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润物有声到大雪无痕——以《雷雨》《北京人》为例论曹禺话剧民族化过程

曹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接受西方戏剧,特别是西方现实主义戏剧的影响,从而走上话剧创作道路,从其代表作《雷雨》《北京人》的戏剧结构、戏剧冲突、人物刻画和戏剧语言几方面,可以看出曹禺话剧创作的民族化过程。曹禺为中国的话剧艺术走向成熟做出了巨大努力,对戏剧艺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论曹禺与南开早期话剧运动——以《一念差》、《一元钱》、《新村正》为例

南开早期话剧很少被人注意和研究，但其作为中国早期话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话剧艺术史上有其自身的价值。文章通过对南开早期剧作和曹禺名剧的比较，可以在《一元钱》、《一念差》、《新村正》中窥见经典剧作的朦脆身影，从曹禺名剧中能依稀寻找到开拓者的足迹。从南开旱期话剧到曹禺，中国话剧的不断成熟和发展便是这种生命力的生动体现。     

试论曹禺对中国话剧的建树及意义

中国话剧从春柳社的生硬移植到左联话剧的粗糙雷同 ,走过了一条艰难跋涉的探索之路。经过二十多年的披荆斩棘 ,在中国话剧舞台上终于出现了曹禺这样大师级的剧作家 ,为中国话剧的成熟 ,矗立起一块高大的纪念碑。曹禺对中国话剧的建树及意义表现在 :首先 ,伦理批判与精神反叛的思想体系 ;其次 ,卓越的悲剧美学价值 ;第三 ,话剧文学样式的杰出发展。     

小人物，大内涵——曹禺悲剧思想之浅谈

曹禺的悲剧开拓中国现代话剧悲剧艺术表现领域的深度。是小人物、灰色人物的悲剧，表现的是平凡人的痛苦。悲剧的情节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人的心灵上造成的伤痕。悲剧结局不仅属于他们个人。而且也属于社会。这些小人物、灰色人物的痛苦虽不是关系到国家、人民的利益，却同样十分深刻，这足以引起人们深深地思索。     

论曹禺悲剧艺术风格的衍变

从《雷雨》的一鸣惊人,到《日出》、《原野》、《北京人》的经久不衰,曹禺的四大悲剧见证了他高超的悲剧艺术。曹禺在对生命个体性深刻理解的基础上,通过对西方悲剧艺术的借鉴,形成了独特的悲剧观和悲剧表达方式。曹禺悲剧艺术风格的衍变,不仅仅是社会场景的变化,更反映了曹禺对精神世界的不断探索。同时,曹禺的悲剧格调也经历了由高调悲剧向低调悲剧的转变。     

曹禺剧作与中国话剧意识的觉醒

“话剧”究竟“怎是”,如何建构现代西方意义上的“话剧意识”,中国学界、演艺界在1930年之前一直昧而未明。曹禺在改译《争强》一剧时,从布局、行动、性格、对话和情趣等方面,表现出他对现代西方话剧意识的极其敏锐的悟解。曹禺的话剧意识形成的机缘是多种的。《雷雨》产生前后曹禺的话剧意识已经很成熟,走在当时、乃至今日中国话剧界的最前沿。话剧剧作家写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而以什么样的话剧意识引领写作,才是最为关键的。话剧进入中国已经百年,但如何补上话剧意识这一课,在今天仍显得急迫。     

中国新文化史的绚丽篇章——论“五四”时期话剧的历史意义和影响

从“五四”前夕到整个２０ 年代的中国话剧接受西方近代话剧的影响,确立了它的文学地位和艺术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戏剧体系及剧作家的个人风格。３０ 、４０ 年代曹禺的剧作承续着“五四”话剧的现实主义精神,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的高峰,夏衍的剧作则使中国的现代话剧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得到拓展和深化。从当下的实践看,走向市场的确是话剧的惟一生路,但从根本上说来,人文精神的回归和精神家园的重建才是渡过危机、谋求发展的关键,“五四”的宝贵传统仍然需要继承     

曹禺悲剧观及其悲剧艺术

曹禺的悲剧观似乎迄今无人深入论及。其实,在曹禺早期创作谈,如《雷雨·序》、《日出·跋》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些雪泥鸿爪、吉光片羽般阐述悲剧的言论。我们还能查出较为完整地反映他悲剧观的文献。这就是1943年,曹禺在重庆储汇局同人进修服务社所作的、题名为《悲剧的精神》的一次讲演(载《半月文萃》二卷二期,1943年8月)。曹禺作这次讲演时,他的五大悲剧——《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和《家》,都已相继完成,他已积累下了相当丰富的悲剧创作经验。因而这篇讲演对我们理解他的悲剧观念,进而研究他的悲剧艺术,有着不容忽视的特殊重要性。什么是悲剧?曹禺说得十分清楚:     

试论《原野》的表现主义特征

新文学时期,作为舶来品的话剧艺术一直是在欧风美雨的沐浴下不断成长,作为创作主体的剧作家们亦是在东西方戏剧大师的艺术荫翳下逐渐地走向成熟,中国现代话剧泰斗曹禺所走过的艺术道路即证明了这一点。最初的曹禺是在现实主义戏剧巨子易卜生的引领下走入戏剧园地的。《雷雨》、《日出》这两部为曹禺赢得至尊地位的辉煌剧作的内里,无疑饱浸着《易卜生全集》的艺术精髓。然而年纪轻轻就已声名斐然的曹禺并未因此驻足,而是驾着艺术之舟复又西航,寻求与世界最新的艺术潮流对话。从当时     

论曹禺经典话剧的张力构成

作为中国话剧的里程碑,曹禺经典剧作凭借丰厚的思想容量和超拔的技术优势让人望尘莫及.细读曹禺的经典话剧,无论难以确定的主题剧本以及价值指向,还是戏剧形象、意象的设置,以及情感氛围的营造都凸显出明晰的张力特征,也正是这种张力特质结构了曹禺这个旷世奇才的经典话剧文本,并成就了其话剧的经典魅力.     

论曹禺对中国现代戏剧理论的贡献

曹禺是现代著名的剧作家,但在戏剧理论上也有独到的见解。曹禺的悲剧观念,虽然受到了古希腊命运悲剧的深刻影响,但又有新的超越。曹禺把命运理解为"机遇"或"环境",具有浓重的唯物主义色彩。因而,他的剧作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在创作上,曹禺主张写"真知道"的东西。他认为情和理都是从生活中来,要真知道才能使作品做到情理交融,这是关系到作品成败的重大问题。在编剧理论上,他要求编剧要考虑到演员的表演,应尽量多找动作,以便增强观赏性。在演剧理论上,他特别强调演出的真实性。他还指出演员感情的表现,要注意控制,要懂节制。曹禺的这些极富个性特征的戏剧思想,为中国现代戏剧理论宝库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思想财富。     

曹禺剧作中女性形象的时代意义

曹禺的《雷雨》、《日出》是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蘩漪与陈白露是曹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大贡献。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对这两个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可以更深一步探索曹禺女性形象的时代意义。     

诗化戏剧与小说化戏剧——曹禺与老舍戏剧比较研究之二

“以诗写剧”是最能体现曹禺话剧创作个性的特点之一,也是他区别同时代话剧作家的显著特色,就创作主体而言,曹禺多次宣称他以“诗”写“剧”。与曹禺诗化戏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舍在他的话剧创作中也融合了别种文学体裁的特长,但不是诗而是小说。老舍创造性地把小说与戏剧这两种最为显要的现代文学文体结合起来,创立了极具个性特色的“小说化戏剧”,使成熟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话剧在特殊的政治时代,没有完全跌入低谷,在文艺家们普遍迷失自我的红色岁月依旧为中国甚至世界戏剧观众奉献出独具个性风采的“小说化戏剧”精品。     

曹禺1930年代现实主义创作中的诗性融合

曹禺于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主义创作中存在现代主义的元素,表现为对经验主义和表现主义两种西方美学思想的借鉴。这种借鉴是以曹禺的诗人气质和中国文化的诗性品格为基础的,剧作呈现为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形态的一种缩影。与此同时,其“诗化现实主义”风格的形成,既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诗学文化传统中的内化,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从20世纪20年代的表现主义到40年代的现实主义审美范式转型中的过渡,在整个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话剧史中有其特别的意义。     

以诗性的神秘主义情怀提高戏剧美感——曹禺剧作的诗性研究

体现着"最高意义上的诗"的曹禺戏剧,在现实生活和哲学思考之间通过诗性的艺术手段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创作主体的诗性情怀赋予曹禺剧作迷人的感性色彩,源于原神隐喻的创作背景开拓了曹禺悲剧的表现空间,感性的神秘主义创作手法丰富了戏剧的表现内涵,而立足于打破禁制的命运反思在现实生活和理想生活之间用诗诠释着精神自由的概念.这些是曹禺超越绝大部分剧作家的特有能力,也是曹禺剧作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审视依然能够反映当下的生活并被广大欣赏者所接受的魅力所在.     

曹禺诗化的现实主义文艺观

曹禺凭借心灵和激情进入创作过程,把艺术的独创同时代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追求诗与戏剧的融合。在学习、借鉴古希腊悲剧、西方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等现代主义戏剧观念及其创作机制,以及吸取中国文艺传统的过程中,曹禺形成了他独特的诗化现实主义的文艺观,由此把中国现代戏剧创作推向了高峰。     

生命体验与革命狂欢——曹禺与老舍戏剧比较研究之一

曹禺始终执拗地追寻生活表象后面蛰伏的人生困境，以强烈的生命体验和诗性描写，给读者以强烈的艺术震撼和畅快淋漓的审美享受，在全方位的戏剧描写中，曹禺努力探求和张扬一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命原力与人文精神，引发读者对人之命运的辽远思考，这或许是曹禺剧作最为迷人的地方。老舍的两次话剧创作高潮都是在革命狂欢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两次话剧创作高峰的共同之处是与政治和革命的紧密联姻。若没有革命激情的涌动，稳重理智的平民小说作家老舍可能不会从事话剧创作，面对革命狂欢，老舍以他的勤奋和才智，为中国剧坛贡献出数量极为丰富的话剧作品，凝结着他对革命的思考和话剧艺术的不懈探索。     

从命运与性格悲剧的融合看《雷雨》的悲剧艺术

《雷雨》是中国现代戏剧艺术的典范。从命运悲剧与性格悲剧融合的角度出发,分析了《雷雨》在吸取并发展了古希腊的悲剧命运观念和审美模式、展现旧中国人物性格悲剧上对我国现代戏剧的创造性贡献,揭示了其对中西方悲剧艺术的借鉴、继承、吸收和融合所表现出的独特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