 ,可知“日本文学特殊论”并不符合现代日本文学的史实。     

“普通国家化”：日本政治与外交行为方式演变趋势的全面审视——为《冷战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与中日关系的发展》所作序言

本书是以作者李建民先生在北京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一部专著。作者希望我为本书写篇序言。我在仔细阅读文稿后,便答应下来。因为,我认为本书选题比较重要,写得也很好。作者自己概括道:本书以冷战结束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与中日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为主题,从国内政治、对外政策、社会思潮等方面的变化入手,对日本的“普通国家化”进行了多角度透视和分析,认为“普通国家”政治理念提出的目的是为了形成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新“国家形象”,     

冷战结束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评析

冷战结束后 ,日本推行的是一条没有“普通国家”的“普通国家”路线。相对于军事大国化仅仅是这一政治理念的具体表象而言 ,自主性和大国化构成了“普通国家”的真实内涵。日本在内政和外交方面的多种实践 ,说明我们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日本的“普通国家化” ,才能避免战略应对上的被动     

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对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形势进行了独到的解释和预测,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的新模式,其核心思想是：后冷战时期的世界主要冲突之源不是经济或意识形态上的,而是文化上的差异。他认为,世界格局将取决于八大文明,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的相互作用。亨廷顿敏锐地观察了当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关系,为国际政治注入了新的研究视角。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可能会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对外政策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略论“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的问题在国家与国家的相互关系中显得特别重要和引人注目,因而,它尤其为国际政治学家所重视。著名国际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认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汉斯·摩根索:《政治学的困境》[Dill-ma of Politics]第68、54页,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以他为主要代表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直接把国家利益当作国际政治分析的出发点和归宿。但国家利益不仅仅是一个国际关系的概念,事实上,它更是一个国内政治的概念,它在国内政治中的重要性丝毫不比在对外政治中小。当代著名     

享廷顿“文明冲突论”四题

享廷顿基于冷战后时代国际政治局势的重大变化,提出了“文明冲突”的理论。他认为:文明将取代国家成为国际政治的行为主体;未来的世界冲突将主要是文明间的冲突,这是20世纪40年代坎南提出“遏制”思想之后又一最富争议的国际关系理论。本文从四个方面就“文明冲突论”给我们的启示、世界文明的分类,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以及国际政治行为的主体问题谈了一点十分粗浅的看法。对“文明冲突论”确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以期构建我们的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理论。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解读日本的经援外交

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相互联系的行为体纷纷通过经济的手段进行“博弈”,实现政治大国目标,是日本战后外交追求的主要目标。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日本对中国、东盟、印度、非洲和拉美等地区推行经援外交,其实质在于为其政治目标服务。从日本的经援外交的发展与变化,分析日本在经援外交上的成败与得失,可为新世纪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提供借鉴与参考。     

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决策过程

《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是作者王珂所撰的《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系谱》这部著作第lO章的标题(该专著2001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者系日本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副教授。他1987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研究生班，1989年4月东渡日本     

日本的国家经济安全:经验与借鉴

日本的国家经济安全在战略上有三个基本观点:一是全面观。经济安全不能仅从经济方面考虑,还必须从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二是全球观。经济安全保障必须在世界政治、经济框架内考虑;三是全民观。保障经济安全不仅要靠政府,而且要动员地方、企业和全体国民共同参与,建立相应的应对危机体制。日本设有讨论和制订经济安全政策的固定的内阁联席会议制度。该会议由总理大臣亲自出席,官房长官主持。同时,日本将遏制或排除外部的经济或非经济威胁作为其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重点。为此,日本将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锁定在“保障海外能源、资源的稳定供应”和稳定与扩大“海外市场”,以及做出符合“经济大国”地位的“国际贡献”上。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政府行为模式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次大战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成就令人瞩目。从经济上说,亚太地区战前属世界上较不发达的地区。近四十年的发展,亚太地区一跃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经济旧貌变新颜,增加了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国力,而且加重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国际政治中的砝码。日本提出“政治大国”的口号便是明证。亚太地区现已可与北美和西欧相鼎立。本文的目的在于分析政府行为模式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并推测未来经济发展中政府可能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     

农业政策“合意空间”：日本乡村振兴的政治密码

日本作为东亚地区快速实现农业现代化且实现乡村振兴的国家,其发展经验颇受关注。然而,中国学者的研究聚焦于日本政府各项助农政策的实施及乡村振兴某一方面经验的借鉴。尽管有少部分学者关注到日本农业农村发展的政治因素,然而仍没有揭示出日本政府实施乡村振兴政策的密码。应该说,日本乡村振兴的政治机制不容忽视。日本乡村振兴的两大基石是《昭和宪法》的颁布与农地改革的实施,农协的组建和发展则成为了日本乡村振兴的组织化平台,五五体制下自民党与农协的联合实现了保守力量的结盟,进而形成了农业政策领域中自民党、日本政府与农协之间的“合意空间”,从而促进了日本的乡村振兴。日本农业政策“合意空间”形成的宏观基础则在于战后日本的民主化改革促使国家权力向现代型转变进而所形成的“国家嵌入社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