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之间:陶渊明的价值观初探

在儒道核心视域中对"善"与"恶"的考察,构成陶渊明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陶渊明对于"善""恶"内涵的理解,不仅仅体现于经验、名言之分,更是深入到实质层面上;从"善"与"恶"的关系看,陶渊明重视的并非"善""恶"之形式,而是"善""恶"之实质;陶渊明价值观的核心在于,承认真正的"道德"之"善",而否定非"道德"之"恶",并在"道德"视域下,以他的"善""恶"标准践行自己的价值观。     

从人性论看黑格尔的道德哲学批判——基于与苟子性恶伦理思想比较的另一种解读

黑格尔关于人性恶的伦理思想,在思辨中克服了或善或恶的二律悖反的思维模式,统一于道德主体自由的自在自为的发展之中,其实质是抑恶扬善,是实现人之至善道德目的过程中的方式和手段,是善自身辩证中的否定因素。恶,作为伦理精神,贯穿于黑格尔伦理思想体系的始终,奠定了黑格尔道德哲学体系的基础,并与荀子的性恶论有某些相通之处。     

荀子“心”论

本文认为荀子所言之心的完整内涵包括:(1)指作为实体的心脏,其官能是思虑;(2)心是意志、情绪的肇端处或者借指意志、情绪本身;(3)由于心能思虑,故而认知是其一个十分重要的功能;(4)同时,荀子之心更是一"道德心",其具有向善的道德能力,保证人能必然地发见礼义(道)并顺是而行。     

“通”的哲学——周敦颐的思与行

周敦颐博学力行,在思想上直承孔子而推陈出新。他虽然也围绕"修齐治平"的理想建构理论,但他有一系列别具新意的阐发,如强调"本必端""则必善",提出"家难而天下易,家亲而天下疏也"的困境,以及"复其不善之动"的修养方法等等。特别是他的《太极图说》和《通书》融通体用,贯通天人,沟通古今。《通书》对"圣人"的推崇,贯穿始终,但也追溯"圣人之本""圣人之道",体用贯通,条理清晰,收放自如。在"天下""天"和"人"之间,周敦颐又突出"势""识""力"的作用;他认为天下顺安的关键在于天道施行而圣明的德行得以修成,孔子是行道义、修圣德的典范;但周敦颐并非主张对孔子的盲目崇拜,而是把老子所说"道尊德贵"进一步强化为"至尊者道,至贵者德",同时突出"人"最难得的就是"道德",而每个人自身获得"道德",必须依靠良师益友。周敦颐认为君子也可以追求富贵,只不过君子所认为的"贵"是道的充实而无所亏欠,君子所认为的"富"是自身的安稳而不忮不求。周敦颐其人其文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其学问之格局,其人格之气象,是宋儒之中最接近孔子的。     

儒家性朴论:以孔子、荀子、董仲舒为中心

在儒家中持性朴论的典型代表是荀子和董仲舒,孔子也倾向于此论.《荀子》一书中的《礼论》、《劝学》、《荣辱》、《儒效》等都表明了人性朴,而《性恶》应该是荀子后学所作.董仲舒在继承荀子性朴论的基础上凸显了性中善的潜质,但不认可孟子的性善论.根据性朴论,人性不能说是善的,也不能说是恶的,而是中性的,故它不同于性善论,也不同于性恶论.性朴论也异于性有善有恶论和性无善无恶论.司马迁、董仲舒、韩婴等西汉中期的人未读过《性恶》,对我们推断它的产生时间很有帮助.     

论先秦儒学心性思想的历史形成及其主题

本文认为先秦儒家的心性思想将"心"析为三义,而"性"的范畴具有主观与客观之间的中介性质.先秦儒家心性论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围绕着人的本质问题,孟子和荀子提出了迥异的性善论和性恶论,其症结有三一是"性"之定义的歧义;二是应以何者作为参照标准判定人性;三是圣人与凡人之"性"有无区别.围绕着如何实现或转化人之心性的问题,孟子以"尽心知性"论,荀子以心知"道"论作为答案.孟子言道德心以及内省自反,而荀子分疏了认知之心的感知与分析综合两种功能.     

“王”抑或“霸”——孟子“王道”学说之悖论

孟子的教导只能造就霸者,不能造就王者,这是孟子王道学说的悖论之所在。王霸之辨在于君主心术之辨,"王道之成"以君主的"王者之心"为基础,但造就"王者之心"却是一项不可能的事业。孟子与诸侯对话时非常注意修辞,诉诸的根本不是君主的"不忍人之心",而是君主的"利心",试图用"利"或"无敌""王天下"来打动时君。孟子的教导不但不能在现实的君主身上造就"王者之心",而且只会诱导出"霸者之心",这就不免与他的王道理想南辕北辙。     

荀子心论辨析

荀子的心论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建立在认知能力基础上的认知心。此心虽具有认知礼义之能,却并不必然认知礼义之道。荀子强调通过"虚壹而静"以"解蔽"的工夫进而知"道",展现了心作为"神明之主"的主宰性。二是表现为喜怒哀乐爱恶欲等的情感心。从心之情感欲望出发,荀子提出性恶说和化性起伪,并强调通过礼义师法等的教化来"养心"。     

道德价值奠基:人性论路径及其分判--以荀子和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为例

一般说来,哲学家们以人性论为道德价值奠基,人性论的路径决定着道德价值的发生和成型及其最高形态.荀子和亚里士多德分别采取价值论的人性论和结构论的人性论,并且这也是中国和西方的人性论的两条不同路径.由于持性恶论,荀子认为道德教化的任务就是积伪成善以化性,而且善的制度环境和价值系统来自人性外部--圣人的制作,因而特别重视"礼"的规范,教化的最高境界是"全"、"粹";由于持结构论的人性论,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教化的任务是促使心灵的各成分把自己的功能发挥到优秀状态,让理性与情感、欲望相互涵容、化通起来而成伦理之德,并且认为这有助于整体生活之"好"--至善,从而获得道德价值,其最高境界则是理智自身功能的发挥(自己思考自己)--沉思,这是最自由的活动,是最高实践,也是一种至福.解析荀子和亚里士多德的道德理论这一个案,有着普遍性的价值哲学意义.     

《荀子》、《吕氏春秋》教育思想比较

《荀子》、《吕氏春秋》均有集百家学说于一身的特点,两书所包含的教育思想比其他诸子更为丰富.比较起来说,《荀子》的教育思想以性恶论为哲学基础,《吕氏春秋》以天性论为基础.前者认为教育能够改造人性,由恶趋善;后者则认为教育不能改易人性,却可避免人的天性遭受戕害.《荀子》主张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圣人,《吕氏春秋》则把教育的目的更多指向培养遵守社会规范和因循自然规律的普通人.两书在教育方法论方面有许多相似的观点,但《吕氏春秋》更加强调基于自然人性的师生关系所带来的教学效果.     

论荀子德性修养三境界:学·诚·独

荀子从性恶论出发,提出"修身自强,则名配尧舜"的主张,在伦理史上第一次对德性修养问题作理论上的阐述。学,在荀子看来,要涵养德性,培养人格,就要把所学知识牢记于心,以一种坚定的意志对自己的本性在实践中加以改造,从而化恶为善,形成理想人格;诚,即将"养心""致诚"便可视为培育道德知性——认识、把握道德观念、法则、秩序的客观知性能力与态度;独,是从知性的道德认识、判断、选择角度进行虚一而静的体道实践,以几为机理而实现诚向行的转换以及对于知的德性超越,学、诚、独,体现了道德积靡在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的修养境界,与荀子"长迁而不返其初"的知性性格和思维理路一脉相承。     

荀子性恶论之谜及其破解

性本非恶,荀子却说"人之性恶",性恶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这是荀子性恶论逻辑上的难题。对于这一难题,历来没有善解。其实,荀子为论证性恶准备了五个理论预设,即情性、同欲、欲多、物寡、群居。五者的必然结合是人的本性。五者本非恶,其结合却必然会产生一种恶果。性恶的根源就在五者的必然关系中。这是理解和破解荀子性恶论之逻辑难题的密钥。     

荀子性恶论的多维解读

在传统思想研究中,荀子是以性恶论而与孟子、老庄一同构成了中国古典人性论。其实,深入阅读荀子读本,笔者发现荀子对人性的评判较为复杂。传统性恶论远不能揭示荀子人性论思想的丰富性和多元性。笔者现从荀子之“性”的中性色彩、荀子对人之“恶”的真实解释、荀子人性论中的向善和知善、人和环境的互动四个层面予以展开论述苟子的人性论思想。     

性恶论与性罪论——苟子和保罗的人性论比较

人性的善恶问题是古今中外普遍关注的议题之一,它关系到道德伦理的基础以及向善去恶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问题。荀子的性恶论与保罗的性罪论存在某些相似之处,同时亦有很多差异。本文拟分别从人性提出的角度、罪或恶的由来、向善的可能性和成善的途径几个方面逐一论述,详细解读二者的异同之处,并试分析出二者各自的优劣。     

节制德性视域下荀子的“礼”“欲”之辨

荀子对于欲望的价值判断是矛盾的,欲望为恶、价值中立、为善等三种理论都有切实的文本依据。但这种矛盾更加突出了礼规范、指引欲望的重要作用,即节制的必要性。荀子通过礼乐制度、社会规范、德性培养三个方面,展示了"以礼治欲"的可行性,使得节制切实有效。荀子通过心能"知"、能"虑"、能"使"的独特功能,合理解释了性恶之人形成节制德性的可能性,受过道德教育的心能实现心灵的转向,遵循"道"的方向。     

为善何以“可而不能”:荀子论说中的意志自由问题

荀子在讨论为善问题时,对"可而不能"的现象做了探讨。为了论证"途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提出,途之人对仁义法正有"可以知之质"与"可以能之具"。借助亚里士多德有关潜能(energeia)与现实(dunamis)的区分,可以认为,荀子是说途之人具备知与能的潜能而非现实。在荀子那里,"能"作为一种德行,表示实践或行动中已实现或完成者。在解释"圣人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现象时,荀子又提出"可以而不可使"的说法,即人可以为而不为,是因为不肯为,亦即不愿为。这里已涉及道德行为中的意愿或意志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荀子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不无相似。但与后者不同,荀子理解的意志或意愿已不完全是个体主动的自由的选择,而带有某种必然的意味。荀子又认为,人之所以想做好事,是因为性恶,因为事物如果短缺什么,就会自动寻求满足。这个短缺理论让人想到奥古斯丁对恶的解释。站在现代立场,对荀子的短缺论可以提出如下批评:自由意志只是人道德转化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道德转化能否成功依赖于道德行为主体与其社会文化环境的复杂互动,其中亦不乏道德运气的因素。     

生命的延续与荀学之“乡愿”——兼论荀学人性论起点是生命意识

自梁启超、谭嗣同等发起排荀运动以来,以荀子之学为乡愿的观点不绝如缕。但是荀子之学与乡愿实有本质分别。乡愿有三个特点,一是自保,二是权变,三是没有节制。正是第三点把荀学与乡愿区分开来。从生命哲学的角度来说,荀学"性恶论"中礼义之善来自于情、欲的自我限制和心知的统合,归根结底来自于生命力本身的流淌、撞击与转进。荀学中礼义之善来自于"情"的自我限制和"心知"的统合,归根结蒂来自于生命力本身的流淌、撞击与转进。情、欲乃是耳目口腹之欲层面的欲望与本能,并不能进行善恶评判。但是情、欲有一个基本之性向,即"欲多不欲寡",这一个基本之性向即可以理解为柏格森所谓生命之冲动,或者黑格尔的"恶"动力,也即《周易》所说的生生之精神、人类生命之自觉。但是欲多不欲寡的情欲必须受到限制,如果"顺是"则必将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残贼暴乱的状态是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这有悖于生命自身生存的需求。于是基于生存与自保的集体生命意识,人们借助心知(或者理性)的力量开始对于情欲进行限制和约束。这一过程乃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积淀,乃至于最终成为人类前理解或心理结构的过程。礼义由此而生。但是在荀子,这一过程被说成"圣人恶其乱也"从而制礼义以分之,由此礼义的诞生被赋予某种神圣启示的意味。     

荀学辨惑

许多年来，由于受“左”的风气的影响，有三股迷雾在荀学界飘荡着：一部分学者认为，荀子是“性恶论者”;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荀子是“天人相分”论者；还有人认为，荀子应当归属法家。对于这三股迷雾，很有澄清的必要：荀子既承认“人性有恶”,也承认“人性有善”,与“性恶论”无涉；荀子既有见于天人之分，也有见于天人之合，不是“天人相分”论者。荀子接着孔子讲，强调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并重，非但不是法家，而且对“以儒治国”有重大贡献。     

荀子“性恶”论原义

在荀子,其所谓"性恶",既不是说"人之所以为人者"是恶的,也不是说人的自然情欲本身就是恶。其真正的含义是:人的自然情欲本身无所谓善恶,但不受节制的自然情欲必然导致恶。此即荀子所谓的"性恶"。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荀子这里,一方面,人们并不必因为"性恶"而放弃对礼义道德的追求,因为"性恶"并没有剥夺人们向善的能力;另一方面,对于耳目口腹等自然欲望,人们可以有一个更为积极和健康的态度,道德并不要求人们"去欲"和"寡欲",人们所要做的仅仅是立定心志,把住方向,使情欲的实现始终是在人类共同的生活规范———礼义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荀子“心”论

心,无疑是荀子思想的关节点.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指出荀子所言之心主要涵括以下几方面之内容:(1)指作为实体的心脏,其官能是思虑.(2)心是意志、情绪的肇端处或者借指意志、情绪本身.(3)由于心能思虑,认知无疑是其重要的表现形式.(4)荀子之心一定程度上也是道德心,其具有向善的道德能力,保证人能必然地发见礼义(道)并顺之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