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魏北周军队构成的变化及其对北朝军事的影响

北魏分立为东、西魏时,东魏继承了北魏和六镇鲜卑的大部,在军事上处于优势.为了弥补劣势,西魏北周的军队构成发生了转变,变成以汉人步兵为主力.在北朝,步兵战胜骑兵的战术也在不断成熟,为西魏北周的军事变革所汲取.北周在成功的完成军事变革后,在军事上取得优势.这一遗产也为隋、唐初所承继,由此可以说明这一时期北周、隋、唐初在军事上取得优势的原因.     

试论北魏陵寝制度

北魏经孝文帝“汉化”改革,确立了本朝的陵寝制度,使得曹魏时期衰落的陵寝制度重新获得了流行和发展,并为之后隋唐时期陵寝制度的成熟与繁荣打下了基础。北魏陵寝制度体现了各民族各区域之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传承汉制的同时带来新的文化元素和时代特征。北魏陵寝制度的成熟和确立经历了金陵、方山永固陵、洛阳制度三个发展阶段。     

论晚清军事变革的内在制约因素——以近代日本军事变革为参照的考察

19世纪中叶,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下,清政府被迫参与了世界近代以来的第三次军事变革。清政府推行的一系列变革举措虽然也曾使中国军事的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军事制度变革的滞后、军事教育的缺陷、军事理论的陈旧,导致晚清军事变革在低水平上徘徊,成效甚微,国家和民族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政治文化变革中的民族性问题--读《太和十五年》

以太和十五年孝文帝亲政为标志的北魏政治文化变革,其实质是民族性的问题。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是最高意义上的民族文化。北魏的政治文化变革在推行汉文化变革的同时,放弃了自己的鲜卑民族文化。其深刻的变革导致了本民族成员的反对,导致了北魏国家的灭亡。因此,政治文化的变革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民族文化。     

《木兰诗》始于北魏平城末期京畿考

从北朝与北方少数族强敌柔然的战和关系与双方的势力消长看，从北魏平城时期与洛阳时期对柔然军事斗争的情况看，再从明堂制度的变迁以及北朝只有北魏平城末期在平城南郊建成明堂的实际看，《木兰诗》都只能是始作于北魏平城末期迁都洛阳之前的作品。有关《木兰诗》若干零星问题的解读，亦有助于理解《木兰诗》的时代背景和创作年代。     

简论北魏皇室“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制度

文章叙述了北魏时期的皇"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制度的来龙去脉,着重论述了这一制度对北魏政治产生的影响.     

北魏“军用”问题刍议

“军用”问题是南北朝史学的传统问题,北魏“军用”研究的核心是揭示北魏军事物资的供给、补给对国家社会形成了何种影响。在平城时期,尚未摆脱部落国家形态的北魏,其“军用”呈现出义务性和原始性,“军用”以调役和抄掠形式促进了国家的张大。到了洛阳时期,孝文帝官制改革使得“军用”形态迅速改变,“军用”开始走向农业化和职官化,形成以汉士族为主导的“军用”结构,从而能够提供“殷广”的“军用”物资,极大地提高了北魏的“军用”效率。     

文化的变革--读《太和十五年》

北魏的政治文化变革经历了对汉文化的拒绝、对汉文化的认同、接受汉文化的改造和鲜卑民族文化的复兴四个阶段,变革的结果是北魏政权的灭亡。因此,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变革一定要根植于自己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民族性是民族国家存在的根本。     

论江泽民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战略思想

江泽民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先后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讲话、指示,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军事变革的顺利健康进行,包括:军事变革的原因、军事变革的动力、内容及相应的措施、军事变革的重要性等.     

再论北魏前期尚书制度的置废与变革

北魏前期尚书制度屡遭置废与变革,究其原因,太祖天兴元年十二月以八部大夫拟八座,是为弥补尚书八座成员难以集中办公的权宜之计,天兴二年将尚书三十六曹与诸外署通分为三百六十曹,更像是一场简化行政程序的尝试。这一尝试在两年后停止,尚书省恢复并增置代人令史、译令史以帮助部族统治成员控制尚书省。至于太祖天赐二年置武归、修勤代替郎中、令史主持省务的改革,更似内部官职改革而非再一次废弃尚书制度,因而太宗时期依然存在着尚书,并且世祖即位之初就拥有一个建制基本完整的尚书制度,并非等到他即位四年后才重建。世祖时期对尚书制度的变革使之成为与魏晋制度迥异的体系。     

北朝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对府兵制形成的影响

北魏时期,因为军事需要,各地建立了乡兵组织。但到了北齐、北周时期,乡兵组织逐渐分化,北周在乡兵基础上建立了府兵制,北齐乡兵没有转化为政府军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北方种植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自汉武帝时期开始在黄河流域扩大的冬小麦种植到了北朝时在一些地区逐渐萎缩,粟豆又成为该地区的主粮之一。种植结构的变化,使农民的闲暇时间也有一定的改变,也使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一些制度发生了变化,府兵制在关中地区兴起就是其中的反映。在北朝时期,由于气候发生变化、战乱及关中地区降水量减少,冬小麦种植面积减少,农民闲暇时间增多,亦兵亦农的府兵制逐渐形成。而在关东地区,由于还普遍存在小麦的种植,这一地区的兵制没有发生变化。府兵制的出现,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献文帝拓跋弘与北魏封建化

献文帝拓跋弘是北魏封建化进程中一位承前启后的较有作为的年轻皇帝 ,其执政年间 ,在以往道武、太武诸朝的基础上 ,励精图治 ,整顿内政 ,增强国力 ,四出征讨 ,致力统一 ,保卫了北魏封建化的既有成果 ,并推进了北魏的封建化进程 ,为孝文帝改革和北魏封建化进程的最终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影响北魏经济结构转换的因素

北魏建立后,其经济结构经历了由狩猎、畜牧、农耕等多元混合经济向以农耕经济为主的转换,这个转换是多重因素综合的结果。在生态环境、经济、军事、人口以及游牧思维习惯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最终于孝文帝时期确立了农业的主体地位。     

北魏文明太皇太后与孝文帝

北魏文明太皇太后冯氏与孝文帝之间并无血缘关系,维系二者关系的纽带是政治.冯氏虽凭借孝文帝这张政治王牌攫取了北魏政权,但对孝文帝却心存猜忌,因此多设监视加以压抑.对冯氏压抑的反抗心理,成为孝文帝当政后迅速迁都洛阳的催化剂和重新组建政权的感情因素.从此,皇权取代后权,北魏政治别开生面.     

浅析《魏书》中的柔然形象

《魏书》中关于柔然的记载,以负面居多,柔然首领曾为北魏奴隶以及与柔然战争中不败的魏军神话则是其中代表.从《魏书》中所记载的柔然族源问题和魏军不败两个方面入手,比较对照同时期南朝史书及后世的《资治通鉴》,通过详细分析,指出了《魏书》中有关柔然形象记载的不准确性,这对正确解读《魏书》,恢复柔然的真实形象,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略论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个人因素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除涉及政治、军事、民族融合等诸多客观因素外,还与孝文帝个人主观因素密切相关,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孝文帝对汉文化的迷恋,其南征战略及追求正统的心态,个人生活经历与情感因素等,都是促使其决意迁都洛阳的内在动因。孝文帝迁都及其全面汉化,既加快了当时鲜、汉民族上层的融合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鲜卑迁洛集团与恒、代保守势力的分化,而南迁集团的不断弱化则加速了北魏统治的衰弱。     

北魏后期禁卫武官制度考论

孝文帝两次官制改革（４９３／４９９）后,北魏王朝确立了与魏晋南朝相似的禁卫武官制　度,领军将军为禁卫军最高长官,其下有左、右卫将军—武卫将军。通过对史传及碑志资料　的钩稽考察可知：北魏后期领军将军执掌禁卫军大权,其职主要由外戚、宗室等帝室姻亲担　任,在政治斗争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左、右卫将军承担皇宫机要禁卫职责,其担任者仍　以宗室、权臣子弟、亲信为多;武卫将军侍卫君主左右,负责禁中宿卫。领军－左右卫－武卫　将军构成了北魏后期禁卫武官制度的主体。     

试论《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历史意识与文学意识的结合

在崇祯皇帝继位、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垮台以后,当时的文坛出现了三部揭露谴责魏忠贤阉党的小说:《警世阴阳梦》、《皇明中兴圣烈传》和《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在这三部斥魏小说中,《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历史意识与文学意识结合得最好,是最有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的作品,这部书令人瞩目之处是,该书作为一部历史小说,用艺术的手法,全面而真实地反映了晚明时期东林党与魏党进行顽强斗争的过程,在历史小说的写作方面达到了较高水平。     

北魏汝南王元悦事迹及相关问题研究

北魏皇族宗室在社会政治上占据重要位置,对北魏政治发展也起到了重要影响,元悦可为较为典型之个案。元悦性致狂逸,对于儒学、佛教以及方术都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元悦所历官职大多崇重,也符合元魏宗室任职的一般特点。元悦依制开设官府所荐用的僚佐大多出自名门士族,但僚佐与府主之间的结合关系较为疏散。在北魏末年,元悦本身的政治野心和孝文帝之子的这一身份引起孝武帝的疑忌,遂引来杀身之祸。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乱”之沿革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承自屈原、宋玉作品,并在功能、形式、称名上有所变革,体现了诗、骚、赋三体之交融。在功能上,屈、宋作品之乱辞,并非皆为归总篇旨,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亦除归总篇旨外,还有画龙点睛、提升境界等功能;在形式上,屈、宋作品乱辞非皆"变章乱节",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则多采用与主体部分不同的骚体句,有的在句式和语言风格上还出现了新变;在称名上,汉魏六朝时期一些赋卒章有"歌曰"诗曰"辞曰"颂曰"已矣哉"等,与"乱曰"名异而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