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浙西词派的词统建构

每一个文学流派都是在一定的文学传统中展开的 ,对经典的选择是其文学活动的起点。清代的浙西词派以宋代醇雅派为词的正宗 ,并经由多种途径贯彻其统系意识 ,有效地促进了该流派文学事业的发展     

《今词初集》与清初词坛

《今词初集》是清代初年的一部有特色的当代词选。它不仅对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词派在清词复兴中的作用给予了特别的强调,而且也对龚鼎孳评价很高。特别是强调抒发性灵的审美追求,在当时独树一帜。编者对浙西词派某些特色的揭示,对阳羡名家陈维崧的评价,都体现着他们的艺术独创性,反映了清词复兴期各种风格多元并存的独特风貌。     

《词综》的编选与朱彝尊的“醇雅”说

本文为《词综注》之前言,分析了浙西词派的形成及其共同的审美宗趣。论述了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派词理论的三个基本要点,即在审美风格上崇尚醇雅,在源流上宗法南宋,在具体取法上推尊姜夔和张炎。以及《词综》行世后产生的较大影响,从而指出《词综注》编纂的意义。     

周密《效颦十解》与南宋两浙词学思想建构

《效颦十解》是周密在宋亡之后创作的联章拟效词,被收入自编词选《绝妙好词》。该组词依次拟效了花间、辛弃疾、卢祖皋、史达祖、张辑、孙惟信、赵汝茪、吴文英、龟溪二隐及施岳,通过互有异同的拟效策略,留存并勾勒了以两浙江湖词人为核心的南宋四代词人图景,有效保留了周密师友群体的词作、词法及个体生命。除此之外,周密还将南宋故实与个人闻见融于这组拟效词中,使其能够全面承载故国之思,展现了“词史”意识的萌芽。这些文本内蕴在《绝妙好词》中有着更为丰富细致的体现,与《效颦十解》构成了强烈的互文性。此外,《效颦十解》拟效对象的四个代际分布,还在结果上叙构出了一道南宋两浙江湖词人统绪,成为清代浙西词派词统建构之滥觞。     

崇雅词学观的不同审美取向——兼论浙西、常州二词派对宋季遗民词的接受

清代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论词都崇雅,本文以浙西、常州二词派词学选本中的宋季遗民词为中心,考察了宋季遗民词在清代的接受情况,通过分析,得出其崇雅的词学观各不相同,浙西词派的崇雅观重视词体的艺术形式、修辞特征,常州词派则重词选题立意的风雅、雅正,故而雅中有别。     

《浙西六家词》对浙西词派形成之影响

浙西词派是清词坛坫之上影响巨大的一个流派,其形成与《浙西六家词》的刊刻有着重要关联。《浙西六家词》是朱彝尊等人相与交游唱和的阶段性总结,六家词的结集为词派作出定名。六家词序标举姜张,推尊南宋的共同倾向,奠定了浙西词派之理论基础。而其长于咏物的创作实践更对词派之形成与发展等问题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浙西六家词》的刊刻标志着浙西词派作为一个词人群体从此正式登上清词坛坫之上。     

陈廷焯词学思想的渊源及"沉郁说"之详析

作为常州词派的重要作家,陈廷焯的词学思想特别是他的沉郁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千年以来词学理论中关于尚雅、尚俗、守律、破律、诗化、曲化三对矛盾的对立,并且可以视为王国维境界说的近源。     

词学理论的发展与吴文英的词学主张

吴文英是南宋词坛与姜夔、辛弃疾鼎足而立的著名词家。他的词学主张保存在沈义父的《乐府指迷》里,概言之即要求词作协律、典雅、含蓄、柔婉。这四则标准既沿袭了词学理论的传统,又是时代趋尚使然,也是吴文英的必然选择,其实质是维护词“别是一家”的传统。     

词体叙事中的留白——以《花间集》为例

词体虽然以抒情为主,但词中存在的叙事因素不容忽视。《花间集》作为最早的文人词总集,在体裁方面有调名点题叙事、联章补充叙事的特点;在文本方面有第三人称叙事视角为主、留白的叙事方式的特点。留白叙事方式与《花间集》全部是小令密切相关,其主要呈现出隐性、浅显性、深显性等形式,其分类取决于词中叙事要素的多寡以及叙事情节的完整程度。留白叙事手法的运用,为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读者可以结合自身的经验进行再创造,使《花间集》情感内涵更加丰厚。     

论日本词律学的演进及其成因

词在平安时代早期就已经东传至日本,但当时日本宫廷文人的唱和之作并不具备词体意识,仅仅是仿作填词的文字游戏.日本词律学肇始于平安朝中期,历经草创期、发展期、确立期、分化期等发展阶段,对词的认识也经历了从乐曲歌体、词体格式、词谱著作到词律译介与研究的发展脉络.日本词律学既依托于中国词律学,又融合其民族文化,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梳理日本词律学的演进历程,从词律学史的角度重新审视日本词律学,对词律学的发展是有启发意义的.     

论清代吴中声律词派的形成及其特色

浙西词派发展至末期日趋衰微,渐为词坛所不满。嘉庆年间,先后有两个词人群体对浙西末流进行了批驳与纠正。常州张惠言注重词之内容,强调比兴寄托,意内言外,从而形成常州派;以戈载为首的吴中七子则从词之外在艺术形式入手,形成了与浙西、常州二派不同的声律派。本文从乾嘉学风的浸润、地域家族文化的熏染、词史风会等方面探讨其形成及其特色。     

论《才调集》凄怨怅惘的爱情世界——以《杂诗》《杂词》为例

《才调集》由五代后蜀文人韦毂编选而成,收入[唐]无名氏《杂诗十首》《杂词十三首》,其"韵高而桂魄争光,辞丽而春色斗美"的诗学思想贯穿全书,并引起了学界的研究热情。而"杂诗""杂词"作为小传统文学的存在,大多流于文献的考证,其包孕的艺术世界并未得到充分的阐释。"韵高"意在诗歌的音韵和谐,平仄起伏有序,也包含了情感的蕴藉渊厚;"辞丽"意在词采的华丽和情感的含蓄韵味。"韵高"与"辞丽"特征的结合保证了诗歌情感的真挚有力、语言的词采飞扬和韵律的婉转流畅三者的有机统一。"韵高""辞丽"可以透视诗歌情感的表现方式和感染效果,还原诗语后立体的爱情世界。     

晚宋词学的理论分歧与清空词风

文章指出晚宋词学专论《乐府指迷》《词源》有着深刻的理论分歧：《乐府指迷》独尊清真,指向“质实”;《词源》专主白石,指向“清空”。文章在晚宋词学背景中,讨论了词学范畴“清空”、“质实”的蕴涵,结合南宋以来词论中出现的重要词人创作,对“清空”词风中的“意趣高远”、“古雅峭拔”,“情景交炼”、“骚雅”等概念进行了深入辨析。结论是《词源》的理论导向标志着词坛由清真时代转向白石时代的风气移易,也带来了晚宋词风的明显变趋。     

李白古题乐府曲辞举隅——以《长相思》为例

李白创作的古题乐府不仅数量在当时诗人中是最多的,而且还受到历代评论家的赞许。本文以李白创作的三首《长相思》为例,从音乐曲辞方面就他对古题乐府曲辞范式的恢复、改造和创新做一些探讨。并通过对乐府诗诗体形式的研究,从古题乐府曲辞的角度考察他的拟古乐府创作规范。     

论元好问的词学思想

元好问在词学理论上有着独特的建树,在承继苏轼以来“以诗为词”的词体观念即“词诗”说的基础上,在其词学思想中形成了一种自觉的词史意识。他还进一步借助于传统诗论,引入“言外”说、“滋味”说和“情性”说等理论,并将苏、辛作为体现“词诗”理论的典范,在词体的本质、功能以及风格、流派等一系列词学基本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颇有新见的主张,由此使“词诗”说在理论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给后世的词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     

从《白石道人歌曲》旁谱论词乐与词律之关系

本文以<白石道人歌曲>旁谱为据,考察了词乐与词律的关系.指出涉及词律的一些问题,诸如词调创作、入派三声、押韵方式及句法结构等皆出于协乐的要求,并且都能在旁谱上找到音乐上的根据.     

重看李清照的《词论》

本文通过对李清照《词论》创作背景及内容的分析 ,阐述了我们应以辩证公允的态度去看待李清照的“词别是一家”的观点     

声韵探讨与词风演进——兼论戈载《词林正韵》的尊体策略

词是专门之学,除了抒情诗一般的特点外,还涉及到声律、音韵等方面的问题,这些在清代词学的建构中,都曾受到极大的关注。戈载《词林正韵》是清代词韵探讨与编纂的集大成之作,标志着词韵规范的确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词史地位。首先,《词林正韵》继承李清照词"别是一家"之说,由词的体性入手,从声韵的角度,强调词曲辨体,从而保证词体的文体特殊性,具有重要的尊体意义;其次,通过声韵探讨,影响清代词风演进,从整理上而言,清词创作存在着前期疏于声韵、中后期严于声韵的变化,而这一转变与《词林正韵》的编纂有着重要的关系;复次,清词的中兴与词律、词韵的探讨密切相关,《词林正韵》也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清代词学之盛。     

论"以诗为词"的词学意义

“以诗为词”不仅是创作方法的更新,而且是词学观念和词学意识的改变。“以诗为词”概念的提出,促进了词的“本色”认识。当时的“本色”应该是属于“女性特色”的风格判断,而不仅仅是音乐性特征的认定。正是基于对词这种风格的认定,出现了词学批评中的三个方面的转变。     

论浙西、常州词学的南北宋之争

清代词学,以浙西、常州两派为大宗。而两派论词,均以宋词为指归,只是南宋姜、张雅词符合朱彝尊、厉鹗“醇雅清空”的审美规范,因而被浙西词派所推崇;北宋浑涵自然的令词则给张惠言、周济的“比兴寄托说”留下了更为宽广的阐释空间,因而为常州词派所瓣香。所以说,南、北宋之争的实质乃是两派词学理论论争的表现。今日治宋词者在借鉴两派理论时,应还原其历史语境,跳出其门户之见,以还宋词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