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

传统观点认为，袁世凯向荣禄告密，是慈禧发动戊戌政变的导火线。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提出质疑，认为政变与袁世凯告密无关①。其论据为：一，据袁世凯《戊戌日记》的记载，袁世凯初五日晚向荣禄告密时，因为需要商量一个“保全上位”，避免外国干涉危险的稳妥之策，致未能在当天及时向慈禧奏报，而拖延到初六日政变消息传到天津以后才奏报。二，八月初六日清廷只是下诏捉拿康有为和康广仁，并未下令捕拿谭嗣同。这说明当时未得到谭嗣同“谋逆”的密报，如果已得密报，则必捉拿谭嗣同，或者采取另一种作法，连康有为也不捉拿，以免打…     

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关系新证--以谭嗣同被捕时间为中心

有的论者以“八月初六日上谕”未提“围园”、谭嗣同为据,推断慈禧发动政变时尚未获悉袁世凯告密内容,因而未缉捕谭嗣同,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所致。经过考证,所谓“八月初六日上谕”纯属子虚,它不过是《东华录》根据崇礼八月十一日奏折中引用的慈禧八月初六日口谕部分片断“补作”的。根据谭嗣同信札,在政变发生的当天,他即已被捕,说明慈禧初六日口谕中的搜捕目标除康有为兄弟外,还应包括其他康党要员。不过,袁世凯的告密仅是政变的导火线,而非决定性的原因。     

袁世凯自首真相辨析

袁世凯与戊戌政变的关系问题，不但鲜有专论，且疑窦不少，不辨难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一、以点还吸并不发生于袁世出的告客以往认为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发生的戊戌政变起于袁世凯的告密，显然有悻于史实。这从后党方面的政变准备，光绪帝与维新党的应变，社会上的舆论等方面均可找到有力的理据。首先，政变是经过后党周密策划的。到了七月底，后帝两党的活动已经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康有为自编年谱＞、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都做了大体真实的记述：七月底，上山、杨崇伊赴天津见荣禄，“草折请训政，荣禄许之，令杨崇伊持折见庆邻而面…     

蔡金台密札与袁世凯告密之真相

史学研究既要注意新材料的发掘,又不能忽视旧材料的运用。邓之诚先生《骨董琐记全编》所刊布的蔡金台写给李盛铎的两封信,生动揭示历史真貌,是戊戍政变的重要史料,但长期以来却未引起人们的重视。通过这两封密札,结合其他档案和文献资料进行考释,我们弄清了袁世凯通过荣禄“电庆邸达之”向慈禧告密而引发戊戍政变的全过程。袁世凯无疑是告密的元凶,他在戊戍政变中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     

伊藤博文访华与戊戌政变

传统史学观点认为,袁世凯的告密导致了戊戌政变的发生。对于这个观点,现代史学家已批驳甚多,结论是否定的。但是对引起戊戌政变的真正原因,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遍阅有关史料,结合前人论述,可以看出,戊戌政变的发生与伊藤博文的访华有密切联系。     

谭嗣同被捕时间补证

笔者在《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关系新证》(载《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中曾指出:根据谭嗣同的3封狱中遗札,以及魏允恭在致汪康年函中所记其在1898年9月23日目击杨锐、刘光第、谭嗣同由"步军统领监送登车"发交刑部的情景,可判断谭嗣同之被捕,就在政变当天,即9月21日(八月初六日).皮锡瑞《师复堂未刊日记》对此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     

戊戌年天津阅兵“兵变”说考辨

1898年的戊戌维新是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不仅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也留下了诸多耐人寻索的历史疑案.近年来,围绕翁同龢罢相的导因、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的关系以及康有为“衣带诏”的真伪等问题,史学界展开了讨论.但对曾经风闻一时的天津阅兵“兵变”说,尚无专文论述.本文拟根据现有材料,对此作一些探索,以就教于方家.     

浅谈袁世凯叛变与戊戌政变之关系

戊戌政变时袁世凯确实出卖了维新派,把维新派的计划告诉了荣禄,但这并不是戊戌政变发生的原因,只是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     

盛世才政权的建立及巩固

1933年4月12日，新疆省会迪化发生军事政变，金树仁政权宣告结束。握有军权的盛世才在政变中上台，逐渐独揽新疆军政大权，并制定和实行了区别于以往的一些政策，使其政权得以很快巩固。本文对此作一论述。一、野心勃勃进新疆盛世才，字晋唐，东北辽宁省开源县盛家屯人，生于1897年1月8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六）。1970年7月13日病死于台湾。盛世才青少年时代接受过比较系统的文化教育，这与其父盛振甲上过私塾，就任过小学的校董，比较重视培养子女有关。盛世才及其弟妹七人多数受过中高等学校的教育。盛世才排行老大，幼年在家乡上私…     

辛亥革命后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是中国资产阶级放弃武装斗争，转而与袁世凯妥协的结果，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失败。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暗杀于上海，则是袁世凯破坏共和、坚持独裁、实行武力统一的结果．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派与袁世凯的最终分裂。在这一年中资产阶     

走向权力祭台：帝制中国的告密政治与文化传统

在帝制中国时期权力运作过程中,告密政治与帝国文化传统之间有着不容忽视的关联性。就基本理论预设而言,作为帝国主导性的意识形态,悖于血亲伦常和朋友义理的告密自然不在儒家的辩护范围之内。但是,由于帝国“儒表法里”或者“外儒内法”的统治样态,告密很多时候被统治者当作统治权术而大肆使用,致使各个王朝都有不间断的告密风潮发生。到了专制统治发展的极端时期,即明清时代,告密政治也被正式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嵌入到权力链条之中,并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权力生产方式被鼓励和实施,即表现为一种告密制度化的操作方式。不过,由于告密政治背离了传统帝国正统的道德合法性信仰模式,“告密”无法获得道德上的肯定,所以,一般而言,在权力扩充和合法性生产的辩证关系中,当这种权力生产方式危及到君主统治的合法性时,君主也就会适时对这一统治行为加以收敛。     

走向权力祭台:帝制中国的告密政治与文化传统

在帝制中国时期权力运作过程中,告密政治与帝国文化传统之间有着不容忽视的关联性。就基本理论预设而言,作为帝国主导性的意识形态,悖于血亲伦常和朋友义理的告密自然不在儒家的辩护范围之内。但是,由于帝国"儒表法里"或者"外儒内法"的统治样态,告密很多时候被统治者当作统治权术而大肆使用,致使各个王朝都有不间断的告密风潮发生。到了专制统治发展的极端时期,即明清时代,告密政治也被正式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嵌入到权力链条之中,并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权力生产方式被鼓励和实施,即表现为一种告密制度化的操作方式。不过,由于告密政治背离了传统帝国正统的道德合法性信仰模式,"告密"无法获得道德上的肯定,所以,一般而言,在权力扩充和合法性生产的辩证关系中,当这种权力生产方式危及到君主统治的合法性时,君主也就会适时对这一统治行为加以收敛。     

孙中山对民元让位的总结与检讨

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被迫把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让于北洋军阀头子、辛亥革命的凶恶敌人袁世凯,成为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之一。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孙中山这一不可挽回的历史悲剧呢?孙中山本人在他以后的革命历程中经常回顾、总结,并对自己应负的责任恳切检讨。然因历史的局限,孙中山对民元让位的总结,经过了一个由错误到简单再到科学的过程。     

中国古代的“告密文化”

告密是人类文化中的一种丑恶，它集中体现了政治运作与人性中阴暗的一面。中国古代告密成风，不仅其延绵和发达为东西方其他国家难以企及，而且，以告密为内核，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中国古代的告密，是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衍生物，君主专制政体始终以制度化的手段支撑和鼓励它的扩张，以此进行思想箝制、文化专制与对社会生活的严密控制。告密文化在中国的泛滥，造成了无以数计的被诬枉的冤案，在中国人的心理上形成畏惧、防范、谨慎的心态特点，同时刺激了人性的异化，形成告密风气，对中国文化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在中国，“告…     

试论“江西民政长事件”

袁世凯企图削弱南方革命党地方势力和各省都督的职权,要求实现“军民分治”。此主张提出后,革命党人与北洋军阀展开了一场论战。“赣省李烈钧首先通电反对,湘督谭延闾、粤督胡汉民、皖督柏文蔚继之。”袁世凯强令推行,企图迫使李烈钧接受,先后于1912年12月16日和1913年3月11日任命汪瑞闿和赵从蕃为江西民政长。李烈钧领导江西党、政、军、警各界进行了顽强抵制和斗争,并在九江地区调兵遣将加强戒备,与袁世凯武装对峙,几有开衅之势。袁世凯不得不妥协退让,收回成命。李烈钧为革命党人赢得了民国初期革命党与袁世凯斗争中唯一的一次胜利。     

戊戌政变研究三题

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以及对史料解读的不同,学界对戊戌政变发生的原因仍存在一些分歧。从戊戌七月朝局的变迁与慈禧训政的关系看,日益趋新的光绪帝过多看到的是朝臣们“守旧”的一面,从而导致君臣之间关系紧张乃至恶化;御史杨崇伊于八月初三日吁请训政是后党策划密谋的产物,慈禧并非不知情;至于康有为在政变后宣称康党在戊戌六月便开始设法联络袁世凯、掌握军队,试图采取军事手段对付后党的说法,恐不可信,策划联袁采取非常措施应是八月初三见到光绪帝密诏后康党作出的冒险决定。     

论梁启超由拥袁到反袁思想的演变

武昌起义爆发后，由于改良派与革命党人的尖锐对立，梁启超对国内的政治形势采取了“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方针，既依附袁世凯，又防备袁世凯，两者若即若离。袁世凯上台以后，梁启超出于组织政党、控制国会、相机组阁、以便和革命党人相抗衡的考虑，同袁世凯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尤其是在二次革命期间，梁启超为袁世凯镇压革命力量积极出谋划策。然而这期间，双方在政党政治与专制独裁、爱国与卖国、以及一些内政外交的具体问题上仍存有不可克服的矛盾。袁世凯称帝以后，梁启超断然与之决裂，重新回到了革命阵营。梁袁之间由合作到决裂，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矛盾和斗争尖锐化的产物。     

袁世凯与义和团

袁世凯在对待义和团问题上,是有一个转变过程的.从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任职至一九○○年五月前,袁世凯对义和团抱情理解和支持的态度,从五月份起,才开始了对义和团的屠杀.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六日,清廷任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二十五日,袁世凯到达济南,次日接管一切大权.半个月后,在给清廷关于民教之争的第一封奏折中,袁世凯写道:“伏查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原,实由地方卅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不能按照约章持平办理”,“良民郁极思逞,乃起而与教士教民为难”.     

唐国史中的史实遮蔽与形象建构——以玄宗先天二年政变书写为中心

先天二年政变是玄宗最终掌握最高权力的惊险一跃,而这一事件牵涉到玄宗与睿宗父子间激烈的权力争夺,因此唐代史官在国史中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全面的讳饰。然而以张说所作的郭元振《行状》为切入点,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则可展示玄宗与睿宗及太平公主在政变之前激烈的政治较量、七月三日政变当天的整个过程,同时揭示政变后玄宗通过削弱政变功臣郭元振的权柄、最终掌握所有权力的真相。对于这场政变全方位的探索,显示唐代国史的书写通过遮蔽政治事件的关键性细节、重塑参与其中的政治人物,从而使史书记载最终符合其"政治正确"的逻辑。     

再谈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与欧力同同志商榷

再谈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与欧力同同志商榷唐晓东欧力同同志在《社会科学》１９９４年第９期著文（下称欧文），对本人就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点问题与陆晓禾同志商榷一文所持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其中不乏中肯之词，还纠正了本人对某一概念理解上的偏差，我非常感谢他的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