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凤刻石”刻文小考

<正> 在曲阜孔庙东庑碑林中,北起第二石座上有一块西汉刻石,阴刻“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十三个字。这就是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五凤刻石”。最早发现并考证这块刻石的是金开州刺史高德曼卿。《销夏记》云:五风刻石系“金章宗明昌二年诏修阙里孔庙,于灵光殿基南三十步日太子钓鱼池取池石充用,土中偶得。”高当时为提控修庙朝散大夫,所以他得以最先看见和考略这块刻石。他摩勒于刻石之右的考略结果云:“‘五凤二年’者,宣帝时号也;‘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者,以《汉书》考之,乃馀孙孝王之时西汉时号也。”此后,明朝的赵崡,清朝的王昶、翁方刚等,对刻石皆撰考     

司马芳残碑出土经过及初步研究

司马芳残碑(图版二)系一九五二年秋,在西安市修建北广济街南口一段下水道时发现,旋移置今陕西省博物馆。初出土,碑只存上半段,且裂为三石,出土后左方一石又裂。残高九十八公分,宽九十七公分,阳面存一百三十三字,又半字十二,阴面存题名一列,又半列,似叙司马世系,书体真兼分意,额篆书十五字。阳面左方全部字迹略有磨灭,笔画纤瘦,似为前人用以砌阶践踏日久所致。此碑以文义考之,为司马懿之父芳残碑,首行称君讳芳字文豫,河内(下缺),第五行称显考儁,以资望之重。第十行称昊天不吊。第十一行称炎德告微,额称汉故司隶     

大乘寺造像碑

<正>北齐夫子庙碑,北齐乾明元年(560)刻。碑高1.76米,宽0.95米,厚0.25米。有额,额部为等腰三角形;有穿,穿径12厘米。额刻篆书"夫子之碑"。碑文为隶书,19行,行24字,剥蚀严重。此碑书法严谨,虽存字不多,但仍可窥见其书法特色。现存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     

羲和御日画像考

<正> 齐鲁书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的由山东省博物馆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山东汉画像石选集》图版一五七,第350图(据该书介绍:“石高二尺一寸五分,广三尺三寸二分。对鸟衔双鱼,鸟身上一圆轮,轮中有物不清,右有三人挽车),系据《续滕县志》为底本翻印。原画像石出土于滕县黄家岭。《续滕县志》卷五、金石第六载:“民国二十二年,邑治北三十里黄家岭出汉画像二十二石,兹选录九石”。此图即黄家岭出土二十二石中之一。     

鲁相谒孔子庙残碑

<正>鲁相谒孔子庙残碑,始立年代不详。碑残,高1.04米,宽0.85米,厚0.26米。碑文为隶书,已漫漶不可读。今存右侧八行,行十一字。碑侧有唐贞元七年(791)杜廉等人题记。此碑自宋代即定为汉碑,《金石录》作"汉鲁相谒孔子庙碑"。《隶释》据残存文字内容定为"鲁相谒孔子庙残碑"。现存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     

国宝唐鸿胪井刻石流失日本经过的回眸

鸿胪井刻石系唐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渤海归唐”册封使鸿胪卿崔途经旅顺时,在黄金山留下的珍贵文物。29字刻石记载着祖国统一的历史进程。日俄战争后,日军抢掠了刻石,于1908年4月30日藏入东京皇宫。     

徐子鼎

<正> 1965年出土于费县城北上冶公社的台子沟.同时出土铜鼎两件,另一件无铭文.此鼎通高21.5厘米,两耳四股索纹,立于口沿之上.浅腹圆底,马蹄形三足,腹部饰变形蝉纹一周,重3.2公斤.纹下有铭文"余子汆之鼎百岁用之"阴文九字,为春秋时器."余"作地名则为"(余阝),邾国下邑;作国名则为"徐".徐子国,伯益之后.《路史》云:"伯益     

“赤九”谶与两汉政治

"赤九"谶与"赤精子之谶"性质相近,皆为西汉成帝之时甘忠可、夏贺良等人所撰,目的在于劝说成帝封禅改制。此谶虽为成帝而造,但在成帝之时并未产生效果,其作用发挥于西汉哀帝以至东汉章帝期间。哀帝于建平二年六月的改元易号,是受其影响。莽汉之际,"起兵者皆称后汉"的局面与其颇有关系。更始帝与汉光武先后以移花接木的方式将"赤九世"坐实为自己,藉以证明天命在己,获取士民归附。"赤九"谶还对东汉前期的政治有着重大影响。东汉的宗庙制度是围绕它建立起来的,东汉前期以"制礼乐"为政治目标,也是受其推动。"赤九"谶之所以能具有这种影响,是两汉之际的特殊历史背景造成的。     

山西榆社崇胜寺《施地状刻石》的系年问题

《全辽金文》所收刘方《施地碑记》的标题应为《施地状刻石》,该《刻石》的主体部分“施地状”的撰写年代为1233年,将该“施地状”刻于石的年代为1258年。该“施地状”是在金元之际山西遭受蒙古军的残酷掳掠的背景下签署的,其刻于石的历史背景为金元之际山西全真教势力的壮大昌盛对佛教教团产生的潜在威胁。     

张家山汉简用字与《说文解字》义证

《说文解字》中部分字的释义有很多不见于后世文献,或者在文献中的用例非常少。出土于张家山的西汉竹简,为《说文解字》的某些释义提供了新的文献用例,对于了解汉字的发展变化具有积极的意义。     

龚自珍林则徐往返函件的写作日期

清道光十八年冬,林则徐受命赴粤查禁鸦片,龚自珍为此写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赠行。龚集於此序后附入林则徐的复函。这两封往返函件都注有写作日期,但都需加以考订。龚的赠序,诸本皆于题下注“戊戌十一月”,据说是原函所注,但无日期。考龚序有林则徐“既陛”之事,序题又有“送”字,而林复函中又说是在都时收到龚的“惠赠鸿文”,可证龚序当作于林则徐陛辞以后出都以前。这是一封写来送行的信。按林则徐《戊戌年日记》记他十一月十八日陛辞,二十三日出都。由此推知龚的赠序当写于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前后。     

安阳小屯18号墓出土玉戈朱书考

安阳小屯M18出土玉戈朱书中,"■■"的"■"当为"执"字异体,"■"当为"秉"字异体,"■■"即"执秉",指玉戈用以执秉。"□在兆执秉"指玉戈为某在兆时所执持,此句是记录玉戈的用途。"■才(在)入"的"入"为进献之义,"■才(在)入"指玉戈为■方国所进献,此句是记录玉戈的来源。     

敕建端木堂记碑

<正>敕建端木堂记碑,元至正十年(1350)立。碑高254cm,宽80cm,厚17.5cm。记敕建端木堂之事,碑阴有题名。1956年发现于曲阜城东旧县村,1964年移入孔庙,现存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     

海龙汉文、女真文对译摩崖真伪辨

吉林省海龙县小杨公社庆云大队的九缸十八锅山(过去学术界称作杨树林山)上有两块相距仅几米远的崖刻。左侧靠阳的一块为女真丈刻石,无汉字对译。被称为《海龙杨树林山女真国书摩崖》。内容系记金太祖收国二年(1117年)在番安儿必罕设立谋克之事,刻于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年)三月。右侧靠阴的一块为汉文、女真文基本对译的刻石,过去被称作《海龙半截山女真国书摩崖》。刻石的汉文内容,记的是金太祖在节山大破辽军立石之事,无刻写年代,这两块摩崖刻石虽然相处一起,近在咫尺,过去却一直认为相距三十里,前者在杨树林山,后者在半截山一个古洞上方。1979年,孙进已同志发表了《海龙女真摩崖刻石》(载于《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一文,确定了两刻石存在的确切地点,纠正了过去两刻石不在一起的误传,从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最     

虎符石匮“工”字考辨

现存于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文化馆内的“虎符石匮”是一件历史久远、十分珍贵的档案实物 ,目前国内发现就此一件。它的史料价值在于确凿无误地佐证了西汉末西海郡的地理位置、设置经过及王莽秉政的某些重大历史事件。虎符石匮长 1 .3米、宽 1 .1 7米、高 1 .1米 ,正面从右至左凿刻有“西海郡虎符石匮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工河南郭戎造” 2 2个篆文字。字分三行 ,每字约 1 0公分见方 ,浑厚苍劲 ,清晰可辨 ;石虎昂首卧伏、古朴凝重 ,充分体现了西汉雕刻艺术的风格 ,虽经近二千年的风雨沧桑 ,但仍虎虎有生气 ,也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对于 2 2个字…     

民字缺笔非避辽讳

在一九五四年出土的应历九年(公元959年)《驸马卫国王墓志》的铭文中,“民”字缺末笔,在最近出土的保宁二年(公元970年)《刘承嗣墓志》和太平九年(公元1029年)《萧仅墓志》中,也见到同样的情况。金毓黻先生在《辽国驸马赠卫国王墓志考证》一文中曾说:“铭文中‘民’字     

西汉时期三种不同性质的和亲

从高帝九年(公元前198年)起,西汉王朝与外族或国内少数部族的首领联姻,从此“和亲”一词便出现于我国的史书。《汉书》云“和亲之论,发于刘敬”①,就是指此而言。对于西汉的和亲政策,历代的史家和文人议论纷纭,但对这一政策在不同时期所具有的不同性质却缺乏应有的中肯的分析。他们往往把西汉初年对匈奴的和亲与西汉中叶对乌孙的和亲以及西汉末叶对已经降汉的匈奴和亲等量齐观。我们认为这是不甚妥当的。当代的一些历史学家也把汉元帝时期的昭君出塞和汉初对匈奴的和亲不加区别。如翦伯赞先生在1961年     

玄石坡碑铭

位于苏尼特左旗昌图锡力公社西北约三、四公里处有一个山坡,卧石遍布,呈褐色,因石得名“玄石坡”。 玄石坡有一组刻石碑铭,在阳面立石上刻有六十公分大的“玄石坡”三个大字,立石下有自然台阶,立石顶上凿有十公分深的香炉一鼎,立石北九米远的卧石上刻有“立马峰”三字,卧石后的平石上有四个马蹄印,立石东九米远的卧石上刻有“维永乐八年岁次庚寅四月丁酉朔七日癸卯,大明皇帝征讨胡寇将六军过此”的铭文,立石西南六米远的卧石上刻有“御制玄石坡铭,维日月明,维天地寿,玄石勒铭典之悠久。永乐八年四月初七日”的铭文。 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明成祖朱棣与漠北新汗本雅失里以书谕和,未成。次年复使给事中郭骥以书前往,被杀,明蒙战争再起。明成祖命淇国公立福为大将军,率精骑十万北征,战亡于胪朐河。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正月,明成祖谋征漠北,二月下诏动员全国,命户部尚书夏元吉辅佐皇长孙(?)基留守北京,亲率五十万大军征漠北。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至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又亲征漠北五次,路经名山大川,勒石碑铭,并祭祀。永乐八年四月在赴哈拉和林交战途中,路经“玄石坡”休整补养期间,逐勒此石碑铭。     

西安市出土的“正始三体石经”残石

一九四五年,西安市许士庙街小学附近,曾出土正始三体石经(康诰)残石一片,仅有表刻尚书,无背刻。(图版三之一)一九五七年六月,青年路西段挖修下水道时,于地下四公尺三寸处,又挖出正始三体石经残石一片,表背都有刻字,已移存于陕西省博物馆。案:儒经刻石,始于东汉熹平四年,(公元一七五年)其后六十余年,即有正始三体石经之刻。这是因为“汉魏之交,古文经学已盛行,而熹平石经,都是今文,没有古文,所以在正始年间,(公元二四一年)又刻“尚书”和“春秋”两部古文经,与汉石经同立于洛阳之太学”。所谓“又立一(三)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因魏时刻的石经是古文,非人人所能认识,故在每一古文之下,加入小篆、隶书;因之,后     

由“镫”字看《招魂》作者

《招魂》云:“兰膏明烛,华镫锗些。”此“镫”字今作“燈”(灯)。然而今出土之先秦文物中,很少见有用以照明的金属灯具,即使近年出土的战国晚期楚墓中发现的“灯”,亦仅是陶灯而已(图文并见《舒城凤凰嘴发现二座战国西汉墓》,载《考古》1987年第8期)。照明之灯的发明及普遍使用,乃先秦以后的事。应该说,先有照明之灯的出现,后才有古籍中对照明之“灯”字的使用。战圄以前,人们普遍使用的照明用具为火烛(又名火距),实则为火把。故先秦典籍言照明用具则多用“烛”字。如《仪礼·燕礼》:“宵则庶子执烛于阼阶上。”又《礼记·少仪》:“凡欲饮酒为献,主者执烛抢燋,客作而辞,然后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