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文化遗产:自我表征的载体与符号——以滇越铁路遗产物为例

现代遗产运动中出现大规模的遗产制造,根源在于忽视了文化遗产与遗产主体是一个合二为一的整体,剥离了遗产主体对遗产物的自我归属与情感依附。以"物"(things)就是"物"(object)而非"人"的态度来处理文化遗产,从而出现遗产主体的受挫感。以文化遗产是遗产主体记忆的载体、自我存在与延续的方式为论述起点,分析作为文化遗产的"事物"如何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转化为"自我"的构成,从而实现了作为客体的"物"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的互化,使得"物"成为人们自我存在与延续的载体。     

在传统中“考古”未来——传统视觉符号与设计教育实践

中国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留给了我们一笔丰厚的思想文化遗产,这份遗产同时也是一笔丰富的视觉符号遗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中国传统视觉符号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高度的艺术形式,有极高的艺术文化价值。设计教育是推动一个民族视觉语言文化走向国际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寻找具有现代意义与传统视觉符号意象结合的切入点,在传统中“考古“未来设计,创造出切合时代实际需求的现代“传统文化”设计,是我们每一位设计教育、研究、实践者都应该认真思考的课题。     

端午艺术符号的传承应用研究

作为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端午艺术符号是端午文化精神的外在表现,如系五色缕、穿五毒肚兜、悬艾叶、挂菖蒲、贴门符等,这些符号凝聚着传统的民俗观念,潜隐着丰富的文化象征,蕴含着崇高的审美理想,表达了人们祈求天人合一、求真崇善、辟瘟除害的美好愿望。对端午艺术符号传承应用的客观基础、遵循原则等加以研究,旨在提炼核心价值,顺应时代发展,用活文化遗产,丰富传播形式,使其在"对接"现代节日生活的过程中,推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从“遗产化”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端砚制作技艺”为例

近十年来,伴随非物质文化"名录遗产"的数量不断增多,有关"遗产化"的讨论也随之升温。在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保护下,从学理上探究遗产化的内涵、产生原因及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维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端砚制作技艺"的遗产化实践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个案,而且从中可以发现民间文化在遗产论证、申报与认定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     

符号表征视域下的区域形象传播研究 ——以安徽省为例

区域形象的建设与传播应当建立在拥有一套完整的符号表征体系基础之上.作为表意系统,符号不仅可以表征为物质符号与精神符号,历史性符号、标志性符号与叙事性符号,还可以体现为视觉场域中的实体与要素符号、在场与缺场符号、触点与共情符号.在构建和传播区域形象的过程中,要综合考虑意指的指代功能,深入挖掘区域形象的特征与内涵,建构具有...     

文化遗产“我与他”——法国的“关键”影响

著名的遗产学家劳拉简·史密斯认为,世界上所有的遗产都属于无形文化遗产1;据此,我们也可以认为,世界上所有被称为"遗产"的都属于文化遗产。"非遗"当然在属之列。近代世界遗产之谓与"法国影响"甚大;无论遗产作为"关键词"抑或作为"事业",都有法国身影。中国正迎来文化复振,我们自有一整套遗产道法,只是需要探索;探索的前提需要了解别人。对于西式文化遗产的"话语"而言,我们属于"他者";对于我国的文化遗产体系而言,他们属于"他者"。中国古传的智慧告诉我们:"知己知彼"。是为理。本文既讲"人家的,"也讲"我们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中的再生产

在遗产旅游备受欢迎的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当作旅游吸引力已不鲜见。但有学者发现在遗产不断被商业化、被转化提升为游客消费体验的产品的过程中,遗产丧失了其意义与真实性;也有专家认为,如果规划和管理得当,地方文化也许是社区最有价值的资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是否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文章根据作者多年在云南省东南一带的田野案例,发现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用于旅游的过程中,由于真正的人性是人的无限的创造性实践活动,所以,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特定的观念、价值可能在一定的情境中通过自觉的活动被传递下去;同时,也可能在再生产的实践中根据策略的变通而出现消费遗产、遗产的再仪式化、文化借用等遗产变迁现象。     

遗产旅游与文化认同的模型建构与实践策略 ——基于互动仪式链的视角

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语境中,遗产旅游与身份建构和民族文化认同之间关系密切。通过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唤起植根于旅游者的心理意象、情感能量和文化记忆,从而维护和强化道德感、归属感和认同感。文章基于互动仪式链的视角,分析遗产旅游与文化认同的内在关联,认为遗产旅游在促进文化认同方面与互动仪式链呈现耦合状态,并作用于主体塑造、情感能量、集体兴奋和行为实践。遗产旅游的互动仪式有助于创新旅游体验,凝聚认同符号,激发情感依恋,汇集情感能量,塑造文化认同。在新的发展阶段,遗产旅游需要嵌入创新性互动实践,借助于数字技术优化文化遗产场景,在互动仪式中建构民族文化认同和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研究

历史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由传承人传承的。但随着遗产濒危程度的加剧和各国政府的出手相救,除传承主体之外,又出现了一个由政府、学界、商界以及新闻媒体等共同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从表面看,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均基于遗产保护而生,但实际上两者功能完全不同。传承主体负责传承,保护主体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推动、弘扬等外围工作。如果我们弄乱了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职能上的区别,作为保护主体的政府放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做,而亲自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来,就很容易将自己所熟知的官方文化、当代文化等外来文化添加进来而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有基因使"民俗"变成"官俗",使"真遗产"变成"伪遗产"。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破坏,许多都与各级政府亲自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改编风"有关。这种错位性制度安排,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注意。     

地方旅游符号的形成与调适:从文化遗产地到全域旅游空间

标志性景观在旅游地发展中起着核心引领作用。文章以伊金霍洛旗境内的成吉思汗陵为例,结合历史资料和实践调查,解析了其从文化遗产景观演变为知名文化遗产旅游地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以成吉思汗陵旅游区为引领,在政府、旅游企业、当地居民、游客等多重力量共同推动下,促使“天骄圣地”这一地方符号逐渐转变为地方旅游符号的过程和机制。研究发现,得到广泛认同的标志性文化遗产旅游地可有效拉动所在区域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并形成地方旅游符号的特色优势。要在新时代维持和强化地方旅游经济优势,文化遗产旅游区域必须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导向下调整旅游符号,打造全域文化旅游符号系统,从顶层设计、企业协同到居民参与,从全域旅游空间布局和文化旅游产业链拓展层面实现全域一体化和立体化协同。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与困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两重属性,包含作为文化多样性的表征和作为认同政治的文化标识。文章重点分析了基于文化多样性的非物质文化分类保护策略,并讨论了基于认同政治的保护困境。文章认为,在从事遗产保护与研究的过程中,需要依据以上两重属性,在不同的情境中采用不同的话语与策略。     

遗产的展示与文化解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遗产的界定为遗产研究提供了统一的游戏规则,使得不同的遗产主体拥有对话交流的平台,但遗产文本的多元化、存在形式的多样化、传承方式的多渠道化,使得遗产在不同时空中的表述视角不同。该文从遗产的原真性、遗产记忆、静态遗产与活态遗产以及遗产旅游等方面入手,探寻作为文化表现符号之一的遗产在不同时空中的表述与文化...     

宗教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积极作用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深入人心的大潮下，有关宗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也日益凸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标志。同时，在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宗教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折射出的光芒，让我们不得不正视宗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作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区域性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经验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遗产保护体系中,还没有专门针对"文化生态区"的保护项目,但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常强调并倡导在全球探索生物和文化多样性的多维度(不可移动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可移动的文化遗产,文化产业中的文化表达多样性)保护方式:强化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关系;扩展文化遗产的概念,纳入"非点状"整合式遗产:强调遗产对文化认同、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的重要作用是其生命力的重要保障.这些经验对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国际认同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是文化遗产概念向非物质层面的扩展，其国际认同经过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项目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评选和“世界遗产”评选所依据的法律文件不同，目前其法律地位还不是完全一样。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可以直接列为世界遗产的品类，还是一个值得慎重考虑的问题。     

遗产体系与遗产学的一些问题

遗产、遗产运动、遗产体系、遗产学都是同一知识和话语领域老而新的问题。"老"者,遗产本身足以明之;"新"者,指遗产在现代遗产运动的背景下发展成为一门学问,且被赋予特殊语境中的"话语"特征。不同的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无不是特殊文化体系的表述性、展演性产物。因此,探索文化遗产体系也就成为现代遗产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文章就遗产、遗产体系与遗产诸问题提出一些见解,就教于学术界。     

论刚性立法与自组织规则对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可能贡献

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既要刚性立法予以指导和控制,也需关注维系、嵌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民族心理、民族认同等,通过自组织规则的补正功能,在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到“刚柔并济”。相关立法对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贡献应体现在保护的法律理念、法定范畴的本土化、法律机制的整体构建、单项遗产及类型遗产立法等方面。自组织规则通过调动和发挥自组织优势,加快人口较少民族族群的自治立法,唤起并强化这种民俗团体共同的“归属感”及“主人翁”意识,以自觉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传承与可持续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与周贻白地方戏研究

针对周贻白＂非奏之场上不为功＂的戏剧观直接指向的是戏曲舞台上的＂活态＂表演的事实,运用活态传承、地域标志性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相关理论,探讨周贻白在地方戏研究中所体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得出地方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应该首先保持其地域性的结论。     

试论云南民族建筑的文化特征

云南民族建筑具有多元性、丰富性、原生性及景观独特性等文化特征,反映了各民族人民与自然的和谐,反映了各民族历史上不同的社会形态和家庭结构,还反映了各民族的文化类型、文化差异、审美心理、宗教信仰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融。云南民族建筑是各民族智慧和创造力的象征,是一份厚重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的媒介赋能与教育价值转化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凭借其以人为本的文化共鸣性在国际社会得以传播和发展,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新疆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在对外传播中因低效的媒介赋能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传播制约而存在一定困难,不利于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新疆的人文风貌变化与发展。文章以促进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为目的,以保罗·莱文森的补偿性媒介理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利用新疆非遗匠人、自媒体“网红”、新疆高校留学生共同拍摄具有故事性的新疆非遗文化系列旅游宣传片,并借助新疆高校与中亚国家共建的孔子学院为平台进行对外传播,打造“新疆非遗系列旅游广告+中亚孔子学院媒体平台”的媒介补偿传播模式,进而在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中实现以国外受众为对象的媒介补偿。同时结合“智媒体+教育”的媒介融合理念,面向来疆留学生开发以新疆非遗文化为核心的国际中文教育交互式数字教材,推动新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媒介融合中的教育价值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