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福利国家”政策析评

“福利国家”始于19世纪80年代,在二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得到较大发展。战后“福利国家”政策的实行,源于西方国家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劳动大众为争取各种社会权利而进行的长期不懈斗争、社会主义国家的挑战和改良主义等思潮的盛行。但这一政策近年来也面临一系列困境,各资本主义国家也在不断进行改革。尽管“福利国家”政策有其积极的社会效应,但它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在自身框架内的一种改良措施,它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更不可能改变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     

论英国"新左派"的福利观

“新左派”是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在英国形成并发生　重大影响的一个学术和思想流派,该派根据２０世纪特别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变化,对工党　的传统观念进行了“修正”,提出了自己有关福利发展、福利目的和福利功能的见解。该派　认为战后福利国家的发展是对广泛社会共识的反应。由于“新左派”对战后福利国家及其形　成机制的讨论建立在对具体社会现象分析的基础上,而不是一种抽象的社会理论,其解释具　有特别的力量。但“新左派”将社会共识作为国家采取福利行动的惟一源泉,夸大了社会价　值观的作用和社会共识的范围,同时“新左派”将国家描写成政府的仆人,将其纯粹视作政　策的执行者,也不符合战后英国国家与政府关系的现实。     

个人主义价值观影响下的美国福利政策演变

受个人主义文化观的影响,早期美国社会政策强调个人责任和地方政府责任,联邦在济贫方面的作用有限,这也导致了美国慈善事业的迅速发展。20世纪20-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改变了美国人的观念,美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福利的综合立法《社会保障法》;经过50-60年代的“向贫困开战”的运动,美国迈向了“不情愿的福利国家”行列。形成“不情愿福利国家”的主要因素有个人主义价值观和保守主义思想观。     

提倡积极福利政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积极福利理论的内容吉登斯的积极福利理论是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在日益面对新自由主义的挑战时在福利领域所作出的积极回应。长期以来,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在“国家是实现公正的主要工具”这一观念指导下,强调国家和集体的责任,即国家有责任保障公民享有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     

第三条道路、英国实践与中国社会保障改革——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保障模式

针对西方国家的福利病,“第三条道路”适时应变,超越“左”和“右”的传统与局限,其指导思想是：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职能,强调责任与权利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通过促进就业、注重人力资本投入、推行终身学习政策、提倡培育公民社会发挥第三部门效用等社会保障措施,使英国的福利改革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也为我国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完善就业保障制度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从危机管理到管理危机——奥菲对福利国家政府管理的分析

克劳斯·奥菲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他对福利国家危机的分析在全球学术界有着重大的影响。他把危机分为“偶发危机”和“过程危机”两种类型，并从过程危机的角度分析了福利国家的兴起及其危机倾向。在他看来，福利国家的政府管理本质上是一种危机管理，它通过积极干预的方式对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进行调节。但是，福利国家的危机管理政策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由于财政资源、行政理性和合法性资源等的匮乏，福利国家本身越来越表现出危机的倾向。“危机管理的危机”是福利国家政府管理的基本特征。奥菲关于福利国家危机的理论体现了20世纪中后期西方福利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也契合了20世纪中后期西方学术界回归国家的学术潮流。     

转型期多元福利实践与整体性福利理论框架

中国社会处于结构转型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个人福利与社会秩序关系议题突出。在经济市场化和福利社会化的处境下,国家、市场、社区和家庭均对个人福利产生重大影响,其中劳动市场和国家再分配对个人福利影响最为重要。转型期多元主义社会福利实践证明:现有社会福利理论模式难以解释“混合经济”体制下的福利特征,“整体性”福利制度框架与政策模式应运而生。最后,笔者讨论“整体性”福利概念框架的现实、政策与理论涵义。     

社会投资与欧洲福利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福利国家被广泛地论述为一种社会投资国家。本文考察这一波改革的理论叙事与政策实践,检视福利国家调适的性质与影响。通过激活个体能力和自理责任以及开发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社会投资政策致力于因应后工业社会的新社会风险,适应21世纪竞争性的知识经济形态。尽管与福利紧缩时期的改革形成了鲜明对比,但积极的社会投资并未能根治西方福利国家的内在结构矛盾,并不足以带来福利资本主义的范式变化。这一导向的改革政策触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内在的不平等、社会脆弱性和社会排斥问题,也强化了市场导向、效率至上和商品化的治理原则。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去政治化的功能,并促进了社会个体在生命历程中的再商品化,因而毋宁是新自由主义文化霸权的另一种表达。从理论上廓清这场改革的性质,也可以为中国福利治理的路径选择提供有意义的规范性反思。     

贝克“制度风险观”述评

在当代发展中，风险问题日益成为一个重大的经验问题和理论问题，贝克创立的风险社会理论对作为现代性产物的风险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阐述，制度反思是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研究的一大特色。对当代中国而言。应对现代性风险的重要实践选择，就是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具体探索既发挥现代性制度的积极作用又对现代性制度的内在消极性进行有效制约的“制度行动”方略。因此，研究贝克的“制度风险观”，对处于“经典现代性”与“反思性现代性”双重境遇中的当代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价值。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与欧洲社会党"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是欧洲社会党为回应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和新问题而提出的一套治国理念和对策。其内容主要是 :以积极的福利政策改革应对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危机 ;通过实行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之间的中间性政策 ,寻求新形势下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新平衡 ;超越传统“左”、“右”政治分野 ,寻求更广泛的社会支持 ,以适应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政治式微的现实 ;界定新的民主国家范式 ,以求解决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困境 ;提出国际关系新准则 ,企图在全球化和后冷战时代变化了的国际背景下维持西方大国的强势地位与国际影响     

福利解析

福利是人的幸福利益 ,福利涵义中的幸福是指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由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而引起的精神满足或愉悦。从基本涵义上讲 ,“福利”与“幸福”是同义语 ,与“利益”亦是同义语。我们对幸福和利益基本涵义的阐释 ,也就是对福利基本涵义的阐释 ;在基本内涵和本质上 ,福利与利益及幸福具有同一性。福利的本质是人们的社会利益关系 ,认识和把握福利的本质 ,具有很重要的实践意义 ,它指导和影响社会的福利制度、福利政策和福利行为。福利的主要功能包括 :满足人的生存发展的需要 ;结成、增强和调节社会关系 ;实现社会稳定和发展。     

立足“三抓”打造学习型、服务型、效能型福利中心——以创新精神推进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几点探索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近年来,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积极创新、优化服务,以“一切为了孩子”、“善待老人就是善待自己”为服务宗旨,在收养教育社会弃婴和孤残儿童、接纳服务休养老人,打造学习型、服务型、效能型福利中心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社会权利:现代福利国家模式的起源与诠释

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社会事务不断的国家化逐渐体现在社会权利的要求方面,于是,社会权利便成为现代福利国家的一个催生婆,并日益成为保证企业竞争力和最大限度适应经济发展的一个“生产性投资”。因此,可以把社会权利作为研究福利模式的一个起点。社会福利的“非商品化”与社会权利相对应,是现代福利国家本质特征的一个体现,同时也是对“前商品化”一个反动。社会权利不是无条件的,其扩展程度越宽,非商品化程度就越高,由此福利国家便逐渐形成三种不同的模式。不同模式的福利国家对其社会分层化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它们各自的产业结构也就不同。这样,福利国家的三个模式在现实世界中就显得有意义了,即不同模式下福利国家的产业结构、就业路径和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后者反过来有成为测度不同模式福利制度的重要因素。     

一种积极的社会福利思想——论“第三条道路”福利思想的兴起及其启示

针对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第三条道路”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以往的福利思想。其主要内容是坚持“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建设社会投资型国家，实行积极的福利政策。“第三条道路”福利思想是顺应形势对原先福利制度的调整，有科学和进步的意义，其对我国的社会福利建设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与欧洲福利国家困境

［摘要］针对当前一些政治家和学者把欧洲福利国家所面临的困境归咎于处理移民问题的多元文化政策的现象,本文从介绍欧洲福利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及其“反弹”入手,对“国家用于‘承认’的资源挤占了用于‘再分配’的资源”、“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威胁了福利国家赖以存在的社会信任和社会团结”、“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过分强调文化不平等,而忽略了经济不平等、政治不平等等其他方面的不平等”等方面的质疑进行反驳,进而得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和欧洲福利国家困境之间并不具有直接相关性”的结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与欧洲福利国家的关系受到国家建构能力、超国家理念、“文明冲突论”的陈见等因素的制约。     

中国儿童福利政策现状探析

儿童福利政策是国家立法范围中极为重要的一项社会事业,制度的好坏不仅仅事关儿童的健康成长,同时也对国家的持续发展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对儿童的保护,不断完善儿童福利政策体系,并已取得较大成就。目前,我国儿童福利政策经历了“兜底型”“补缺型”并向“普惠型”迈进阶段。文章在梳理政策现状、现实困境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儿童福利政策实践模式,力图优化我国儿童福利政策的实践路径。     

“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欧洲社会民主党第三条道路对福利国家制度的变革

针对“左派个人主义”和福利国家弊端 ,社会民主党第三条道路在提出新责任观和平等观基础上致力于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 ,强调人力投资 ,注意利用风险资源 ,并对投资主体和投资对象作出调整。     

福利治理：理据甄选、概念界说与价值取向

合理且有效配置受经济与政治限制的福利资源以满足人类需要,一直是世界各国福利治理的重大议题。福利治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应对福利危机的“去福利国家”环节中发展演变而来的社会产物。在福利政策实践中,新社群主义、“第三条道路”和福利多元主义为其内在的学理支撑。依循福利治理的生成过程和运作逻辑,表现出治理主体多元性、多元主体间关系的网络合作性以及分权化、准市场化和社会化等多重特征。秉持平等、民主和多元性发展原则,福利治理的价值取向从“个人主义”转向了“集体主义”。     

“发展型福利”与社会保障体制的效率问题——从福利国家改革说起

福利国家相继推出以积极福利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但实际效果参差不齐,因改革涉及许多人的切身利益而遭致了不小的阻力。这给我们正在抓紧推进的社会保障(福利)体制建设提供了某些启示,特别是必须准确定位于发展型福利,既要尽可能地实现普惠,又要根据国情量力而行。政府应明确彰显公平、有效的政策取向,提供规避风险的制度预期,在大幅度增加社保投入的同时高度重视社保体制的效率,包括加强监管力度,堵住制度性漏洞,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建设。     

贫困文化、福利制度与风险社会：西方福利依赖研究的三重范式

通过回顾西方福利依赖研究脉络,聚焦福利依赖的生成机制,发现关于福利依赖已形成了贫困文化、福利制度和风险社会三条研究脉络,各研究脉络下学者对福利依赖的归因迥异,不同时代背景下福利制度的演化引发了研究范式的变迁,这也为讨论中国可能面临的“福利依赖”问题提供了全景式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