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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在曲阜孔林享殿前,立有《朱总司令召开军事会议会址》纪念碑(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公布,曲阜县革命委员会立)。对于此碑的来历,了解的人不多,以讹传讹的人倒是不少。例如,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大众日报》第三版《漫话孔林》一文中就这样写道:“尤应着重提及的,是一九四八年朱总司令曾在这所建筑物(指享殿)里召集军事会议,部署淮海战役的作战方案。”(一九四八年,华东野战军于曲阜召开过两次会议。一次是济南战役前夕,八月二十五至二十九日,华东野战军前委在曲阜师范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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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贺城碑又称“壶碑”或“靺鞨碑”多贸城碑是因发现于日本仙台平原上的多贺市多贸城遗址而得名.因为碑文内容刻记有“去靺鞨国三千里”的字样,故中国学者往往称之为“靺鞨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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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对孔令河、孟竹春同志为曲阜“仰圣门”事写的文章,简复如下: 今曲阜城南、北门各有“仰圣门”之说的根据是:《阙里文献考》卷二十九记:“正南日仰圣门。”《曲阜县志》卷五记:“金声玉振坊南为县正南门,曰仰圣门。明胡缵宗题(后改为乾隆帝题)额曰‘万仞宫墙’。”但在北门外首门额上却醒目地嵌着“仰圣门”三字。拙文《曲阜文物古迹》《《齐鲁学刊》1980年第4期)曾沿用南门成说。但日后渐觉不妥,在此后发表两篇有关的文章时,便采取了回避和“正南门”之说。到了一年半后的《孔林漫步》(《知识与生活》1982年第1期)一文中则又持北门说。理由如次: 一、尽管明、清时称南门为“仰圣门”,但门额上只有“万仞宫墙”题字,以前城上还有“万仞宫墙碑”。此门上下、内外皆无“仰圣门”字样,曲阜群众从来称“正南门”。二、孔庙是历代统治者祭享孔子的殿堂,历代统治者对其固然重视,但他们对孔子本人长眠于地下的孔林更加重视。如孔庙中的门钉多横七竖七,而孔林大门及墓门之门针则各为横七竖九,仿帝王制。因此。他们“进入”南门去瞻仰供奉“圣人”塑象的殿堂,不如“走出”北门去瞻仰埋葬“圣人”躯体的林墓更加隆重。故出北门“仰圣”不无道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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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在曲阜孔庙东庑碑林中,北起第二石座上有一块西汉刻石,阴刻“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十三个字。这就是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五凤刻石”。最早发现并考证这块刻石的是金开州刺史高德曼卿。《销夏记》云:五风刻石系“金章宗明昌二年诏修阙里孔庙,于灵光殿基南三十步日太子钓鱼池取池石充用,土中偶得。”高当时为提控修庙朝散大夫,所以他得以最先看见和考略这块刻石。他摩勒于刻石之右的考略结果云:“‘五凤二年’者,宣帝时号也;‘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者,以《汉书》考之,乃馀孙孝王之时西汉时号也。”此后,明朝的赵崡,清朝的王昶、翁方刚等,对刻石皆撰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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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山辛亥滦州起义烈士祠的西享堂内 ,有一块19 33年所立的《郭松龄将军被难记碑》 ,它是冯玉祥将军第二次在泰山隐居时 ,为郭松龄将军撰写的被难记。碑高 196厘米 ,宽 90厘米。碑阳、碑阴各刻文 2 0行 ,满行 4 6字 ,凡 4 0行 1776字 ,字径 3 5厘米 ,冯玉祥撰文 ,王易门隶书。方首而无题额。众所周知 ,郭松龄并没有参加过辛亥滦州起义。冯玉祥在辛亥滦州起义烈士祠中竖立此碑 ,是为了纪念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和他一起联合“倒奉”并在失败后被杀的同盟者———郭松龄夫妇。该碑以较长的篇幅 ,回顾了冯玉祥“联郭倒奉”的经过 ,是研究第二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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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学术界所了解的八思巴字蒙古语禁约榜共有三件,即元朝中书礼部于大德十年(1306)十月颁给兖国公庙和大德□年九月颁给亚圣兖国公故宅的禁约榜,中书省于大德十一年(1307)十月颁给兖国公庙的禁约榜。这些禁约榜石刻均在山东曲阜。这里介绍的禁约榜是由宣政院颁发给真定赵州柏林禅寺的,时间为至元三十年(1292)十月。此禁约榜刻于元圣旨碑阴面。这座碑正面刻的是元朝忽必烈、完者笃、普颜笃三朝皇帝分别于蛇儿年(1293)、猴儿年(1296)、鼠儿年(1312)颁与柏林禅寺的国语圣旨原文的译本,即所谓汉语白话…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