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对传统名教的“否定之否定”

玄学是名教危机与道家复兴的产物。它的主题是名教与自然之辩，重点是辨析名教。几乎所有的玄学论辩都归本于此。当时形成三种基本思路：一、“名教出于自然”，二、“越名教而任自然”，三、“名教即自然”。这场论辩的充分展开，使儒与道两大传统思潮得到了历史性综合，为此后宋明理学把名教原理上升为“天理”奠定了基础。     

论魏晋玄学的自然主义

本文试图从天地、社会、人性三个层面,总体把握魏晋玄学的自然主义及其与名教的关系.作者指出:作为言家口实的“名教与自然之辨”,展现出自然“净化”名教、名教“同化”自然的思想历程和儒道双修、玄礼相济、名教与自然互补的理论倾向.清谈名士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心态和被扭曲的人格行为,恰是玄学的悲剧意味所在.     

“各得其宜”与“群居和一”——荀子“群己之辨”的价值意蕴

"群己之辨"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价值观之辨,它内在地关涉到群体与个体利益的关系。在比较孔孟荀的群己观时,我们可以看出:三者共同指向了群体价值认同,其中,荀子对群体价值表述得最为充分与明确,同时凸显了对个体生命的关切对以及生存价值的重视。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个体与名教的统一--王弼名教思想探析

魏晋是个体自我觉醒的时代。王弼作为士阶层的典型代表,援道入儒提出“名教本于自然”的命题,倡导在尊重个体本性的前提下重塑名教的权威。道家的自然既是世界的运行法则也指个体的自然本性,它是个体与名教沟通的桥梁。个体既是名教的遵循者也是名教的载体,对名教有效力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王弼名教与个体统一的名教思想的基本观点是：自然之性是名教存在的基础;自然之道是名教施行的方法;“性其情”是名教与个体统一的人格范式。个体安于名教,圣王施行名教,以及性其情的个体人格范式。个体与名教的统一,既可以维护个体本性又可使名教生命力持久不息。     

自由·自然·名教--郭象自由思想之论证逻辑探析

“自然”与“名教”之辩是魏晋玄学的中心议题。郭象对庄子自由思想的有意误读和曲解,旨在论证名教即自然。郭象对自由的论证有严密的论证逻辑:曲解庄子逍遥之义是其逻辑之始,自性论是其逻辑之基,自生和独化是其逻辑之干,自然即为命定是其逻辑归约,名教即自然是其逻辑之果。     

“各得其宜”与“群居和一”——苟子“群已之辨”的价值意蕴

“群已之辨”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价值观之辨，它内在地关涉到群体与个体利益的关系。在比较孔孟苟的群己观时，我们可以看出：三者共同指向了群体价值认同，其中，苟子对群体价值表述得最为充分与明确，同时凸显了对个体生命的关切对以及生存价值的重视。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对儒道自然观念的批判

本文旨在探讨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传统儒道文化所持自然观念进行的批判。从汉魏时期的自然与名教之辨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然与因果论辨,佛教的批判发挥了最为重要的功能。     

郭象“自然即名教”秩序观探微

“自然与名教之辩”成为魏晋玄学的主题,与其肩负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息息相关.郭象玄学系统论述了“自然即名教”秩序观的产生、运行、发展,为我们展现了“自然秩序”和“人为秩序”之外的第三种秩序,这对于研究当前宪政与秩序相互关系等课题具有借鉴意义.     

"小大之辩"与"有无之辩"——《庄子·逍遥游》新析

在<庄子·逍遥游>中,"小大之辩"揭示了"逍遥游"的主体,因此也可说是"逍遥游"主体之辨."小大之辩"还涉及与"逍遥游"相关的时空大小之辨.至人、神人、圣人都可说是逍遥游的主体,从某种意义上讲至人高于神人、神人高于圣人.庄子的"大言"是与"大知"相联系的,人们可借助其"大言"走向"逍遥"与"无为",因此其"大言"并非无用.惠子认为庄子的"大言"大而无用,与他仅有"小知"而无"大知"有关.在<逍遥游>中,为充分理解"逍遥游"以及"小大之辩",需结合"有无之辩"."小大之辩"从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局限性大小之辨,而"有无之辩"可说是在特定方面局限性有无之辨.     

从反社会控制角度诠释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

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是魏晋玄学发展到竹林时期,在司马氏统治之下的特定产物。“越名教”主要是通过揭露礼法之士的虚伪面目、批判当时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现实、非毁圣人和经典来实现的;而“任自然”则旨在突显嵇康理论构建、生活方式和社会理想追求的价值取向。嵇康试图从理论上打破司马氏的思想钳制,摆脱其社会控制,实现一个自然和谐的理想社会的社会政治理想。     

极陈形影苦,言神辨自然 ——形神之辩与陶渊明《形影神赠答》

魏晋形神之辩的展开为自然与名教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陶渊明在与慧远的相互辩论中对此一思想作出了更进一步的推动.具体而言,陶渊明运用"形""影""神"的三元结构来论证形神关系,同时也恰当地处理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然而,虽然陶渊明用一种超越性的自然观念来界定"神"的内涵,但他并没有更加清晰的说明形与神的关系问题.而这一思想的...     

礼与杜恕《体论》

杜恕《体论》以礼为万物的法式和规矩,并赋予礼以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的权威,进而论述了礼对协调政治关系和伦理关系的功用。杜恕的礼治主张切中曹魏名法之治的流弊,是魏晋之际治国方略由“以刑为先”向“以礼为首”转化期间的产物。《体论》在哲学论证上的不足,又为魏晋玄学“名教自然之辨”、“体用之辩”留下了发展空间。     

魏晋"自然"与"名教"关系的嬗变

魏晋幽深驳杂的历史土壤孕育了独特的理论思想,玄学家们通过审视魏晋禅代之际的历史经验与时代困境,提出了自己对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也可以理解为儒道的关系问题)这一玄学主题的独到见解。王弼主张拨乱反正,"崇本以举末",试图摆脱名教异化带来的现实困境;阮籍、嵇康投身道家,崇尚自然以保全自身;裴頠则顺应现实,坚决维护名教;最终郭象统一了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从而将玄学的精神发扬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到达了魏晋玄学思想的顶峰。     

古代文论的情理范畴——以唐宋文论为中心

情与理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对重要范畴。情理范畴的产生与传统哲学的人性论、情性之辩密切相关。唐宋之际的情理范畴多得哲学的沾溉,体现出双峰对峙而又融合的特点,由唐宋之际的情理论可以见出古代文论情理范畴发展的特点。     

郭象“独化于玄冥之境”的意象与意义

运用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辩”方法，将郭象“独化于玄冥之境”的文字还原成图象后，可见其本意为：每个个体依据自己的本性运动变化，叫作“独化”;无数个体运动轨迹交织形成的关系网络，构成了无限复杂、时刻变动的现象世界。如果探究其变化的终极动因，无论从外部还是从内部展开，都将面临模糊不清的景象，叫作“玄冥”或“玄冥之境”。从本末体用角度看，万物个性的集合，可视为现象世界的“本体”,故可将郭象玄学称之为“性本体论”。其目的是否定天命论(宇宙本原论)与君权神授，将人性的需求(自然)作为社会体制(名教)存在的基础，以此确立臣民的政治主体地位，为魏晋士族社会的“自治”理论与实践，奠定哲学基础。     

玄理与意境

魏晋玄学的有无之辩、形神之论、玄理之情,强调对整体内在的生命与精神的把握,追求一种"心与神契"的"妙境",表现真性情,体现自然之道,这不仅促进了意境理论的形成,也是对其内涵的实质性阐释.     

魏晋玄学的形成与发展

魏晋时期是玄学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玄学的发展 ,使老庄之学兴起 ,并与传统儒学争地位。自然与名教的冲突 ,不可避免地要从思想界反映到现实政治生活中来。魏晋玄学的本质 ,就是自然与名教的矛盾与统一。要在名教的范围内得自然之趣 ,并真正达到二者的合一 ,有一个长期而曲折的发展过程     

论魏晋玄学的逻辑发展

汉初儒术"独尊"之时就标志着魏晋玄学所产生的土壤已开始被孕育,魏正始年间王弼的"贵无论"玄学标志着魏晋玄学的初步形成。整个魏晋玄学围绕着"有"、"无"之辩,"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展开和发展,郭象"独化论"玄学是其发展的高潮,到东晋中后期玄学发展趋于尾声。晋末"佛玄合流"是对魏晋玄学的佛教哲学化发展,而隋唐时期的"重玄学"则是魏晋玄学的道教哲学化转向。     

儒家群己观及其现代意义

作为主体性的存在，人既是类，又是个体．它既表现为统一的整体（群体），又以自我（个体）为其存在形式．二者的关系究竟如何定位，乃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群己之辨，涵盖了群体价值和个体价值、社会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两层关系．群已之辨是传统文化的核心问题，历代各派哲人对此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也正是在此问题上；各派确立的不同价值取向凸现了传统文化丰富多彩的形态．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学说更是一枝独秀，在群已观上蕴含更多的合理成份．本文试图揭示出儒家的群已价值观涵盖的多重价值意蕴，展现其与现代化相适合的一面，避免或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