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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兆昌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2):42-47
伪古文尚书《胤征》所记胤征羲和故事,是在《书序》及《史记·夏本纪》的基础上衍生而成。《史记》记胤征羲和发生在夏帝仲康之时,是可信的。而伪《胤征》将此衍生为胤受夏帝仲康之命征讨羲和,则是错误的。因为后羿逐太康代夏政之后,仲康及相二位夏帝皆未成为实际的统治者。所谓胤征羲和,应即是后羿射日神话的人间版本。二者事同,时同,人同。从其时的政治格局而言,胤征羲和,可能正是发生在后羿统治集团与不愿臣服的原夏后氏统治集团成员之间的一场战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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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沙狱是晋武帝时设置的监狱 ,何时初置 ,对此有两种记载。一种说法是晋武帝太康五年 (2 84年 ) ,根据是《晋书》卷三《武帝纪》(太康五年 ) :“六月 ,初置黄沙狱。”《太平御览》卷六四三《刑法部》注引王隐《晋书》曰 :“太康五年夏六月 ,初置黄沙狱。”另一说法是泰始四年 (2 6 8年 ) ,根据是《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祥刑典》卷一二九《牢狱部汇考》记载 :武帝泰始四年初置黄沙狱。太康五年初置黄沙狱书上有两处明显记载 ,而认为泰始四年初置的只是依据《古今图书集成》的记载 ,这个问题本无争议 ,但问题就在黄沙狱治书侍御史官员设置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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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孔子说“郑声淫”以来,依经引申者有之,释词发微者有之,违义曲解者亦有之。说者不一,读者生疑。郑声究竟是“邪淫之乐”(张载《经学理窟》)、“靡靡之音”(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还是“音声之至妙”(嵇康《声无哀乐论》)?孔子反对郑声,是否也反对《郑风》?论诗与乐,“崇雅斥郑的原则”到底对不对?这些问题,牵涉到如何理解和评价古代文艺观的问题,确有察辨探讨的必要。一提到郑声,旧说以为“淫声”:“郑国之音,谓淫声也。”(《辞源》)一九七九年新版《辞海》的解释去掉了“淫”字:“原指春秋战国时郑国的民间音乐,因同孔子等提倡的雅乐大相径庭,故受儒家排斥。”虽未直接指出郑声的音乐特征,却离了贬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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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本《竹书纪年》有"启征西河"和"胤甲居西河"之记载。启征西河即文献所载启诛武观。"五观"即"五子"亦即"武观",并非启之五子或季子,而是参与反叛夏朝的异姓诸侯。启征西河应是夏代初年夷、夏激烈民族斗争历史背景下,夏族与传说中的虞舜的后裔的国族观国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根据有关文献和考古学资料判断,胤甲所居西河极有可能即在古观国,今河南濮阳清丰一带。夏代西河得名盖缘于该地位于古《汉志》河以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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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屈”不在湖南而应在河南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毛炳汉、周笃文等学者认为《左传》之“州屈”地在湖南,因以为楚之屈氏始封地。此说不确。事实上,《左传》之“州屈”地在今豫西南之南阳地区。而且,此“州屈”与“南屈”可能有“同一”关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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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僖公22年“大司马固谏”句,杜预注:“大司马固,庄公之孙公孙固也。”以“固”为人名。洪亮吉《春秋左传诂》、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并从之。其实不确,兹质疑如下: 一、从《左传》用词上看。《左传》桓公6年有“齐侯又请妻之,固辞”;桓公,17年有“昭公恶之,固谏不听”;僖公8年有“大子兹父固请”;僖公24年有“固请于公以为嫡子”等等。可见“固辞”、“固谏”、“固请”是《左传》的习惯用语,做副词。下文僖公27年晋楚城濮之战前有“宋公孙固如晋告急”一句,则记其全称,当是初次露面的记法。那么,前面的“固”必非公孙固。 二、从人物作用上看。宋襄公自僖公9年即位起到僖公22年宋楚泓之战结束,其间凡临大事皆由子鱼参与决策,此不一一罗列。 仅以僖公21年、22年为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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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成书的讨论很多,其中有瞽史口传一说。“瞽史”作为职位是不存在的,它是瞽朦与史官的合称,是二而非一,他们在职能上是有所区分的。而且在春秋时期,文字记录已经比较普遍,口头传述日渐淡出,瞽朦的地位也因之衰落,近似优伶。因此,从瞽史口传来讨论《左传》之成书,似不妥当。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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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问》“兄有噬犬”节索解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楚辞·天问》:“兄有噬犬,弟何欲?——易(夷)之以百两,卒无禄!”《天问》关于人事的部分,疑据楚史《梼杌》或《坟》、《典》之书,作节略并加以艺术的再创造,故叙古史特详。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引贾逵曰:“梼杌,……谓鲧也。”夏、楚同为龙图腾族,故楚人视鲧(舷)犹本族的英雄,并进而以鲧名其国史。《天问》特详“夏史”,盖由此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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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第五回,作者借警幻仙姑之口提出一个有关“好色”的命题——“好色即淫”说,而司马迁在《史记》卷八十四有“《国风》好色而不淫”论。“好色即淫”还是“好色而不淫”,似乎成了一桩有待了断的“公案”。 一、“好色而不淫”论与先秦文化中的“好色”观 其一,先秦儒家承认“好色”是人的一种天生“情性”、自然人性。上博战国楚竹书《诗论》第14简:“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①《孟子·万章上》:“好色,人之所欲。”《荀子·性恶》:“目好色,耳好声……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也。”其二,先秦时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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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与《国语》比较研究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王化钰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1)
千百年来,学术界对《左传》、《国语》作者、成书年代以及两书思想倾向等问题,一直存在分歧,成为经学研究中一大悬案.从古至今尚无人对《左传》、《国语》进行数量统计分析和科学地、全面性地比较研究.笔者不揣浅陋,对《左传》、《国语》进行比较、研究,我想,这不仅有助于悬案的解决,而且对探讨春秋到战国时之历史,研究史学,语言学,民俗学等也是不无意义的.一、关于《左氏春秋》的辩论太史公司马迁说:孔子明王道于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宝,论<史>旧文,兴于鲁两次<春秋>,止起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繁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1)太史公认为《左传》乃是左丘明所作,目的是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从虞氏春秋,吕氏春秋“上采春秋,下现近势”(2)编撰而成情况看,左丘明编篡《左传》是可能的.孔子讲,“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证明他与孔子为同时代的人.孔安国认为,“左丘明鲁太史”,皇侃说他是“受春秋于仲尼者也”(3)力主作者为左丘明.孔子生于鲁襄公22年(公元前551年)卒于鲁哀公14年.他68岁时返鲁,至于左丘明是否受春秋经于仲尼,怕无确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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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笔削《春秋》义法”是两千年《春秋》研究的核心问题,一直扑朔迷离,奥妙莫测。自汉代董仲舒“公羊学”盛兴,标榜孑L圣人作“经”,从中生发无数穿凿附会,矛盾百出的“微言大义”,从此将《春秋》研究引入误区。考先秦至汉初典籍,凡称名皆“孔子作《春秋》”,而所征引《春秋》皆出自《左传》。《左传》乃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而成,它与左丘明所撰《国语》思想倾向、语言风格皆截然不同。显然,《左传》主体即“孔子史记”,也就是孔子所“笔削”的《春秋》。“《春秋》笔削义法”存在于《左传》之中(而不存于“经”中),笔者不揣浅陋,抛砖引玉,希望把“春秋学”引出千年误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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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僖公二十二年》的“泓之战”中,有这样一句:“虽及胡考,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古今一些有代表性的注、译本中,或句释为“虽及元老,犹将擒之,何有于二毛之人”(古文观止》),或今译为“虽然是老头子,俘虏了就抓回来,管什么头发花白不花白”(沈玉成《左传译文》),总之,在解释上并无什么不同之处。对这种解释,我以为是欠当的,是与其原意不相符的。合乎原意的译文应该是:即使把年龄特大的敌人也算上,俘获了,就要割取左耳(以计功),还顾及什么年龄的老大?让我们从许多注本都不予注释的“获”及“取”的实际含义上来看。《说文》:“获,猎所获也。”用在战争方面,则可引申为“擒获”、“俘获”。“获”的这种含义,在《左传》中,则包括“生获”、“死获”。僖公十五年《经》、《传》中“获晋侯”之“获”,即指“生获”;宣公二年《传》中“获乐吕”、十二年《传》中“皆获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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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有研究生来质疑。他们说,新出版的《夏史论丛》(齐鲁书社出版)在页6、102、248—249、313—315处都谈到夏史上的两个地名:斟寻和斟灌,在书中除页6处涉及较详外,余均一掠而过。斟寻和斟灌究在山东,抑在河南,我们还是不清楚,请予讲解。我回答说,要弄清楚,光在两个地名上打交道不成,要看旁枝旁叶的许多书,才能有收获。例如顾炎武《日知录》卷六中有“因国”一条,略曰:“有胜国;有因国。《周礼·媒氏》: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左传》:凡胜国曰‘灭之’,是也。……(《礼记》)《王制》:天子诸侯祭因国之在其地而无主后者。……”这是说,“胜国”,是被征服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