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苏辙散文创作比较论

苏洵苏辙散文创作比较论洪本健“一门父子三词客”，苏氏父子以散文创作的卓越成就并列唐宋八大家。三苏之中，苏轼历来备受研究者关注，苏洵、苏辙则重视不够。实则，苏洵之文“皆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苏轼《凫绎先生文集序》），善议论，以雄肆笔力见长；苏...     

宋代程文互通与“破体为文”

宋代科场的程文互通现象极为普遍，某一时期占据主导地位、据之以去取的科目往往对其它科目形成强大辐射性影响，使得其它科目产生与主导科目趋同的情况。同时，这些占主导地位的文体对科场以外的文体也形成强大的影响，如北宋前中期，赋的手法在古文、词体中的化用，北宋中后期议论的手法在诗文中的扩张，都是典型的例子。宋代的破体为文现象，无论是内容之破如苏轼之以诗为词，还是形式之破如柳永、周邦彦之以赋为词，我们都可以从科场训练所造就的功底与科场文体间的互通互用里找到依据。以“破体为文”现象观之，科场命题的内容和科举取士的价值取向，从根基上规定了宋代文学表现的主题；科场训练所造就的思维定势则规定了宋代文学表现的方式，科场衡文的标准衍化为宋诗文的审美追求，而科场文章矜胜特性所造就的宋人好新求奇，追求卓越的文化性格则强化了破体为文的主体能动性。     

君臣关系视阈下的宋初三家论体文

宋初论体文以徐铉、田锡、王禹偁三家最为重要.现存徐铉论体文几乎全部是关于君臣关系的讨论,他以"赤心"作为君臣彼此相处的准则,强调儒家伦理,推重士臣作用,为宋人重建儒家君臣秩序及防止皇帝专断提供了一定借鉴,而其中关于朋党及君子、小人之辩的内容也为宋人导夫先路;由于宋初皇帝好文、重谏的政策影响了当时的君臣关系,故田锡的论体文多与科考、论谏活动有关,并塑造了田锡致君为用的精神,以及好直敢谏的政治个性,并进一步影响到了其论体文的创作与品格;王禹偁的论体文与其史观有相通之处,他作史注重"君臣事迹",强调"善恶鉴诫",并善于史实辨正,这在其论体文尤其关于君臣关系的论述中得到了体现.     

“岐梁偶有往还诗”——二苏合著《岐梁唱和诗集》初探

嘉祐四年(1059)十月至嘉祐五年(1060)二月,三苏父子沿岷江、长江舟行南下至江陵,然后再陆行北上至京,他们曾把途中所作诗文编为《南行集》,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嘉祐元年(1056)十一月至治平元年(1065)正月,苏轼担任凤翔签判期间,苏辙留在京城开封侍父,兄弟二人诗赋往还,唱和甚多,这也     

唐代"论"体新变及其文学史意义

作为"研精一理"的论辩类文体,论体文萌芽于先秦时期,成熟于魏晋南北朝,并繁盛于唐宋时期.唐代"论"体分类范畴在借鉴《文选》《文心雕龙》的分类基础上有所创新,《旧唐书》将《文选》"史论"类扩充为"杂论"类,而《唐文粹》于"论体"类下又新立了"辨析"类,这显示出唐代文人自觉的"论"体辨体意识.作为唐代科举考试的科场文体,唐代"论"体时文创作与文体嬗变的双重相生,将唐代的"论"体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进而催生出宋人"诗发议论""以议论入诗"的文体观,并对宋代"论学"传统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     

论田锡辞赋的新变

宋初文坛承接五代平弱的文风,流连忘返。田锡通过自己的辞赋创作探索宋赋的发展之路,以革除文坛积弊。田锡论文重视文学自身的价值,主张表现真性情,这是他变革赋风的理论基础。在辞赋创作中,田锡追求雄豪壮大之美,以革除繁采寡情之弊;追求清丽深婉之美,以革除枯槁憔悴之风;追求理趣韵致,初露成熟的宋赋风貌;追求文气的圆转流畅,变革骈体文风。     

苏轼对柳永评价的复杂心态

苏轼与柳永同为宋词大家,一主豪放,一主婉约,其对宋词之创造,各有干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许多方面,苏柳际遇都有极大的不同。首先,封建文人非常看重的仕途,苏轼于仁宗嘉元年五月（公元1056年）抵达对京,参加秋天的考试,苏轼与其弟苏辙都顺利过关。又参加第二年春的殿试。传说殿试时欧阳修被皇帝任命为主试,苏氏兄弟又以高分入选。苏轼当时的文章是《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表达国家行政求简求宽的原则,欧阳修极欣赏试卷的文体和内容,以为是好友曾巩所写,为了避嫌,便把卷子由第一名改为第二名,发生了误会,否则,苏…     

宋代佛教与官府财政的关系--以曾巩与苏轼的见解为例

宋代,佛教与官府财政的关系是时人颇为关注的问题。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曾巩与苏轼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曾巩的挤压见解与苏轼利用佛教生财的主张,表面看似对立,但二人的主旨却是一致的,即通过对佛教资源的再分配,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当然这一紧一松,与二人的性格和仕途经历有密切关系。曾巩的处事严谨与苏轼的放达宽容,曾巩的任职京师、编修史籍与苏轼的任职地方州府首长的经历,形成鲜明对照。     

试论曾巩散文的中和之美——兼论其儒术、文词、文风的统一

在两宋期间,曾巩是一位颇具特色的文学家。就《曾巩集》而言,共收有诗四百余首,文七百余篇,至今尚未见有赋作。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正当宋词蓬勃兴盛之际,他竟不逐时尚,极少填词,现存集中,仅有一首《赏南枝》而已。曾巩专注于诗歌和散文创作,决不旁骛。 自两宋以来,曾巩散文深爱世人喜爱,深受名家赞誉。“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临川先生文集·赠曾子固》)。“三代以下之文,莫如南丰”(《荆川先生文集·与王遵岩参政》)。自宋至清,曾巩散文被收入各种文集,作为楷范,受人师法。总之,曾巩擅长于散文创作,“以文章为世师”(《曾巩集·附录·秦观著哀词》)。 曾巩散文将儒术、文词、文风三者融合为一体。其融合有渐,对此,我们不能不考察其思想的衍变及     

东坡教坊词与宋代宫廷演剧考论

教坊词是宋代文人参与宫廷宴乐活动的特殊产物。本文就苏轼教坊词的创作背景与结构体制展开论述 ,考定苏轼某些教坊词的创作时间 ,并以苏轼教坊词为引子 ,结合相关材料 ,考察宋代宫廷乐舞与杂剧的演出体制 ,澄清王国维、周贻白等学者对宋代宫廷乐舞、杂剧的一些误解。附带论述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人与杂剧艺术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