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西南边疆现代交通建设的基本特征

1884年中法战争之后,西南边疆外源型的滇越铁路于1910年以突变方式建成,然受本土物质消费水平限制,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西南边疆的现代交通建设依然乏力.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现代交通的超常发展,凸显了其特殊历史背景下的速成与时效特性,而战后又重归落寂；在此过程中,传统技术方式亦显现了自身的活力,驿路交通则始终持存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集聚的广袤地区.     

边疆文化构建与边疆治理

随着国家实施沿边开发开放战略,边疆地区依靠自身的优势和特色,逐渐成为经贸活跃、文化交融的“热点”地区。在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进的今天,边疆不再是传统军事安全层面上的单纯的政治边疆、国防边疆,它已成为国家全方位开发开放的前沿。在保证边疆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定的前提下,消除威胁边疆社会发展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隐患,整合各种统制机制治理好边疆,从边疆文化的构建入手,通过边疆文化的社会功能,探索治理边疆、稳定边疆、繁荣边疆的途径,从而使边疆地区得到长久而稳定的繁荣发展。     

边疆治理视域下的开放兴边方略

开放兴边方略是国家为了加快边疆发展,把建设边疆开放高地作为战略方针,持续挖掘边疆开放优势,就如何形成边疆全面开放新格局所研究、制定和推行的总体性开放政策。开放之所以能够成为治边兴边的重要方略,源于开放是加快边疆发展的战略举措,是激发边疆社会活力的重要方法,是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条件,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条件。开放兴边方略的形成将为边疆的跨越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政策条件和人才支撑。实施开放兴边方略须把对内对外开放统筹考虑,须把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作为重点,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先决条件,把打造良好营商环境作为基本条件,把边疆发展和安全统筹起来,把边疆建成新发展格局的示范区作为目标,把构建制度型开放作为重要环节。     

边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党建治边方略

为了实现边疆的良政善治,当把边疆党建作为系统化和工具化的方法和策略时,就称为党建治边方略。实施党建治边方略有利于促进边疆治理高效化、协同化、法治化、民主化,这和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具有完全的一致性。实施党建治边方略需从"边疆党建"和"边疆党治"两个环节入手,从政治进路、组织进路和文化制度进路三条路径出发。在"边疆党建"环节中,边疆党组织对组织本身的前提要素进行政治建设、对结构要素进行组织建设、对效率要素进行文化和制度建设。在"边疆党治"环节中,边疆党组织对边疆治理进行全面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     

特纳的“边疆假说”理论与当代中国边疆研究

中国拥有丰富的地缘边疆资源,也拥有悠久的边疆经营史.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特纳“边疆假说”理论(“社会进化论”、“非均衡性发展论”、“环境适应论”、“美国例外论”等),对于当代中国边疆研究有一定的启示.特纳认为“边疆”是美国历史发展和社会进化的核心动力,并最终推动了整个美国的文明进步.事实上,边疆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也有着不可小视的作用.边疆的拓殖、经营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东北边疆朝鲜族聚居区乡村产业融合困境及长效机制构建

全面小康社会已经建成,中国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已然开启。乡村产业融合,是东北边疆朝鲜族聚居区实现产业兴旺进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然选择。东北边疆朝鲜族聚居区乡村产业融合应当秉承“稳固一产、精致二产、做活三产”的思路,通过深度挖掘多种生产要素,培育乡村产业经营主体并打造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构建服务支撑体系,逐步突破乡村产业融合的发展困境,为实现东北边疆朝鲜族聚居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发展之匙,以期利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促进东北边疆朝鲜族聚居区农业农村现代化与乡村的全面振兴。     

中国古代边疆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基于历代王朝边疆争议的分析

中国古代边疆意识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具有十分突出的特点与局限性。早期传统士大夫更强调以"中国"国内为重,强调爱惜民力,不免鄙视周边领土与民族,边疆甚至被视为"无用之地",故而常常将固守疆土与穷兵黩武混淆起来。对边疆地理认知的匮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边疆意识的进步,而边疆争端与边疆争议是激发边疆意识成熟的催化剂,对于边疆民族与地理环境认知水平的进步,也是深化边疆意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从"无用之地"到"一寸山河一寸金",再到"不可轻言弃也",都标示着中国古代边疆意识的阶段性提升、成熟与进步。     

边疆多民族地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环境与特点分析

在边疆多民族地区特定的历史文化、自然因素、民族宗教和社会发展环境下,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具有特殊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特点,这对多民族地区乡村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文章就如何应对提出了几点建设性意见。     

基督教与战时西部边疆社会改良——中华基督教会学生暑期服务团活动考察

1940至1945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利用成都基督教学校暑假空隙,组成大学生边疆服务团,前往川西和西康少数民族地区对当地民众开展教育、生计、公共卫生服务,并进行基督教福音传播。学生边疆暑期服务是基督教社会福音思潮的具体实践,使边民得到了许多实际的帮助,对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的广大民众从传统走向近代产生了一定影响,对于认识理解教会大学在近代社会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例证。     

历代王朝经营西南边疆的得与失

包括今云南、广西、贵州和川西南等地的西南边疆,秦汉时进入封建王朝的版图。历代王朝经营西南边疆经历了变动起伏的发展过程,相关的理论和实践也十分丰富。对1840年以前历代王朝经营西南边疆施政中的得与失以及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有必要作深入的研究。     

深化中国边疆政策研究之我见

文章认为,认真研究中国边疆政策的成败得失,对于维护国家统一、边疆安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必须在新资料的系统发掘与整理、研究内容的深化与研究视野的拓展、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这三方面创新和开拓。而从推动研究的组织者视角言,有三点需要重视,第一要理顺研究与决策的关系;第二要应在研究中坚持学术与政治分开、历史与现实分开的原则。     

我国的边疆治理研究

边疆是一个国家特殊的区域,中国古代由于没有确定的边界,所以把王朝国家统治的边缘地带视为边疆,这样的地区也是少数民族生活的区域,所以也被视为民族地区。近代以后,特别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国家有了确定的边界,因而形成了以边界界定边疆的方式。由此界定的边疆,就是国家邻近边界的地区。中国自古以来都十分重视边疆治理,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边疆问题的解决不是一劳永逸的,旧有的边疆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还会产生。因此,边疆治理是一个不断常新的过程。今天,中国还面临着发展、稳定和安全三大边疆问题,不仅要进行边疆治理,而且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对边疆治理进行重构,促进和加强边疆治理。     

宋育仁的边疆思想

边疆危机是中国大多数王朝要面临的棘手问题之一。晚清以来,中国四面受敌,边疆危机较之以往尤为严峻。宋育仁高度关注边疆危机,他痛陈边疆危机,怒斥列强侵略,提出了解决边疆危机之策:密切联系,加强管理;主动出击,全国防御。他对边疆危机的关注和思考,反映了同时期进步爱国人士的共同心声,体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忧患意识。     

凌鸿勋与西部边疆铁路的规划和建设

凌鸿勋是继詹天佑之后,将西方铁路科技技术引入到中国,并逐步实现铁路设计与建设自主化的又一重要人物。在抗战时期,他不仅在艰苦环境中在西部建筑铁路,而且通过实地考察,对西部边疆铁路提出了系统而可行的规划,体现技术专家的智慧和爱国热忱,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技术资料。     

基于文化共同体的李安宅边疆思想研究

文化共同体作为“共同体”思想的组成部分,旨在实现文化的统一性。“君子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精神和人类学“和”的价值理念,这是李安宅对待不同民族文化的基本立场,也是其文化共同体思想的形成渊源。李安宅在“整个国家福利”的系统下,以“统一中有个别适应,个别中有一致福利”为原则,将边疆定义为“与内地文化有一点不同”的区域,提出了以“文化程度”界定边疆,以“文化种类”区分边疆的主张。基于边疆建设的思考,李安宅进一步从语言的魔力、文化的相对性、文化的尊重、“复异中有统一”及“统一中有复异”等维度丰富了文化共同体思想。研究文化共同体视阈下的李安宅边疆思想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边疆文化内涵中的民族精神,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融合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社会学的田野研究与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如何研究中国边疆是令人着迷的问题。历史学虽在边疆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中国边疆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单一的学科都不足以对其进行有效的研究。回顾社会学传入中国后的边疆研究历程,可知社会学致力于从边疆的田野中探索边疆社会的秩序与变迁,寻找边疆内在的方向感,生产关于中国边疆的知识,从而解决时代焦虑和国家的困惑。构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需要立足边疆的实际,解决边疆问题;更需要立足于国家安定统一的视角,构建中国自己的边疆理论。社会学通过对边疆的田野研究,挖掘中国边疆的本土经验,使得中国边疆学知识体系保持理论自主性的警觉,这是社会学研究中国边疆的使命所在,也是构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经之路。     

祁韵士与西北边疆史地研究

祁韵士是清代西北边疆史地研究领域承先启后的著名学者;正是祁韵士开始了中国学者对蒙古的系统研究和对新疆进行实地考察与文献考据结合的研究;他选择西北边疆史地既与他习满文充国史馆纂修及谪戍伊犁的特殊经历有关,也与康雍乾三朝用兵西北平叛拓疆及诸多学者转向蒙古新疆学有关;其研究的特点是:实地考查与文献考订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和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的贯彻.祁韵士对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其治学方法和学术影响也泽惠后世.     

战时国民党政权的边疆开发政策

本文关注战时国民党政权边疆政策的转变与开发,探究战时围绕边疆展开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具体针对蒋介石下令设置的边疆工作人员介绍所,战时边疆工作人员的职责,以及边疆工作人员应征者的特点进行分析。其中,从边疆工作人员介绍所的设立与活动不难看出,战时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试图对边疆加以强有力的直接统治,同时也可窥见国民党政权战时边疆政策中官僚主义要素的萌芽。另一方面,战时的人们积极响应边疆工作人员的招募,体现了国民党政权组织下的边疆工作人员介绍所的招募活动,即战时边疆政策中非动员的一面。此外,战时人们所树立起来的边疆观,受到了知识分子的边疆研究的广泛影响。由此,对战时国民党政权的中国边疆有着积极志向的,政治与学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空间。     

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事业的发展

社会事业是为确保社会转型、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和人的全面发展所提供的各种公益性支持与服务活动的总和,也是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公正,维持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重要活动。在社会转型期,通过加大和改善对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事业的投入和建设,提高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公民文化素质,加强公民法制意识,改善公民精神风貌,完善社会安全体系,使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有了长足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有了新突破,社会保障事业有了新进展。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西南边疆社会和睦,逐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基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公民教育述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实施公民教育是民族国家建设的基本要求,而主要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推行的边疆教育在内容上更加注重公民教育,其目的在于培养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观念、促进文化交流、提高边疆民族国民素质、培养合格公民。为此,国民政府制定一系列法令法规、计划措施在边疆教育中实施公民教育,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使得各民族了解现代公民知识,增强爱国意识,对开发边疆、巩固国家的统一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由于种种原因,其成效是非常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