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野中之晚清"西学中源"与"中体西用"文化观

"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是盛行于晚清思想界两种影响较大的中西文化观。这两种文化观产生的背景、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方式方法、思想特色、客观历史作用等方面存在一致性的地方,同时也有不同之处,通过比较分析,可以进一步深化对这两种文化观的认识。     

黄遵宪与晚清"西学墨源"论

纵观黄遵宪一生学术文化思想,"西学墨源"论实奠其基.其以韩愈"孔墨相济"说倡导"大开门户,容纳新学",同时以孔墨对应中西,主张效法西方科技政制而保存中国传统伦理,以传统道器之辩安置中西主次位置."西学墨源"论虽然成为黄遵宪接引西学、宣传维新变法的理论利器,但终走不出晚清"中体西用"文化保守主义的巢臼.其学术文化观十分典型地反映了晚清士人在中西冲突的剧变环境里依违两难、进退失据的矛盾心境.     

《格致古微》与晚清“西学中源”说

:近代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千古不遇的变局 ,西学在西方势力的裹挟之下 ,猛烈冲击中学。“西学中源”说曾是国人认识和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有力学说 ,《格致古微》作为晚清“西学中源”说的集大成者 ,其内容及论证都既继承前人又有发展创新。本文以《格致古微》为中心 ,力图通过对晚清“西学中源”说的流变、特征、功能的切实考察 ,并以此与“中体西用”作比照分析 ,从而寻绎出近代中国文化进步及社会进化迟缓的原因之所在     

论张之洞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

关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起源于何时,学术界有较大的分歧。张之洞对“中体西用”思想的完整表达,不仅使得“中体西用”这一提法上升为官方意识、成为社会主流思想,也使得这一中西文化结合的模式完成了从洋务派的重在“开新”,到戊戌时期首推“卫道”的转变。虽然维新派也提倡“中体西用”,但其主旨在于中西文化的会通,这与张之洞意在以西学补救中学之缺的保守思路形成巨大反差。可以说,张之洞对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晚清早期维新思想家的文化折衷主义

面对“西学东渐”带来的冲击 ,晚清早期维新思想家从如何使国家走向富强的角度出发 ,对中西文化采取了折衷主义的方法 :一方面为挽救国家命运而提出学习西方 ,另一方面又顽强的捍卫着传统的封建文化。     

“西学中源说”与中国接受西学的初始心态

西学作为一种新事物,国人的接受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的心态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西方文化自明代大量传入时起,就引起了许多人的浓厚兴趣,但同时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带来了冲击。西学中源思想,是清代阐述中、西学关系的主要论调。西学中源说,一再强调了中国文化的绝对优越性,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偏见。西学中源说与清代尚古之风互相呼应,使中国传统文化在清代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西学中的科学精神进入中国的通途就此阻塞。就在我们认为西方科技是暗伤王化的奇巧淫技、醉心于乾嘉汉学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西方的工业革命的萌芽已悄然萌发,从此,中国和西方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上的差距日渐加大。     

文化卫道与政治抉择——以徐复观、钱穆为例的讨论

在西潮的冲击下所形成的保守主义思潮中,以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基本价值为己任的文化保守主义构成了“文化卫道”景观。当保守主义透入到现代性政治的抉择时,则形成拒斥现代性政治的政治保守主义,文化卫道就此与政治抉择形成一种张力关系。徐复观从文化保守主义出发,走向了政治上的现代性道路;钱穆的文化保守主义落到现实政治层面,衍生出政治保守主义。前者是局部意义的保守主义者,后者是彻底的保守主义者。仅就这个角度来看,钱穆确实不属于“现代新儒家”的阵营。     

一种抗衡"中体西用"的文化方案——评康有为的"群体变用论"

19世纪末的中国,强邻四逼、鹰攫虎视。日夜忧惧国势的康有为以非凡的胆识为危机中的中国提出了一个变革的文化方案,这即是抗衡“中体西用”的“群体变用论”。作为拉开中国百年宪政追求序幕的戊戌变法运动的指导思想,“群体变用论”有着不可淹没的历史价值,也有着启人深思的局限。     

当前儒学复兴运动与现代新儒家——再评"文化保守主义"

“文化保守主义”这个符号既不足以概括现代新儒家,更不足以概括当前的儒学复兴运动;它并不能揭示儒学复兴的当下的现实生活渊源,反而有导致原教旨主义的危险。然而不论是当年的现代新儒家、还是当今的儒学复兴运动,究其生活本源,都是一种“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这是因为,儒家、儒学、“儒教”从来不是某种现成固有的东西,而是在生活中不断生成着的。所以,当前的儒学复兴绝非什么“文化———保守”的问题,而是“复归生活,重建儒学”的问题。     

网络、虚拟空间与社会思潮的延伸——关于网络空间"文化保守主义"论争的传播学思考

网络时代的到来,使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了。现实世界的种种社会思潮,已经跨越了这种物理意义上的时空界线,在现实世界和网络空间中广泛传播,并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力。网络时代的社会思潮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思潮有着多方面的区别。只有把这种状况置于一种全新的语境中加于考察,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网络时代社会思潮的发展趋势以及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     

中西异同视角下的“西学中源”说——兼论晚清“《格致古微》时代”的思想光谱

"西学中源"说是甲午戊戌时期流行的一种讨论中西学关系的观点,王仁俊的《格致古微》即为其代表。该书以"表古籍之微,发西学之覆,将以严华洋之辨,大中外之防"为宗旨,既要沟通"古籍"和"西学",却又同时区分中西,本身即潜藏着悖论。从中西学异同的视角看,"西学中源"说不仅关涉促进或阻碍西学引进的问题,更是一种介于中西相通和中西相异之间的独特认知,既暗含着中西学本质上的贯通,又强调二者现象上的区别。在近代思想光谱中,"西学中源"说有其独特的位置,既不同于严复所主张的中西各有体用,也不同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证成"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学的尝试,还异于张之洞以中西之别为基础的"中体西用"之说。它反映了一种以中学为主的融通中西的努力,这种努力在中西竞争的一面日益彰显时逐渐退隐。     

明末清初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

明末清初,战国以来中国学者编排的从盘古到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与建构的中国民族文化起源本土一系说,首遇耶稣会士中国民族文化"自西徂东说"的激烈挑战,并由此引发了中国历史上首次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之争。由于中西方学者均对于对方文化缺乏实质性的接触和义理疏通,耶稣会士积极倡导的中国民族文化"自西徂东说"和康乾以后主导中国学界的"西学中源说",多缺乏严格意义的学术价值。激烈的辩论背后,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旨趣格外明显。辩论开启了近代中西学术"会通"之先河,加速了中国古史观念的更新,引出了一个跨学科、前瞻性的国际学术课题。对明末清初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的价值,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显然并不客观。     

贺麟的文化观及其当代价值——以《文化与人生》为例

贺麟作为我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在会通中西文化方面成绩卓著,<文化与人生>一书集中反映了他的文化观.贺麟较早地认识到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有赖于文化发展;他强调文化发展的独立性,坚持学术自由,反对过分的政治干预;他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文化,同时又反对割断文化传统,强调坚持民族的主体性,提出"儒化西学"的主张.贺麟的文化观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论晚清传教士报刊的西学传播——以《万国公报》为例

近代以来,有感于中国人因极度缺乏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而拒绝基督教,以《万国公报》为代表的传教士报刊开始致力于传播西方文化,首重西学。他们希望通过介绍西方政治、经济、科技和宗教方面的知识,改变中国人对西方的轻视态度,在中国读者心目中建立起西方民主、富强、文明的正面形象。传教士报刊的努力使得西方文化渐渐为国人所了解,直接影响了上层社会中的开明分子,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其后发生的变革。     

世纪回眸——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嬗变与传承

在自1898年诞生以来的世纪风云中 ,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经历了数个关键性阶段 :张之洞“中体西用论”—晚清“国粹主义”—“东方文化思潮”—“学衡派”思潮—“中国本位文化论”—“现代新儒学”。在这百年心路历程中 ,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在逻辑的发展上固然不乏有其理论体系不断创制更新和主观心态日趋平实开放的“变异”方面 ,但它作为同一种社会思潮的整体连贯性即“遗传”基因却从未中断过 ,而且在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突本质所包含的三个层次(中西之争、古今之争、阶级之争)上 ,均凸显了三个极具传承性的基本特征 :(一)在“中西文化观”上 ,具有一定的文化融合意识与笃固的民族本位立场 ,“中体西用”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泥足深陷的思维模式 ;(二)在“古今文化观”上 ,具有相当的批判求新精神与强烈的回归传统愿望 ,“返本开新”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执迷不悟的一贯主张 ;(三)在政治思想和态度上 ,具有复杂的社会政治取向与整体的改良主义性质 ,反“激进主义”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不约而同的政治论调     

哈贝玛斯、全球化与我的中体西用观——以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路径之选择为例

传统文化现代转型之路径选择问题是当今世界各民族国家所共同面对的课题,而这一课题也引起了各国学界的重视--以我国为例,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有所谓的"中体西用"、"西体中用"、"本土化"、"移植论"等.文章引入哈贝玛斯关于两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在对已有相关理论进行批判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哈贝玛斯相关理论提出了一种别样的"中体西用"观.     

晚明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以善书的讨论为中心

对比之前的中国古代社会,晚明社会的变化非常显著,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在各个领域产生了碰撞和融合,袁黄《了凡四训》,颜茂猷《迪吉录》,刘宗周《人谱》等善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通过分析《了凡四训》中体现的立命观念和宗教思想,可以发现晚明精英儒家思想的世俗化、功利化的倾向,以及由此显示的正统儒家精英文化与晚明社会通俗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     

祭祀消费:仪式传承与文化传播——以晚清广州为中心

本文从消费社会学和传播史的视角,将祭祀活动作为一种重要的消费现象,考察其在社会变迁和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强调物品在祭祀活动中所承载的特殊作用,以及祭祀消费仪式的文化内涵。     

女性写作与现代文化的转型——以萧红为例

现代女性写作与现代文化的转型共生,现代女作家是现代文化转型最直接的受益者,她们的涌现依赖于从晚晴开始的西学东渐的维新思潮,由民间、新派士人与官方三股力量共同推动的现代文化转型。从戒缠足的身体解放,废科举、倡女学,到女子就业的社会需求与现代报刊出版制度的繁荣,都为她们的成长提供了历史文化的风土,萧红的命运与创作道路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首先是天足与现代学校体制内的课程与国民教育,帮助她们完成了身体与知识结构的转型,以全新的形体姿态、着装与写作内容、情感方式与发表方式,完成了文化身份与作家身份的转型,尽管承受的文化压力与心理压力都是巨大的,但已经是属于自由职业者的现代文化种群中,以稿费为生的职业作家。萧红以宗教式的热忱投入文学事业,以自己丰厚的创作实绩,在司马迁开创的史传文学、悠久的哀祭文功能、基本的汉语修辞语用与时空同体的时间形式等方面,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成为一个经典作家。     

善堂与晚清民初江南地方社会变迁——以川沙至元堂为中心

清末民初的至元堂成为新式团体活动中心,兼任其他团体职务的善堂管理者及其后辈在地方社会中大放异彩.随着各类新式团体的成立,慈善组织的一枝独秀被林立的团体所取代.新式团体成立后地方社会历史的发展,已由衙门和地方实力派人物间的单线联系,变成各团体间合作和摩擦并存.慈善组织势力减弱、地方团体林立与教育机关实力大增是清末民初的普遍趋势,这成为当时地方社会转型的主要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