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累说与古史史料学合理概念的建立

由于尚未建立起公认的古史史料学合理概念,对于古史的许多重要事实和相关问题现无法给出确定的认识.从古史史料学概念建设的角度看,顾颉刚早年提出的层累说之最重要的意义是表明了对古史记述资料的生成过程的认识是构建可靠的古史史料学概念的关键.但由于层累说可看作是神话学方法的一种实验性研究,与今所知古史传说资料发生的实际情况不符;对多系统古史记述系统的存在无解释;对古代实用性文字资料中出现的古史内容无深入分析;对大量非系统古史记述资料有关内容的存在无合理解释等原因,层累说的基本逻辑可能是不成立的,亦即古史记述资料生成的真实过程可能并不如层累说主张的那么简明.古史研究需为发展古史史料学新规范继续努力.     

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为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而作

顾颉刚先生所编《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对于中国近代学术,包括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积极的历史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古史辨》所从事和倡导的“疑古”工作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是试图为建立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寻求合格的史料学基础。但主要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古史辨”学者们当年对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的复杂性尚不能有充分的了解,因而在对古书真伪、成书年代、作者,乃至其中某些特定内容的史料价值以及各宗古书资料之间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简单化的缺陷。在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国古史史料学基础问题的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领域之一,是对于新出土文献的研究。在大量新出土文献资料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有可能获得某些较之以往更合理的古史史料学概念,建立现代古史史料学概念的整个工作也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     

试论疑古史学对蒙文通的影响——以蒙文通的中国传说时代古史研究为例

蒙文通是疑古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古史专家。他的中国传说时代古史研究既与"疑古派"学分两途,同时二者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剖析蒙氏之学并参考"疑古派"以外学人的正面性评价,对于今天正确认识"古史辨派"疑古运动具有一定的表征意义。     

“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甲午至戊戌年间西洋古史论说的兴起

甲午战后,士人变法之议在西人舆论引导下聚焦于教育改革,进而引发西洋古史讨论。时人不仅关注到近代欧美各国的古典教育,并且经由西洋古史探讨欧美政学根本,辨明基督教文明与古希腊罗马传统的关系。讲法路数各有分别,用意皆在鼓动维新。尤其梁启超参考西方政治学院,主张"以公理公法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参与多地改革书院、新建学堂的进程。这一思潮由报刊议论发端,由东部沿海延伸至内地,对清末变法思想与教育制度改革有深远影响。     

荣孟源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主要成就——以《史料和历史科学》一书为讨论中心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荣孟源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和编辑工作,批判继承了中国古代和近代史料学成果,凝结而成《史料和历史科学》一书,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基础。荣氏史料学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初步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理论体系,科学论定史料学在历史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明确提出史料的阶级性论断,同时坚持史学研究要实事求是;从史料形式、性质、版本、内容等多重角度对史料进行分类,加深对史料性质的认识;此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料考证的内容与方法,将考据、辨伪、版本、目录、校勘、辑佚等传统学术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结合。     

中国近代"发展之学"研究的史料与方法——以民国金融思想史为例

"发展之学"的特殊性在于其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双重性质.如何选择史料和利用史料是一个重要方法论问题.研究民国金融思想,可以借鉴以思想、理论为纲,以历史顺序为目的思路.后现代史学对于历史研究的贡献,只是在于提醒人们不要过分地陷入主观意识对于"历史真相"的不自觉篡改倾向中去.     

浅析司马迁的史料选取思想——以《史记·晋世家》为例

本文从分析《晋世家》叙事结构出发,通过勾勒司马迁以“考信于六艺”为史料选取的标准,即以“六艺”为考核《春秋》、《左传》和诸子百家中史料的真实性的标准这一事实,揭示司马迁在史料选取中所蕴含的更深刻的历史学思想：在建构历史叙述中,史学家的历史思维是贯穿并决定所有史料选取的最终标准。     

古史辨派“科学”形象的自我塑造——以顾颉刚、胡适为中心

20世纪二十年代，古史辩派通过塑造一种区别于传统主流学术的科学范式，迅速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学术新派别。在此过程中，顾颉刚与胡迄在占位竞争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以及各自对于“科学”的不同阐释，呈现出古史辩派对于中学与西学的不同选择及其复杂的思想面貌。     

“神话即古史”——以“刑天”“夏耕”为中心的夏史求证

文学人类学派倡导从"古史即神话"到"神话即古史"的研究范式转向,针对的是由于疑古学派对神话与古史之内在联系的割裂而造成对古史真相的严重遮蔽。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西方原型理论与结构主义神话学催生的中国本土神话学理论,为重释神话与古史之关系提供了有效方法论;考古学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发现,为重建古史系统提供了宝贵物证。神话学与考古学相结合,是重建中国古史系统的必由之路。夏史是古史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通过对"刑天""夏耕"神话内涵的解读,发现商人为彰显其政权合法性,在卜辞中对夏王朝进行了刻意贬抑和遮蔽;以"有夏"自称的周人则在金文和文献中延续了夏王朝的信仰和传统。夏朝的真实性,可通过商周两代政权对待夏的不同态度上得到求证。     

浅议广告的史料价值--以《申报》广告为例

史料是历史研究中一种最基本的必不可少的要素.史料的种类很多,然而,传统史学研究中较少运用广告等类别的史料,原因在于对广告等史料所包含的史料价值缺乏认识.事实上,广告也像别的类别的史料一样记录了社会发展的诸多信息,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司法档案、史料与中国法律史研究：以傅斯年“史料学”思想为基本视角的略述

近年来司法档案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中国法律史研究之中。围绕这种新近为学界关注的研究对象,出现了一批卓有建树的学术成果,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本文以傅斯年先生的"史料学"思想为基本视角,试图梳理并重新解读了司法档案使用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并为准确、科学且充分地发掘司法档案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作出了一些理论探讨。     

史料笔记之语料及价值——以明代《戒庵老人漫笔》等为例

史料笔记为数颇多,其中含有的语言资料很丰富。这些资料对汉语词汇的研究以及辞书的编写等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理应引起大家的重视。     

题画诗的史料价值——以敝斋庋藏的李吉寿、李鱓画作为例

古代流传下来的书画,是我国重要文化遗产,古代书画上的题画诗蕴含了众多的史料价值,用其证史,能扩大历史研究和史料价值的视野,对历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敝斋庋藏的李吉寿、李鱓画作上的题画诗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环境思想史研究的史料与诠释——以探寻传统山水画中蕴涵的道家自然观为例

环境思想史是跨学科的环境史研究与形而上的思想史研究在史学理论领域中的一种综合。环境思想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对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不同文化中的自然观进行考察与研究,从前人那里寻找到某些对于环境保护有价值的思想与观念,来滋补当前环境史理论研究的体质。环境思想史研究的史料与传统史学中的史料很不同,史料必须随着研究对象的变化而变化。道家美学影响下的山水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体现了古代文人对待自然的态度,记录了画家本人的自然观,山水画的发展史也就是一部图画版的思想史。道家自然观中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在山水画美学思想中,可以具体体现为"外见于山水,内合于人心"。     

史料发掘与《骆驼祥子》研究视野的新拓——以梁实秋和华思两篇被忽视的接受史料为例

梁实秋和美国新闻处前总编华思上世纪40年代撰写的《读（骆驼祥子）》和《评（骆驼祥子）英译本》,是早期《骆驼祥子》接受传播研究中的重要史料,但失收于老舍研究的任何资料中。这两篇文章不仅能避免接受者的盲目与自信,纠正以往接受研究的偏差与问题,更能打开接受者认同与重构、修正与跨越的新视阈,堪称《骆驼祥子》接受传播史上的经典文献。     

明清史研究中“他者”文献的史料价值——以李朝文献所载清开国史料为例

中国古代历史尤其明清历史研究中仅靠中国文献解读中国问题,无疑显得偏颇,没有"他者"就无法认清"自我"。但是,时至今日的相关研究领域中,对"他者"文献史料价值的重视程度是很不够的。清代官书对清开国史事的隐晦与塑造、李朝文献中对清官书隐晦史事的记录、李朝文献中清官书未载的开国史事,这些都是相关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和观照视角。然而,"他者"史料中李朝文献对研究明清史价值之所在,在之前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和提炼。李朝文献中不仅保留大量明清时期中国史书所未载的史事,也提供了"他者"文献与中国文献相互比对的可能,从而为纠正以往完全以中国"自我"文献为中心研究明清史的范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现当代作家传记的史料价值构成——以传记家的素养为线索

现当代作家传记作为一种研究性文献,具有史料价值。与具体文本相比,传记家同样是决定其史料价值构成的重要方面。在总体以传记家的素养为主要言说线索的前提下,遵守传记道德和写作伦理,著者身份、学养和洞识能力,传记家的眼光与传材的搜集与甄别及“感悟传主”与必要而合理的“想象”“虚构”及推测,都是现当代作家传记史料价值构成的要素,且在具体实践中以共时性的方式产生作用。这个开放性的话题,需要研究者不断在实践中深化与探索。     

诏敕入令与唐令复原——以《天圣令》为切入点

在对《天圣令》的整理研究中,与令文相关的诏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借助诏敕与《天圣令》内容比对研究,判定复原文字和令文形成的时间;就诸多"著于令"的记载,与《天圣令》中现存令文之间关系的分析,能够说明敕文纳入令典的过程以及不同时期制度的变化更替,进而爬梳唐后期刊著活动的点滴记录,以期反映令典编定的延续和变化。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偶然中的必然——论阿英成为新文学史料学的开拓者的原因

阿英成为新文学史料学的开拓者,看似偶然,却是必然.通过对新文学第一、二个十年文化背景、文学背景、史料学背景的梳理和有关数据的统计,以及对阿英个体因素的分析,可以认为阿英成为开拓者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个人自觉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