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思想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

一直以来,巴勒斯坦民族面临着极为尴尬的处境,建国的目标遥不可及。生长在西方的巴勒斯坦裔知识分子爱德华.萨义德在中东政治权力、文化身份被淹没的情境下,挺身而出并投身到巴民族解放的斗争之中。萨义德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认识充满矛盾,他在理论上明确反对民族主义,但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强烈真挚的中东情结和民族身份认同感注定了他的民族情感倾向。本文通过考察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语境下的萨义德思想,挖掘萨义德思想中深刻的民族忧患意识以及呼唤民众起来斗争的内涵,以使更多热爱和平的人理解和支持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     

萨义德学说的“中国化”

中国学界对萨义德的关注集中在他的"东方主义"理论,而对他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的阐述却较少论及,导致以抨击东方学而著称的萨氏学说旅行到中国后遭到了碎片式、片面化的理解,这种萨氏学说的"中国化"长期以来一直影响着我们对萨义德理论的深入理解.     

从人文的视野看萨义德文学批评的方法与立场

贯穿萨义德文学批评活动的两个关键词 ,即“流亡性”与“现世性”,这是萨义德文学批评的重要基因密码 ,它们生成了萨义德文学批评的主要方法和立场 ,并由此延展开来 ,进一步形成萨义德对待作者、文本、读者、善和美等常规问题时的处理方式。萨义德最终将他的文学批评概括为“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但这并未能解决和超越他作为批评家自身的悖论 ,即批判的公共知识分子与民族身份之间的冲突 ,因此 ,需要从正反两方面来客观看待他的文学批评。     

现代化与巴以冲突

从实质上看 ,巴以冲突是巴勒斯坦和犹太两民族现代化的矛盾。这一矛盾表现在三方面 :民族主义目标的对立 ,即两民族均企图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民族独立国家 ;悖论的经济现代化 ,以色列的经济现代化建立在否认巴勒斯坦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之上 ;作为传统力量的宗教与现代化的矛盾 ,进一步加剧了巴以冲突。从长远来看 ,巴勒斯坦问题的最终解决 ,必须以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的现代化权利为前提     

印尼与菲律宾民主转型原因之比较研究

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都是在"第三波"中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具有比较的可能性。微观行为者研究范式可以很好地解释印尼和菲律宾两国的民主转型,军队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发展、中产阶级的力量、参与型政治文化以及示范效应等因素都不能同时解释两国的民主转型。两国民主转型之后民主巩固出现困难的原因在于民族国家建设的落后,印尼和菲律宾需要一个"国家利益型"的民选强人政府来推动民族国家建设,这样民主转型的果实才能得以巩固。     

约旦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及影响

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均属于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地区,是经1921年英国的划分和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而形成当前一分为三的局面.约旦是影响巴勒斯坦问题的关键环节之一.1948年以来.约旦对巴勒斯坦的政策经历了约旦化、巴勒斯坦化、支持巴以和谈三个阶段.在约旦关注巴勒斯坦问题的背后,隐藏着约旦王室久存的"哈希姆情结".约旦与巴勒斯坦之间的摩擦,反映了约旦民族主义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矛盾.巴勒斯坦问题的演进,对约旦也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     

以色列新历史学家眼中的阿以冲突——以艾兰·佩普的《现代巴勒斯坦史》为例

以色列新历史学家艾兰·佩普所著的《现代巴勒斯坦史》,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个民族共存的视角,翔实地叙述了1856年迄今巴勒斯坦的发展史。作者摆脱了以往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束缚,站在巴勒斯坦和犹太两个民族相互尊重的立场上,描写一块土地上两个民族的历史,并深刻阐明阿以和谈虽然漫长,但和平代表了阿以关系发展的方向。     

努尔哈赤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努尔哈赤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由"恩威并用"、"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和"伐木"理论三部分组成。努尔哈赤的民族关系思想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其民族关系思想既受传统汉文化、前代政治家和李成梁的影响,又与个人对民族关系的深切体验有关。努尔哈赤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一定的特点,其思想对后世子孙产生了重大影响。     

流亡中的知识分子:重读萨义德

流亡的反思、知识分子的再现和业余者的世俗性是萨义德主体文化批评理论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流亡是知识分子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流亡赋予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建构的立场;知识分子的再现是考量其学术立场是否公正和判断其职责是否履行的关键;＂业余性＂是知识分子再现的全新角度和有效手段,文学批评应该立足于＂世俗性＂。萨义德的经典作品对于在全球化、后现代语境下的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戴维营协议"后的埃以"冷和平"

"戴维营协议"签订以后,埃及与以色列两国逐步走向关系正常化.然而,在这个协议的执行过程中,埃以两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尤其是埃以之间的塔巴问题和巴勒斯坦自治问题成为障碍.埃以在这些问题上的谈判被拖延下来,阻碍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纵观20世纪80年代的埃以关系,两国之间并没有出现一个"蜜月期",而是始终保持一种"冷和平".     

培育民族理解与信任情怀:解决巴以冲突的关键

目前横亘在巴以之间的巨大障碍除了被占领土问题、难民问题、耶路撒冷归属问题、巴勒斯坦建国问题、水资源问题以外,笔者认为,两个民族之间的仇视与怨恨情绪是巴以之间的另一难解之结.2000年9月以来,笔者曾三次前往以色列求学并居住了两年多时间,最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皆为弹丸之地,而且居民点交叉分布,以色列国内还有100万的阿拉伯人,因此,如果民众之间基本的谅解与信任培植不起来的话,那么再完备的计划都难以真正实现和平.     

《国王迷》的后殖民解读

吉卜林的中篇小说《国王迷》从各方面反映出作者的早期思想,为其后来的创作方向埋下伏笔,对读者理解彼时的意识形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出发,结合萨义德、G·斯皮瓦克及霍米·巴巴等后殖民批评理论,分析小说中所构筑的东西方形象,指出《国王迷》中两个流浪汉殖民扩张行为从正面宣扬了白人征服新世界的精神,与此同时对被殖民者卡菲利斯坦人的忽视和异化又将殖民行动合理化,从反面进一步巩固了殖民者的霸权话语权。通过西方的"优越文化"与东方"低等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打破了东方的隔绝,形成一种文化混杂的状态。     

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与萨义德东方主义之比较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是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一种延伸,是其权力逻辑在东西方文化关系之间一个新方向上的拓展,从文化领域向知识话语即东方学学科领域的深入与扩散,巩固了西方的意识形态霸权,使文化霸权问题进一步复杂化、顽固化。本文详细地分析了文化霸权理论与东方主义两个方面的相同点,剖析了其理论本身存在的三个方面的不同之处以及理论的现实目的的根本差异,使我们对无产阶级复杂的革命斗争、帝国主义的本质与殖民史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作为一种批评概念的“晚期风格”——萨义德对身体状况和美学风格关系的思考

"晚期风格"是萨义德晚年思考的核心问题,更是理解他晚期思想的关键.萨义德明确界定了"晚期风格",并通过高雅文化、通俗文化和艺术名家等三种话语策略证明了"晚期风格"的自我放逐特征.他将"晚期风格"作为一种向死而生的美学类型,认为它是艺术家以曲折的方式来表达对日益临近的死亡的思考、体验和审美超越.     

“汉学主义”理论与实践问题再辨析——走向自觉反思、尽可能客观公正的知识生产

"汉学主义"的理论自提出以后,在国内外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在诸多评论"汉学主义"的学者中,基本上有三种看法。第一种认为提出"汉学主义"是有意义和价值的,应该赞扬和鼓励。第二种认为"汉学主义"虽然有意义和价值,但问题也不少,应该质疑批评以促使其进一步完善。第三种认为"汉学主义"是东方主义的翻版,既然已有后殖民理论,就没有必要提出名目虽新却没有创意的什么"主义",而且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本身也问题不少,"汉学主义"以有问题的理论作为理论基础难以成立。通过回应以张西平和赵稀方二位先生为代表的后两种批评意见,可以更深入理解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和后殖民理论,澄清一些对"汉学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误解,并回答对汉学研究、中西研究和跨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几个问题:"汉学主义"理论是不是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跨文化研究在全球化的今天是否还有价值?中西研究和中国知识生产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理论范式?     

现代进程中的民族与国家

不能把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称作"民族国家文学"。与西方政教分离的世俗化不同,中国的现代进程是由王权社会向民权社会的转换。欧洲形成民族国家有"国驱"和"族驱"两种方式,分别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既没有法国式的"国驱",又没有德国式的"族驱",而只有"他驱"。中国自秦汉以来一直是民族国家。由民族国家建构民族国家,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他驱"带动的现代民主国家建构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破坏了原来和谐互济的"国"族"关系,新"国"不偕旧"族",旧"族"不援新"国"。"国"族"冲突的不可调和性,不仅决定了改造民族性成为清末民初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主题,而且严重地影响到此后中国的现代进程。为变"国"而变"族",变"族"以应变"国"之需,实为不得已而为之。清末民初的语言文字变革和"文学革命",以及随"文学革命"而来的从内质到外形的文学革新,都是为应变"国"之需而"去族性"(自我更新)的证明。把晚清以来集中体现"国"族"冲突和民族文化性格变化的文学看成民族国家文学,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引向了不归之路。     

论埃以"冷和平"关系的形成及原因

20世纪80年代以来,埃及和以色列之间虽然实现了和平,但两国的关系却形成了“冷和平”状态,表现在:巴勒斯坦自治问题谈判无果而终、埃及反以情绪上升,埃以政治交往冷漠、埃以经济交往呈现一方冷一方热的局面等。这种状况的形成与延续有深刻的原因和背景:第一,和平并未打破埃及和以色列不信任的“心理之墙”;第二,埃及和以色列对和平与正常化理解有差异;第三,两国在塔巴问题、不扩散核武器问题上的尖锐矛盾。在两国冷和平关系的背后,反映的是两国对中东地区领导权的争夺。     

崛起国与主导国的关系模式——前景理论对权力转移理论的修正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崛起国必然首先发起对主导国的进攻。近来一些学者运用这种简单的单向思维来分析中美关系的未来,得出悲观的结论。但这一逻辑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在理论上排除了主导国会首先发动进攻的可能;二是在经验上被相关学者证伪;三是在政策建议中忽视了如何防范主导国发动进攻。本文借助前景理论中对"收益"和"损失"的框定来分析权力转移中崛起国和主导国的关系图景,提出四点假设。接着运用二战中的德国和苏联的关系以及20世纪80—90年代的日本和美国的关系两个案例,重点对假设三(当主导国将前景框定为"损失",而崛起国框定为"收益"时,主导国倾向于发动预防性战争)进行验证。     

熊十力“断染成净”说与牟宗三“良知坎陷”说的比较

儒家传统的内圣如何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理论之一,从熊十力到牟宗三,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两人的致思进路并不相同。熊十力"断染成净"说借鉴了佛教唯识宗的理论,以性智为体、量智为用,经过纯理智的修养过程,达致"性智全显"的境地,儒家传统的内圣由此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体现了体用相即的致思进路,这一理论在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中是比较圆融的。而牟宗三则另辟蹊径,提出了"良知的自我坎陷"说,认为良知本体需要经过自我的坎陷,才能开显出"纯粹知性",也即是科学和民主,牟宗三的这一理论引起学界较大的争议,多认为这一理论存在着缺陷,其原因就在于牟宗三没有完全继承熊十力的体用相即的方法。     

试论西方民主的欺骗性

西方民主正在世界范围大行其道,但西方民主并非完美,其实与完美完全无关。民主是一种社会制度,没有也不可能有普适性。民主的存在是有条件和范围的,强行推广某一民主理念,只能带来无尽的灾难。经济滑坡、国家分裂;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种族偏见与民族歧视,人的全面异化,贫富差距急剧增大,拜金主义等等严重政治、社会问题与一味鼓吹西方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谓西方民主的美好只是幻影,西方民主只是西方国家用来掩盖其疯狂攫取利益的工具。认识西方民主的欺骗性,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事关民族独立与国家发展的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