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朦胧诗“自我表现”的历史合法性及意义

朦胧诗在上个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对中国当代诗坛以巨大的冲击,表现出了与现实主义诗歌传统迥然不同的审美特质和创作主张。但朦胧诗的“自我表现”并未背离了现实主义和陷入狭隘的个人主义泥潭。相反。朦胧诗强调的“自我”不仅具有艺术主体和实践主体的意义,而且符合诗歌艺术质的规定性。同时,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的理性精神。因此,朦胧诗的“自我表现”具有历史的合法性及意义。     

"朦胧诗"--永远的丰碑

崛起于80年代的“朦胧诗”有独特的审美意义和强烈的自我意识。“朦胧诗”使用感觉和意象表达思想,对新中国以来的诗歌有重大突破。“朦胧诗”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是学习古代朦胧诗和现代象征的产物。从心理意义上看,它的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主要来自诗人们富有个性的哲学思考,思考人的存在的强大灵魂,是独特的。     

冷峻的格调与张扬的个性——关于朦胧诗的浪漫主义解读

无论是作为一个诗歌创作群体,还是作为一个诗歌流派,朦胧诗都是新时期重要而复杂的创作现象,研究者的认识存在很大分歧。我们看重的是朦胧诗所体现的浪漫主义精神。从整体上看,朦胧诗具有冷峻的格调和张扬的个性两大特点,因为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个性气质差异较大,其浪漫主义的表征也迥然不同,舒婷、顾城以及江河、杨炼等重要诗人的诗作各具特色。     

由“静”至“淡”——温克尔曼道德诗学的显在及潜隐

温克尔曼在其《美术模仿论》中提出的关于拉奥孔群像的"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诗学的建构。《古代艺术史》中,温克尔曼部分地放弃了对道德指向的执著而寻求美的原则,却指出静穆的形相是出自审美原则的需要,道德诗学由此潜隐,与之同时,其审美偏好从拉奥孔式的静穆转向尼俄柏式的"淡",其因由不仅在于美的原则的内在驱动,也在于其反基督教趣味的性质。     

徘徊于阴霾与迷茫之间——浅论食指60—70年代诗歌创作特点

食指在60-70年代的"非主流"诗歌创作体现了复归五四人文传统的特点,开创了80年代以北岛、顾城等诗人为代表的朦胧诗创作的先声。同时,受制于诗人身处的时代话语体系和外在境遇的影响,在其诗歌作品中留下了深深地时代烙印,但其超越"主流"的"非主流"诗歌创作风格,则从深层次上体现了以食指为代表的一代青年诗人所共有的精神追求和文化特质。     

五四前后关于诗的用典之争及其诗学意义

胡适文学改良"八事"所提出的"不用典",揆诸新旧诗的创作实践,可谓失诸片面.而五四前后以同光体、学衡派为代表的旧体诗人则对"用典"有过一番缜密而深入的思考.他们特别借鉴了宋代诗人善于学古的特点,既对近世旧诗的"用典"积习有严厉的批评,又指出诗中"用典"的意义,持论理性而平正.鉴于同期的西方诗论中,"用典"已成为诗的一个重要元素,重新梳理五四前后这番关于诗之"用典"的论争,应别有一番诗学上的启发.     

高友工的“内化原则”与中国抒情传统建构

高友工建构出的中国抒情传统理论在整个汉学界都影响深远,他认为,中国文化中最有影响的主脉就是“抒情传统”,而“内化”恰恰是这一“传统”的关键原则。从“内化原则”出发,高友工对整个中国传统诗学中的情感生发机制做出的阐释,对于主体的认知结构的理解等为后人继承“抒情精神”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政治意图的虚构抑或是一种历史的真实——乔·诺瓦克对“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的清理

"马克思—恩格斯"关系已经不能仅仅以"文本"对抗"文本"的方式来反驳,因为论争的双方都能够在经典中寻找到理论支撑。如何走出这种论争的困境,如何真正找出论争的目的,这些问题在乔·诺瓦克那里进行了客观的清理。在他看来,"对立论"思想逻辑的根本之处,是一致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中"共同持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开火。然后他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以及历史观四个方面给予了佐证。他在整个清理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科学与政治性原则,以此反击"对立论"。这一点,将给"马克思—恩格斯"关系一个客观的结论,即这种"对立论"并不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存在,而是富有政治意图偏见的虚构。     

勒斯波斯的第十“缪斯”

古希腊抒情诗人萨福被称为"第十缪斯",这一称谓在古希腊诗教传统的大背景下,显得尤其耐人寻味.在传世的唯一一首完整歌诗中,萨福吁请女神阿芙洛狄忒给大地带来爱的正义,似乎诗人力图以此疗治因神义秩序濒于破碎而动荡难安的人心和人世.     

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化互补--论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的理论启示

厄尔·迈纳的《比较诗学》探求了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异质文化互补路径,成功地进行了诗学跨文化研究的尝试,剖析了不同文化中原创性诗学的异质成分。他在实践中对相对主义原则的运用,体现了"公正"、"慈爱"与"完整性"的原则。《比较诗学》为我国当前的比较诗学建设带来了有益的理论启示,引发了关于多元文化和"普适性"文学理论的思考。     

科举对南宋诗坛的影响——以诗人“身份自觉”意识为中心的考察

宋代科举的兴盛,造就了庞大的士人群体。随着科举影响的强化,诗文创作和科举时文两种文字写作日趋疏离。在士人群体分化的大背景下,因对不同文字写作道路的自觉选择而产生不同的身份认同意识。"诗人"在"举子"的映衬下,显示出相当的独立性,产生了诗人"身份自觉"意识。诗学批评中"诗人"立场的强调、"诗社"的繁兴、诗集编撰社交功能的增强等文学现象背后,都可以看到这种意识的影子。     

贺拉斯与布瓦洛古典主义美学思想比较

贺拉斯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的早期罗马帝国时代。他凭借着传统的诗学理论,总结了当时新诗学的特点和他本人的创作经验,提出了古典主义的诗学原则,继承了古希腊模仿说的传统,阐述了寓教于乐的艺术功用,强调了诗人的基本修养,写成了《诗艺》,使他成为古典主义的鼻祖。布瓦洛生活在17世纪法国中央集权制时代。他对贺拉斯的《诗艺》既推崇又不满足。一方面,他祖述着亚理斯多德和朗吉弩斯的诗学主张,特别是继承着贺拉斯的古典主义诗学原则;另一方面,他又结合着当时的创作经验和艺术需要,用五年时间写成了《诗的艺术》。在这部著作中,他阐发了新古典…     

从“中和”哲学观到“雍容典雅”的诗学追求——有关刘勰《文心雕龙》的一个重要贡献

学术界许多论者以“和”或“道”作为诗学传统核心进行广泛论述。其实,“和”是哲学或伦理学传统,而非诗学传统。中国是由“和”的哲学方法论才引申出“雍容典雅”的诗学传统。刘勰初步认识到“经”与“诗”、政治哲学与诗学不能混同,从而把中和哲学观转化为“雍容典雅”的诗学追求。在“雍容典雅”诗学传统形成过程中,刘勰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认识这一点,对文学理论在向现代转化中如何处理诗学对现实的关怀,使其具备人文品位,有着重要意义。     

用图形—背景理论来解读Webber的短诗Night

图形—背景理论是认知诗学中凸显原则的理论。应用图形—背景理论来解读美国表现主义诗人麦克司.威伯的短诗《夜》,可以观察诗歌中图形的建构方式,结果发现麦克司.威伯诗歌中的图形建构在语意、语音上的表现是一致的。     

也谈杜牧诗中的“商女”

唐人杜牧《泊秦淮》中的"商女",是一个富于文学色彩的词语,因其习用于文人学士圈中,所以其词义的约定俗成性尤其明显。把"商女"释作"商客之女"或"商人妇"的说法是缺少根据的,还是应该按照传统解释为"歌女"。古代"商女"常见于诗中,因为文人多涉足风月场,且尤善"惜玉怜香",双方互有"才子佳人"之情结,所以歌女文化是旧时城镇生活的一道"风景线"。另一方面,诗人与歌女有一种特殊的互为利用关系,即乐工、歌女靠诗人新作谱曲演唱以标新调,诗人靠歌女唱其诗词以扬才名。自20世纪上半叶到现在,由于文化转型的原因,传统的国学研究、文学活动(主要指古诗文的写作)出现了一个近百年之久的文化断层,这种事实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许多清以前文人口头笔下常用的、对他们说来谈不上有理解障碍的语词,今人却不理解了,因此今人研究传统文学更应当采取审慎的态度。     

黄庭坚“以诗为词”及其文学史意义

苏、黄诸人"以诗为词"自北宋以来已成为共识,但黄庭坚的"以诗为词"则有其独特之处,主要表现为:在理论上,与苏轼认为词是"诗之苗裔"不同,他注重以学问为词;在实践上由于受到其诗学理论的影响,他更注重用诗歌的创作手法来写词,即"寓诗人句法入词"。故对黄庭坚"以诗为词"的正确认识,可以更好地了解宋代"破体"、"立体"两种文体观,从而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论杜濬的诗学思想

论杜濬的诗学思想李世英在明清之际诗学思想的演变中，遗民诗人的理论和创作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杜作为遗民诗人中的“大家”￣①，其诗学思想有着鲜明的特色，而目前尚未见专门论述之作，本文拟作初步探讨。杜（１６１１－１６８７），字于皇，号茶村，湖北黄岗人。明...     

新月诗人群的跨文化身份

新月诗人群的欧美留学身份和他们崇尚西方民主自由的精神特征,以及对中国传统诗学的审美坚持,使他们在中西文化及文学的传播中形成了五四时期独特的跨文化身份,这一身份直接影响了新月诗人群对传统诗学的创造性守成和对西方浪漫主义、古典主义以及现代主义诗学的兼收并蓄。新月诗人群完成了五四中国新诗学的第一次中西诗学的融合。     

“诗穷而后工”说的拓展与“诗福”说的产生

传统诗学命题"诗穷而后工"说在清代获得了新的发展。在文体上,由于清代词学尊体和通俗文学繁荣,文体地位较低者多被比附于"诗","穷而后工"说由诗而统摄到词、戏曲、小说甚至外国文学作品,成为涵盖众多文体具有普遍意义的文论命题;在性别视角上,由于清代女性文学的兴盛,基于女性创作特点而提炼出的"诗福"说问世,这是与"诗穷而后工"相对立的一个命题。"诗穷而后工"说在清代实现了理论的越界与拓展。     

元代诗学“自然”论

"自然"论是元代诗学的一个时代话题。元代文人没有唐代文人那样强烈的功名意识,也没有宋代文人那样沉重的历史使命意识,他们愿意自然地活着,自然地写诗,写自然的诗。元代诗学倡导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宋人刻意为诗的反思。"自然"在元代诗学中,主要不是风格概念,而是关于诗歌本源和生成问题的思考,或者认为诗歌得自天地之自然,以为自然乃"目前之画本,胸次之诗材";或者认为诗歌发自人心,自然而然,发人心情志意趣之自然。至于诗歌如何臻于自然境界,或以为弃绝人为,纯任自然;或以为超越人为,复归自然,"句成而无锻迹"",篇成而无铸痕",功夫到处,圆融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