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频借力”考 ——对《红楼梦》中《临江仙·柳絮》词“好风”二句注译质疑

针对《红楼梦》中的薛词《临江仙.柳絮》词中“好风凭/频借力,送我上青云”二句,通过考察以往文献中的误译,并对句中的关键性词语“凭/频借力”进行论证,提出更为恰切的注译。     

关于“■睆”一词的释义

“■睆”一词有两义,一是指容貌美丽、好看;二是指声音清和圆转。可是一九七九年版新《辞海》和《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在给“(目见)皖”一词释义时,—只收了指容貌的美丽、好看义,没有收指声音的清和圆转义。这样删“清和圆转”义就显得提出突然了! 我认为,“(目见)皖”的“清和圆转”义亦应收入字典辞书。 “(目见)睆”一词最早见于《诗经·邶风·凯风》:“(目见)睆黄鸟,载好其音。”对“(目见)睆”一词的解释,历代注疏家存在着分歧。毛传:“(目见)睆,好貌。”郑玄笺:“(目见)睆,以兴颜色悦也。”孔颖达疏:“言黄鸟有(目见)睆之容貌,则又和好其音声,以兴孝子当和其颜色,顺其     

带孔的秤盘

“凉粉——”甜甜的吆喝声,响在了村子里。啊!来买的人还不少。可把秀云忙坏了。“大娘!这是您的4斤3两,4块3。”她麻利地把凉粉装好。“哎!大爷,这是您的2斤,两元钱。”她的生意不错,做饭的工夫凉粉卖完了。秀云回到家里,从胸前解下布袋,把钱倒在床上,美滋滋     

“婉约”为词之主流及其成因探折

词由唐发展至两宋 ,词人辈出 ,高峰迭起 ,形成“豪放”与“婉约”两大潮流 ,但主流是婉约词。这种主流形成的原因有 :从社会背景来看 ,词的演唱在两宋成为社会风尚 ,这种风尚适合婉约词的生存和发展 ;时人所普遍接受的一直是婉约词 ,并被奉为“正体” ,豪放词被历代词学家论为“别调” ,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 ;尽管苏轼和辛弃疾在豪放词的实践上取得了极大的艺术成就 ,但他们“以诗为词”和以文为词”的创作倾向也流露了较为明显的缺陷 ,使豪放词难以为继。     

舜为何又叫“重华”

~~舜为何又叫“重华”@苏燕$大庆石油学院人文学院!黑龙江大庆163318 @李德民$大庆石油学院人文学院!黑龙江大庆163318“舜”是何人?“舜”和“重华”这两种称呼谁先谁后?“舜”一词为何意?“重华”一词又为何意?二者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本文认为“重华”的称呼在先,“舜”     

论温词之“感伤”

词至温庭筠确立了“感伤”基调。作为词的第一位专门作家 ,温庭筠不仅仅赋予了词以“感伤”为主流的感情基调 ,并且已经开始注意到了将一种深刻的人生感悟注入词中。温词之感伤 ,内因在于其题材之艳情化 ,外因在于 :一、词作为一种合乐的文体 ,音乐以哀为美的特征必然促使词更多偏向“感伤”一路 ;二、词体节奏上的变化繁复 ,适合抒写“感伤”这一极为深幽微杳的心绪     

“吴中七子”与“浙派”中期词风的嬗变

“吴中七子”在思想上对清王朝有着很强的认同感,又深受格调派诗歌理论的影响,他们的创作与厉鹗等老一辈词人表现出很多不同。在情感内容上,他们的词作缺少樊榭词的悲感情绪和对抗世俗的勇气;艺术风格上,他们的词作多了一些开阔苍凉和浑雄壮阔之风。这种以“格调”入词的作法,一方面淡化了“浙派”的骚雅精神,一方面丰富了“浙派”词的艺术门径。所有这些,既开启了“浙派”词的嬗变之风,又将“浙派”词带向了衰落之途。     

论李清照的词学思想

词“别是一家”说,是李清照词学思想的重点。词“别是一家”说与苏轼的以诗为词、苏门学士的词学本色论有着内在的联系。“别是一家”的主要内涵如下:一是强调谐音合律;二是重“情致”、“典重”,崇尚“文雅”的词情;三是讲究“故实”、“铺叙”,追求艺术表现的完美。“别是一家”说是对词“自是花中第一流”整体美的追求,它丰富与发展了花间以来的词学本色论,形成了明晰的理论体系。     

《鸿门宴》中“竖子”究竟指谁?

《鸿门宴》是《史记》中写得极为精彩的一章,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唉!竖子不足与谋!……”此话乃范增所言.“竖子”一词是骂人的话,表示轻蔑,相当于“小子”.可是此处“竖子”所指的究竟是谁呢?目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①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解释为所指项庄;②郭锡良等人编写的《古代汉语》、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古文选读》、山东师院中文系编《中学古代散文注析》解释为明骂项庄,暗骂项羽;③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古代散文选》解释为明骂项伯等,暗责项羽;④现行的高中语文课本的编者只解释了“竖子”一词的字面意义,没有点明所指何人.     

读词杂议

结尾非蛇足温庭筠《梦江南》词:“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洲。”过去有人认为:“飞卿此词末句,真为画蛇添足,大可重改也。‘过尽’二语既极怊怅之情,‘肠断白苹洲’,一语点实,便无余韵,惜哉!惜哉!”(见李冰若《花间集评注》引《栩庄漫记》语)朱光潜先生在《谈诗的隐与显》一文中也说:“此词收语即近于显。……如果把‘肠断白苹洲’五字删去,意味更觉无穷。”他们认为,温庭筠这首词的结尾“点实了”,“近乎显”了,“真为画蛇添足”,应当“重改”,应当“删去”才好。而夏     

论贺铸词之“诗化”

北宋中后期词人贺铸词中呈现出“诗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题材的“诗化”和表现手法的“诗化”。题材的“诗化”,包括抒怀词、怀古咏史词、思边词和悼亡词,这些词对宋词对题材的开拓具有重要意义;表现手法的“诗化”,包括比兴手法的运用、化用唐人诗句入词和运用典故等方面。在北宋中后期沿着苏轼开辟的“以诗为词”的道路进行创作的众多词人中,贺铸的创作成就是最突出的。贺铸词之“诗化”,对其词多样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其词之“诗化”及其“诗化”后的豪放词对南宋辛弃疾及辛派词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积极意义。     

兼词漫议

一个词兼有两个词的同性、同义和语法作用,叫作兼词。《论语·阳货》：“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句中的“诸”是兼词,相当于“之”和“于”。“之”是人称代词,代“阳货”;“于”是介词,表示处所,译为“在”。“之”作动词“遇”的宾语;“于”同“涂”构成介宾词组,作“遇”的补语。兼词有两种。一种是合音的兼词．一种是合体的兼词。合音兼词的读音为所兼两个词的拼合,也就是两个词的快读。合音兼词又称合音词,也叫急音。《孟子·梁惠王下》：“文王之围,方七百里．有诸？”句中的“诸”是合音兼词,相当于“之乎”…     

论迦陵词的“复社遗风”

不同于苏、辛、陆的“以文为词”和“以诗为词”所开启的豪放词风,迦陵之豪放词风因着“复社遗风”而有了新的内涵：融洽经史,其词浑厚而雄健;愤世忧时,其词深刻而沉郁;抒浩然之气,其词豪迈而遒劲。此豪迈雄健词风的形成本于“复社遗风”,与迦陵成长过程中的诸多复社因素密切相关。     

江顺诒“情境”说与词创作

江顺诒《词学集成》词境卷中提出“词家之情境”,把“情境”作为词境的第一阶段,认为词之“情境”有三方面的特征：一是有以点染、不隔、寄言为主的“词家三昧”艺术特征;二是“体物赋景”的表达特色;三是“言愁”寄情的审美特质。江顺诒用心灵情感进行词的创作,他的词作与“情境”说词学思想大体上也是相一致的。     

文化的涵意与成因

(一)文化的涵意“文化”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词汇。早在先秦时代,《易传》就开始将“文”与“化”联缀起来使用:“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这里,“天文”指自然规律,“人文”指人伦社会规范。所谓“文化化成天下”,意即通过人伦教化世人,使之自觉按规范行动。西汉以后,文献中正式出现了“文化”一词。如“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文化内辑,武功外悠”等。主要是在与武力征服相对应的文治教化的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的。我们现在通用的“文化”一词,首先是日本学者在译介西方有关词汇时,使用了导源于中国的“文化”一词,然后又由留日学生再从东土把它引渡回国。经过这一番转折,“文化”一词已赋有更为深广的意蕴。     

顾贞观《金缕曲》“非正声”辩

清词人无锡顾贞观(华峰),因友人吴兆骞(汉槎)谪非其罪,被远戍宁古塔而哀之深,念之切,谱《金缕曲》两阕寄之。满族词人纳兰性德读到此词,为之泣下数行,叹为“河梁惜别之诗,山阳死友之传,得此而三!”清末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评道:“华峰《贺新郎》(自注:寄吴汉槎宁古塔以词代书)两阕,只如家常说话,而痛快淋漓,宛转反复,两人心迹,一一如见”;“二词纯以性情结撰而成,悲之深,慰之至,丁宁告诫,无一字不从肺腑流出,可以泣鬼神矣!”这些评语,可说颂扬得当。但他后面又说:“虽非正声,亦千秋绝调也。”则令人困惑。正声的“正”,含“典雅纯正”之意,如“正声     

克制与突破：苏轼涉泪词“以诗为词”的艺术实践

“以诗为词”是苏轼重要的词学观念。通过对其涉泪词的研究,可以发现苏轼“以诗为词”的词学观在具体实践中呈现出克制与突破并存的矛盾形态。一方面遵循词体特性,在扩充题材内容的同时选用了典雅字词和含蓄表达;另一方面又有意突破传统,具体表现为使用“泪典”、采用流线型意象组合、净化艳情词。由此可见,苏轼对词体特质有着清晰的认知,其“以诗为词”是有限度地将诗的题材、风格导入词体,而非刻意泯灭诗、词两种文体的界限。     

《词与音乐关系研究》绪论

一唐宋时代,词是一种与音乐相结合、可以歌唱的新兴抒情诗体。词为“声学”,即“音乐文学”,音乐性是词的突出的艺术特性之一。研究词的特性,研究词体演变过程中许多带有规律性的问题,都不可忽视词与音乐的关系问题。建国以来,运用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古典文学,这是有益的尝试,但同时也曾出现重思想、轻艺术,以政治鉴定代替艺术批评的偏向。在词学研究领域里,有的研究者简单地搬用“人民性”、“爱国主义”一类概念,以贴标签的方法,对词作家进行划线、排队;有的研究者将毛泽东同志有关旧体诗词的言论,进行种种曲解,以“束缚思息”、“不宜提倡”为借口,轻率地否定唐宋词的形式格律和艺术价值。词学研究出现了某些混乱现象。例如苏轼、辛弃疾,论者既以为他们的创作具有“人民性”,把他们抬上现实主义的宝座,又将他们的创作,曲解为豪放而不协律腔的典型;例如周邦彦以及姜夔、史达祖、     

“假”“借”“丐”变调构词的三则考辨

本文对“假”“借”“丐”三字所反映的变调构词情况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历史考辨。其中：“假”字,原始词,义为从别人那里借东西,动词,上声;滋生词,义为让别人借东西,把东西借给别人,动词,去声。“借”字,原始词,义为从别人那里借东西,动词,短入(>入声);滋生词,义为让别人借东西,把东西借给别人,动词,长入(>去声)。“丐”字,原始词,义为向人乞求,动词,短入(>入声);滋生词,义为让乞求得到满足,施予,给予,动词,长入(>去声)。这三对词都属于使动构词,来自上古;后来口语中,“假”只保留了上声读法(今天去声的“假”跟滋生词的“假”词义不同,是不同的词);“借”只保留了去声读法,入声一读至晚宋元之际已消失：“丐”只保留了去声读法,入声一读至晚六朝中后期已读成了去声。 文中附带提及,“反训”一说是不可信的。一个词的词义可以反向引申,但这种反向引申在词义引申中发挥的作用不大;而词反向引中出来的新词,跟原来的词应属不同的词,同一词不可能兼有正反二义。“假”“借”“丐”的原始词和滋生词词义之间是非使动和使动的词义分别,不属反向引申。     

“以诗为词”研究述评与展望

“以诗为词”为宋代文学、文体关系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经考究,近四十年以来学界“以诗为词”研究,主要采用了作家个案、文学关联、文体关系三种方法。“以诗为词”的个案研究旨在从某一词作中寻找不同于传统词的个性和同于诗的共性,围绕着题材、内容、风格、手法、功能展开,探讨作家“以诗为词”的特征。“以诗为词”的文学关联研究,将“以诗为词”置入关联性语境或环境中,挖掘“以诗为词”的文学深度、文化内涵、哲学意蕴。“以诗为词”的文体关系研究,基于文体整体发展及互动关系视角,在诗、词两种文体的同异比较和生成变化中,探究诗、词文体的文体特性及动力机制。综合作家个案研究之精细、文学关联研究之兼顾内外因、文体关系研究之擅整体动态把握,向文体关系史进军,是“以诗为词”研究的新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