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蒙古族女诗人阿盖和她的《悲愤诗》

阿盖和段功为历史人物,一位是蒙古贵族公主,一位是对元朝耿耿忠心、战功卓著的白族英雄。何盖和段功之间的哀惋动人的爱情故事是历史上民族团结的动人心弦的生动事例;段功因蒙受不白之冤而惨遭迫害和阿盖的悲壮殉情则给后世之人留下了长久的思考。本文从介绍的角度,对鲜为世人所知的元代末期蒙古族女诗人阿盖作了简介,对她的《悲愤诗》的创作背景作了说明;并同时对《悲愤诗》诗句也作了浅显扼要的解说分析。     

《孔雀胆》中的阿盖公主诗考释

元朝末年,在云南地方发生了一件带有传奇色彩的悲剧故事:唐、宋时期割据西南一隅的南诏、大理国余绪,入元后被封为大理总管的第九代主段功,因帮助元代镇守云南的梁王打败了农民起义军,得到梁王信用,梁王并将自己的女儿阿盖(原“盖”字有衤旁,今从省)配给他为妻。后来,梁王又忌妒段功,令阿盖以孔雀胆毒死段功。阿盖深爱丈夫,不愿下毒,并将梁王的阴谋告诉段功,劝其速回大理。但段功不信,结果终于被害。段功死后,阿盖写诗哀悼,不久也就愁愤而死。1942年,一代文豪、史学大师郭沫若先生根据这故事,写了有名的新编历史剧《孔雀胆》,遂使这凄惋的传奇广为人知,本文为叙述方便,亦借以名篇。     

生之苦闷：轻率与儒家文化基因的“结晶”——郭沫若“五四”时期生存困顿心态分析之一

文章从郭沫若深受中国古代"士"的"以天下为己任"传统使命的影响,导致缺乏实际生活能力以及他与安娜的恋爱、同居,忽视了经济条件这一爱情殿堂的基石两方面来探讨造成郭沫若在"五四"时期生存困顿的原因.     

渴望"苦闷"的象征--从郭沫若的"身边小说"看其"天才情结"

新世纪郭沫若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是解释郭沫若的"球形天才"之谜.郭沫若新诗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亢奋意识与小说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感伤意识极不协调,研究者历来对于这一明显的反差存而不论.如果说郭沫若的新诗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是"别有天地非人间"的"天才美",那么,其小说创作表现出来的也便是其独特的"天才情结".从"天才情结"的角度去解读郭沫若的身边小说,是索解郭沫若"球形天才"之谜的一个宝贵视角.     

中日文学中爱情母题研究初探——以崔护的诗《题都城南庄》和《伊势物语》第四段为例

中日文学中存在相同的爱情母题,表现这一母题的作品在主题、情节、表现手法等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不是由于两部作品存在相互影响关系,而是源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的一致性.另一方面.表现爱情母题的文学形式和爱情性质又有相异之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不同的文化底蕴.通过这一问题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扩展了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视野.     

论《长生殿》的主题思想

一《长生殿》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这是学术界争论最多而且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通过李杨的故事表现作者的爱情理想,是《长生殿》的中心主题。但作者没有孤立地描写爱情,而是把它同当时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因而这部剧作同时又表达了作者在关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认识上的进步思想。这种进步思想同作者在剧中所宣扬的爱情理想本身,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团结事业的伟大贡献

在当前世界各国、各地区宗教冲突加剧,民族矛盾日趋激化的情况下,新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却始终保持着政治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56个民族和睦相处,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共同建设祖国美好的家园,这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民族矛盾加剧,民族分裂势力抬头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民族团结事业,可以说,我国民族大团结局面的形成和民族团结事业的巨大成就,完全归功于我党对民族团结事业的高度重视和采取了正确的民族政策.     

关于国民党当局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

全民族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是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逐步放弃了实行多年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走上“对内和平统一”,“对外抗日御侮”的道路,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如何评价国民党当局的这一转变,直接涉及到能否正确认识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此,本文略谈几点看法。一1935年华北事变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进一步深入,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处于越来越紧张的对抗状态,中日民族矛盾更加尖锐化。这时,“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     

如此缠绵为哪般--《瓶》的创作动机探秘

郭沫若的爱情诗集《瓶》,是一部脍炙人口的抒情长诗。在郭沫若诗歌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评论界对《瓶》的研究,却大都是站在"革命"二字的立场上,不是"充分肯定",就是"基本否定",走向两个极端。这都是没有准确把握《瓶》的创作动机的结果。其实,《瓶》是一部纯粹的抒情诗,是不能用"革命诗"的标准来要求的。     

白居易《长恨歌》爱情主题考论

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有爱情说、隐事说、讽谕说、婉讽主题说、感伤说、双重及多重主题说、无主题说与泛主题说等多种,本文在学术史回顾的基础上,探究产生诸说的原因,且立足于白居易的自述、编集过程与时人的看法,对《长恨歌》进行深入解读与进一步考证,以证定《长恨歌》主题是表现唐玄宗与杨贵妃真挚的爱情,并着重对"婉讽主题说"进行商榷。     

《女神》中“大我”的双重时代诉求

《女神》是郭沫若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在《女神》中,郭沫若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抒情主人公——"大我"。这个"大我"一方面追求个性的解放与自由,反对封建的束缚与压制,追求立人这一时代主题,另一方面积极参与社会的启蒙与改造,追求民族的新生,参与到立国的时代浪潮中去,实现了立人与立国的完美结合。"大我"这一形象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和重要的艺术价值。     

黄侯兴的郭沫若历史剧研究

作为郭沫若历史剧研究领域里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一位学者,黄侯兴的郭沫若历史剧研究是很有特色的,他不仅旗帜鲜明地指出郭沫若的艺术个性是主观而抒情的,而且全面而系统地总结出以下五个方面的创作风格：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具有时代烙印;史剧家必须是题材研究领域的权威人物;结构、情节和冲突要使悲剧效果最大化;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戏剧语言具有强烈动作性等。     

郭沫若“五.四”前后的文艺心理态势

郭沫若“五.四”前后的文艺论述及文艺创作,蕴涵着丰富的文艺心理学。郭沫若把情绪视为文学的原始细胞乃至文学的本质。在心理描述与心理分析的有机融铸中,揭示人物的思想性格进而揭示作品的思想主旨,是他“五.四”前后的文艺心理态势。     

《神话的世界》：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的一面镜子

《神话的世界》,作为郭沫若唯一一篇以神话与文学关系为中心话题的文艺论文,其特殊性和典型性不言而喻。它既是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诗人正面探讨神话与文学关系的重要文献。结合郭沫若同时期各类创作的实际,进入《神话的世界》,在神话的概念,科学与神话、民俗的关系,异域神话资源整合等有价值的命题上均显示了郭沫若不拘泥、不困囿的开放心态。对《神话的世界》进行整体研究成为考察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中,有关神话思维与诗性特质关系问题的重要依据。     

浪漫奇谲:《女神》与荆楚文化审美价值的趋同

郭沫若及其《女神》与荆楚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其热爱家园、独抒性灵、崇尚自我、追求创造、想象奇幻、气魄宏大、生动瑰丽、浪漫多姿的艺术特征和文体精神在文化内质与审美取向上都深深烙上了荆楚文化的印记     

交流与传承的典范——论郭沫若与谷崎润一郎的关系

郭沫若与谷崎润一郎关系的研究是郭沫若研究不可绕过的问题。它不仅从个案上拓展了中日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域,更重要的,对我们深入研究郭沫若与日本作家的关系有着较大的学术价值。通过史料的收集梳理郭沫若与谷崎润一郎的事实关系;通过其小说的比较研究两者的审美关系,从中得出两者小说创作间的异同,从而拓展现有的研究视野。     

屈原与惠特曼：《女神》抒情的方式、动力及其限度

郭沫若以《女神》为代表的抒情诗是中国新诗的重要成果,其在写作中所受到的多种影响值得探讨。其中,屈原辞赋的宇宙观和性别叙事对于郭沫若《女神》的想象力和抒情方式的构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同时,《女神》中的＂抒情自我＂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极其＂惠特曼式＂的,因而能够对屈原的影响有着精彩的发挥。屈原和惠特曼的影响既使郭沫若的独特抒情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同时也正是他的局限所在。     

试论“甲申史剧”——《李闯王》的艺术价值与现代意义

1944年3月,郭沫若在国统区中心重庆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出现了不少以李自成起义为题材的戏剧作品,阿英的《李闯王》是艺术成就最高、最有代表性的一部。本文对《李闯王》的人物形象、主题和编剧艺术进行了剖析,指出了该剧在艺术上的成功与不足。     

建国后郭沫若两篇佚作笔名考释

1956年7、8月间郭沫若在《人民日报》上分别以＂龙子＂和＂克拉克＂为笔名发表了《发辫的争论》和《乌鸦的独白》两篇文章,通过对郭沫若以往笔名使用情况的统计与分析以及＂龙子＂和＂克拉克＂笔名内涵的阐释,可以看出作为政治人物和文学人物并存的郭沫若的生存状态,进而对如何正确认识建国后的郭沫若给出了合理的解答。     

鲁迅与郭沫若译学思想比较研究

鲁迅与郭沫若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两人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双子星座”。在翻译方面,鲁迅与郭沫若均有独到的见解和看法,主要表现在翻译选材、翻译策略及译文所表现的译者地位等方面。在翻译选材方面,鲁迅主张“为人生而艺术”,郭沫若则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在翻译策略方面,鲁迅坚持“宁信而不顺”,郭沫若则倡导“风韵译”。在译著及译文所体现的译者地位方面,鲁迅让译者“显形”,郭沫若则让译者“隐形”。但大道之行,殊途同归,他们都以自己丰厚的译著及译学理论共同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