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社会化”:数字时代青少年社会化趋向、困境与纾解

数字与信息技术重塑了青少年的知识空间、生活方式与成长空间,数字社会中的“缺场”交往扩大了青少年的社会交往范围,超时空经验提升了青少年的学习能力,网络集群促进了青少年的角色认同。青少年由此具备了主动快速筛选与汇通信息的能力,同时对数字知识与现实经验的双重把控与“反向社会化”的趋势也成为青少年成长的显著特征,青少年成长形成“快速社会化”的趋向。青少年的加速成长促使青少年提前掌握信息控制权、过早接触“成人的秘密”以及更快形成理性的思维方式,由此带来了教化权力转变、两性关系早熟、个性化强调等非预期后果。在此基础上,青少年的成长易陷入数字代沟、不良信息危害和孤独心境影响等现实困境,甚至催生出代际冲突、未成年人犯罪等社会问题。故而实现青少年社会化的全面健康发展,需要青少年自身、家庭、学校乃至全体社会在理解并配合“快速社会化”的基础上采取相应的措施,青少年主动加强现实实践能力,家长主动构建良好的亲子关系,学校乃至社会积极营造健康的数字社会环境,激发“快速社会化”内蕴的积极价值。     

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家庭结构:全国五大城市的调查分析

本文依据全国五大城市的抽样调查资料,对我国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家庭结构的现状及其相关因素、独生子女父母进入空巢期的年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我国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目前的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他们的家庭结构与同龄非独生子女父母相比差异明显.子女的婚姻状况是影响他们家庭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     

家庭结构对青少年学业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2012)上海数据的分析

通过拟合模型发现,不论是独生子女家庭类型,还是非独生子女家庭类型中,与母亲共同生活的子女学业能力都比那些缺失母亲的子女要更好.但与此同时,母亲对青少年学业能力的影响还受到兄弟姐妹家庭成员的约束,即使在没有母亲陪伴生活的条件下,独生子女青少年的学业能力表现为优秀和良好的概率仍高于那些来自有母亲的非独生子女家庭的青少年.虽然独生子女政策引发了诸多的社会弊端,但是单从青少年学业能力表现而言,独生子女家庭的青少年享受了较为集中的家庭资源,从而使其学业能力的表现要比那些非独生子女家庭更好.     

农村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居住方式及相关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2008年江苏、四川两省四县810户农村居民的调查数据,对农村第一代独生子女目前的居住状况及其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独生子女身份、性别与农村第一代独生子女目前的居住方式不相关,而真正有影响的因素依然是青年的婚姻状况。与城市已婚独生子女三分之二左右独立居住有明显不同的是,农村已婚独生子女与父母同住的比例都在80%左右,特别是已婚独生女与父母同住的比例明显高于同龄非独生子女的长女。     

城市青年的职业适应: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比较研究

在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开始进入职业领域的大背景下,本文利用问卷调查所得资料,定量描述了处于职业初期的城市青年的职业适应状况,对青年独生子女与同龄非独生子女在职业适应方面的状况进行了比较,并探讨了与青年职业适应相关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青年总体的职业适应状况较好,独生子女青年与非独生子女青年在职业适应方面不存在明显的差别。与青年职业适应状况密切相关的因素主要有青年参加工作时间的长短、青年与同事关系的好坏、青年文化程度的高低以及部分职业类型的性质,而是否独生子女则与青年职业适应的状况无关。     

在职青年与父母的关系:独生与非独生子女的比较及相关因素分析

论文针对目前研究所存在的不足,采用全国12城市1786名在职青年的调查数据,探讨了在职青年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及其相关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青年独生子女与同龄非独生子女在与父母的关系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别.在职青年与母亲的关系总体上比他们与父亲的关系更为密切;同时,已婚青年比未婚青年、与父母分开居住的青年比与父母共同居住的青年在亲子关系方面也更加紧密.     

独生子女父母的空巢期:何时开始?会有多长?

现有独生子女父母空巢期的研究并不多,而且很多缺乏实证资料的支撑,某些结论是否反映客观现实需要验证.通过对12个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城市1245名在职青年社会调查可知:目前处于空巢期的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比例大约在36%,独生子女父母在48岁左右进入空巢期,空巢期平均为23年左右;独生子女父母空巢期开始的平均时间比人们预计的要晚,空巢期持续的平均时间比人们预计的要短;特别是,他们的空巢期与同龄非独生子女父母的空巢期之间的长短差别也没有现有研究所预言的10年那么多,二者相差只有3年左右.     

社会化理论视角下农村陪读家长城市适应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家长进入城市陪读的规模不断扩大,他们打破了家庭原有的以务农为生的生活状态,以孩子发展为轴心,自己也超前适应城市.陪读家长通过职业再社会化,实现经济上的适应;通过社会交往、理性消费以及休闲娱乐的变化逐渐实现生活上的适应;为适应新环境进行教育观念的继续社会化.但是,他们也面临惯习、惯习滞后和角色冲突等城市适应的困境.为此,从家长、家庭、政府三方面提出了解决陪读家长城市适应障碍的对策.     

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现状与比较分析

本文依据两次调查所得到的资料,描述了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现状。研究表明,我国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青年的生育意愿与同龄的非独生子女没有显著的差异。处于不同城市、具有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婚姻状况的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也基本相同。从数量上看,三分之一左右的青年希望生育两个孩子,60%左右的青年希望生育一个孩子,5%左右的青年不打算生孩子,希望生育三个以上的不足1%。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现状与变迁趋势对生育政策的调整具有参考作用。     

网络时代青少年社会化的路径分化与整合

网络时代信息传递与接收方式的变迁、“传递性经验（mediated experience）”的地位提升以及“缺场交往”的盛行使青少年社会化路径产生了两种明显分化：一为以身体在场为标志的“传统社会化”，二为以身体缺场为特征的“网络空间社会化”。社会化路径的二元分化不仅为青少年成为合格社会成员带来挑战，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信息时代，利用传统社会化的在场效应，结合网络空间社会化的技术优势，进而整合分化的社会化路径，是促进青少年社会化顺利完成的关键举措。     

大学生综合幸福感结构验证与影响因素分析

以《综合幸福感问卷》为工具研究大学生综合幸福感。发现大学生幸福感在性别、文理科方面无显著性差异;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幸福感高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学生干部的幸福感显著高于非学生干部;城市学生幸福感高于农村学生;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幸福感有显著差异;经济因素主要影响主观幸福感;运动能提高幸福感,但过量运动反而会导致幸福水平下降。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回归作用的依次是运动时间、是否贫困生、年级、生活支出、性别、是否学生干部．对心理幸福感有显著回归作用的依次是是否学生干部、年级、运动时间和城乡来源。研究发现SWB与PWB都是幸福感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     

走进"围城"的独生子女:概念、规模与质疑

本文首先从概念上对与第一代独生子女婚烟有关的现象进行了区分。提出用“已婚独生子女”、“双独夫妻家庭”等概念来分别对相关现象进行界定。其次,依据作者2004年对全国12个城市1786名在职青年的抽样调查结果,从宏观上分析了成年的、已婚的、有子女的独生子女的可能分布和“双独”、“单独”、“双非”家庭的大致比例。从而为认识这一现象的规模和范围提供了经验的基础。最后,论文对现有研究的结果和结论提出了质疑。     

居住空间类型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途径 ——基于空间视角的探讨

近年来,空间理论的浮现引发了一股空间研究的热潮。在农民工研究中,社区作为城市一种重要的空间被用作分析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交往和融合的载体。然而研究表明无论是在“单体同质型”社区还是在“多体异质型”混合社区,农民工与市民都未实现充分的交往和融合。对此,我们提出社会空间的概念,主张政府、组织与农民工和市民个人要积极建构城市社会公共空间,扩大社会交往,以破解社区空间的限定性和狭隘性,促进农民工与城市融合。     

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内卷化了吗？——基于对“内卷化”概念比较性的理解

内卷化概念兼有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双重内涵,其预设了一个对比的参照物。将内卷化概念运用于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研究,或者说,认为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内卷化”了,是有疑问的,因为：第一,将城市市民的社会交往作为参照物,同样具有同质性和有限性的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并不能称之为“内卷化”;第二,这样做掩盖了农民工内部的分化和在社会交往方面的差异;第三,对于农民工社会交往的状况是由于移民身份所造成的,还是由于阶层差异、职业差异、民族差异等其他变量所造成的,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论当代中国青少年的经济社会化

1978年,我国正式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实际上70年代前期许多家庭已经只生一个孩子)以来,0—14岁的独生子女超过了1亿人。我们今天论述当代青少年,尤其是城市青少年的经济社会化问题,就离不开对独生子女特点及其生活状况的分析和把握。     

“互构”型社会支持系统的缺失与城市外来青少年犯罪

近几年来,城市外来青少年犯罪问题成为广受关注的问题;在对某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未成年犯深入访谈的基础上,文章从社会支持和社会网络的角度分析了城市外来青少年犯罪的重要社会成因;外来青少年由于缺乏各种社会支持而受同龄群体的吸引,在同龄群体中建立起了封闭而又具有强力关系的社会网络,城市外来青少年犯罪的重要社会原因之一是：社会支持不足造成的封闭社会网络,封闭的社会网络导致城市外来青少年主动构建社会支持的能力不足。＂互构＂的社会支持系统对预防城市外来青少年犯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成为”的秩序感消解:青少年UP主身份建构实践与自我再生产

数字社会的到来为人的社会化构建了崭新的环境基础，亦为个体尝试多元化的自我再生产实践提供了技术支撑。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青少年正在不断尝试突破社会化的既定模式与路径，期待再生产理想自我。“成为UP主”作为青少年具有代表性的新型自我再生产实践，不仅重构了其在网络空间中的身份角色，更彰显出对既有社会化秩序的抵制。在这一再生产实践进程之中，由于信息环境的趋同，维持社会化秩序的主客体行为集成逐渐消散，自我再生产的线性时间秩序发生紊乱，社会化的互动圈层也因“从身体到技术”的基础骤变而无序扩张，社会化过程长期以来积淀的“二重性秩序感”在个体的数字化生存中渐趋瓦解。社会化秩序感的消解意味着个体成长过程的规律性与可预测性大幅降低，青少年在获得较多成长自主权与自由的同时，也面临着成长过程的深度不确定性，如何为青少年在愈渐无序的成长之路中寻找到相对健康确定的社会化方向，是数字时代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课题。     

论独生子女社会化的家庭因素

论独生子女社会化的家庭因素关颖１９７９年，党和政府从我国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提出了“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人口生育政策。“独生子女”便成为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特殊的社会选择。新一代独生子女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家...     

中国当代农民生活方式及其对公共政策态度的影响

与城市市民生活方式研究不同，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他们的生活方式处于相对“被忽略的地位”。基于实地调查的数据，本研究对中国当代农民生活方式及其对公共政策态度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与以往相比，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但社会交往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休闲娱乐活动还主要停留在传统层面，具有现代色彩的休闲娱乐活动较少。同时研究发现，在对待国家公共政策的态度上，农民物质生活水平和休娱乐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对国家公共政策越趋向给予消极的评价，而农民的社会交往情况对公共政策态度的影响并不明显。     

关于家庭教育问题的思考

我国现阶段处于成长中的青少年，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对家庭都存在依赖关系．因此，家庭教育状况对于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影响极大，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如果没有家庭教育的配合是难以想象的．应当肯定．随着我国计划生育的深入发展和独生子女的日益普遍化，家庭对孩子的重视程度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但是，从近几年暴露出来的问题看，相当多家长对孩子缺乏爱的艺术，即爱只停留在本能性的情感渲泄的层面上，而不是在理性的指导之下，造成一些孩子心位的畸型发展，以至于被人们称之为一代“小皇帝”．这种状况提醒人们．面对日趋激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