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上世纪九十年代两种《日知录》校注本

《日知录》是顾炎武的重要著作,该书引用古籍"例不注卷数,又不注起止,每每与自己文章相混",使"读者不能分辨何者为引文,何者为亭林议论"(陈垣语).黄汝成《日知录集释》被称为"《日知录》最为精善的版本",但其注不但不解释《日知录》原文,反而常把原文拦腰截断.岳麓书社1994年版《日知录集释》和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日知录》以黄本为底本,虽然做了大量校注工作,但在引文起讫、断句、校勘等方面仍存在大量错误.陈垣遗稿《日知录校注》将《日知录》的引文尽行找出,并进行了溯源、校勘和订正.     

顾炎武《日知录》在日本汉学的影响

文章就顾炎武《日知录》一书对日本汉学的影响,从清代学术史、日本馆藏《日知录》版本、日本汉学家论顾炎武与《日知录》三个方面,作了初步探讨。     

顾炎武《日知录·禁酒》的王道酒政观

顾炎武一生于酒,经历了年轻时的好酒善饮、中年后的即兴畅饮和晚年时的非礼勿饮.《日知录·禁酒》之意并非提倡禁止酿酒、买卖酒和饮酒,顾炎武在其中所提"先礼后刑"的酒政理念表明,他是继承了 自孔子以来的传统儒家"德治"思想,而主张"以德治酒":先之以酒礼之教,后之以酒刑之罚.其"禁酒"概念属于"后刑"范畴,是指当以酒礼教民无效或失效时对涉酒的悖礼之事所采取的惩戒手段.在顾炎武的酒政思想中,酒礼与酒刑在政治功效上是相辅相成的,它们构成王道酒政的两个方面:酒礼是防酒患于未然,酒刑是惩酒罪于已然.     

陈垣与史源学及《日知录》研究——《日知录校注》编者前言

《日知录》在引用资料时一般既不注卷数,也不注起止,引文与顾炎武自己的文字混淆不分。通行的《日知录集释》非但没有区分顾氏原文与引文,而且进一步混淆了《日知录》所引书的注文与顾氏自注。陈垣《日知录校注》将《日知录》所引之文一一找出或核实其出处,注出书名、卷数或篇名,标明起止,还对各种版本及抄本《日知录》进行了校勘。该书不但能帮助读者正确认识《日知录》,它所揭示的史源学和考证方法,也富有启发意义。     

陈垣与史源学及《日知录》研究——《日知录校注》编者前言

《日知录》在引用资料时一般既不注卷数,也不注起止,引文与顾炎武自己的文字混淆不分。通行的《日知录集释》非但没有区分顾氏原文与引文,而且进一步混淆了《日知录》所引书的注文与顾氏自注。陈垣《日知录校注》将《日知录》所引之文一一找出或核实其出处,注出书名、卷数或篇名,标明起止,还对各种版本及抄本《日知录》进行了校勘。该书不但能帮助读者正确认识《日知录》,它所揭示的史源学和考证方法,也富有启发意义。     

论《日知录》的训诂成就与学术贡献

《日知录》的训诂成就主要体现在经学考辨、史学考辨、考证典章制度、考释文字、考释词义、解释句意、揭示修辞手段、考释用典和校勘文字等方面。《日知录》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顾炎武对经学、史学的考辨,对清代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二,顾炎武对小学（文字、音韵、训诂）的研究,对清代学者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三,顾炎武开启了清代＂实事求是＂的治学学风。     

顾炎武唯物论思想的特色

顾炎武唯物论思想的特色王步贵顾炎武（１６１３─１６８２年），字宁人。江苏昆山亭林镇人．故学者称亭林先生。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一生多坎坷。后半生多在飘泊的旅途中度过，但未因辗转流离停止过学术研究和著述。《日知录》是他的主要著作，内容...     

顾炎武对《诗经》韵例的研究

顾炎武为清代古音学的“开山之祖”,其《日知录》和《音学五书》对《诗经》韵例也多有研究。虽然自唐宋以来,人们对《诗经》韵例已多有言及,但所论或零碎,或不够精当。顾炎武博采众长,为研究古韵而对《诗经》韵例作了精深的研究。其研究对江永、孔广森著《诗经》韵例之文有着直接的影响。一些研究顾炎武古音学的文章对此比较忽视,鲜见提及。     

东汉的伦理道德教育

<正> 东汉提倡廉洁奉公,奖励名节,朝臣敢言直谏,士人讲究人品气节,家族表彰和睦孝悌。正如范晔在《后汉书·儒林传》中所说:“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迷邪归正之路。”故顾炎武《日知录》卷13说:“三代以下,风俗之淳美,无尚于东京(指东汉)者。”这种良好道德风尚的成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我们认为与东汉注重伦理道德教育是分不开的,本文不揣浅陋,试图探讨一下东汉的伦理道德教育。     

《日知录》对《昭明文选》作品的阐释与订误

顾炎武《日知录》对《昭明文选》入选作品的阐释与订误多所创获。其阐释主要表现为对作品中疑难读音、字义、用韵进行了考辨 ;其订误主要表现为对伪作的误收、作品内容的失真、各家旧注的误注等进行了订正。     

遗民世界的黄昏——论顾炎武的悼友诗

结合《日知录》中的诗论解读顾炎武的悼友诗是理解顾炎武诗歌的一个途径。悼友诗作为顾炎武的“私人话语”，契合了他的“学术话语”。前期的悼友诗多叙事，有着诗以存史的性质。晚年的悼友诗贵隐括，带着一层衰颓的色彩。他在悼友中也追悼着自己。从他的悼友诗中我们能看到时间解释了遗民的悲剧宿命。     

蒲松龄笔下的名士风度和佳人韵致

《聊斋志异》产生于社会审美风尚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明中叶以来的浪漫思潮,在经历了由《牡丹亭》和公安派散文所构成的高峰之后,至明清之际已走向衰落。以儒家正统出现的东林党指斥泰州学派为异端,以陈子龙为首的诗坛拟古主义大肆鄙薄公安派和竟陵派,以才子佳人小说为主体的通俗文艺用传统的伦理规范来制约对情的描写,这一切都标志着显赫一时的浪漫思潮正接近尾声。到清初,由于经历了明清易代的亡国惨祸,思想界的三大儒(尤其是顾炎武)对于明中叶以来的清谈和讲求趣、韵的浪漫风气更深恶痛绝。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曾说:“刘百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淡,有甚于前代者!”因此,他们提倡“实学”,提倡“经世致用”,在知识分子中开了求实的风气,并从对诗文创作的影响逐渐渗透到小说戏曲的创作中。先是清代前期历史剧创作的蔚然成风,接着是清代中期《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两部现实主义巨著的问世,构成了清代写实艺术的高峰。     

蒲松龄笔下的名士风度和佳人韵致

《聊斋志异》产生于社会审美风尚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明中叶以来的浪漫思潮,在经历了由《牡丹亭》和公安派散文所构成的高峰之后,至明清之际已走向衰落。以儒家正统出现的东林党指斥泰州学派为异端,以陈子龙为首的诗坛拟古主义大肆鄙薄公安派和竟陵派,以才子佳人小说为主体的通俗文艺用传统的伦理规范来制约对情的描写,这一切都标志着显赫一时的浪漫思潮正接近尾声。到清初,由于经历了明清易代的亡国惨祸,思想界的三大儒(尤其是顾炎武)对于明中叶以来的清谈和讲求趣、韵的浪漫风气更深恶痛绝。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曾说:“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淡,有甚于前代者!”因此,他们提倡“实学”,提倡“经世致用”,在知识分子中开了求实的风气,并从对诗文创作的影响逐渐渗透到小说戏曲的创作中。先是清代前期历史剧创作的蔚然成风,接着是清代中期《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两部现实主义巨著的问世,构成了清代写实艺术的高峰。     

論李自成的革命纲领

明朝末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搜括之令,多如牛毛”(顾炎武《日知录》)、“三家之村,鸡犬悉尽,王都之市,丝粟皆空。”(《明史》卷二二三《王宗沐传》)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陷入绝境,激起了空前壮阔的明末农民大起义。三十年的刀光剑影,写下了雄伟悲壮的历史诗篇。时势造英雄,在长期的血战中,锻炼出十数位出     

李圭景《说文辨证说》探微

韩国朝鲜时代学者李圭景,在《说文辨证说》一文中,引用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日知录》、方以智的《通雅》、周亮工的《因树屋书影》,明代陈大科的《说文异同》、赵宧光的《说文长笺》,以及清代王士祯的《汉简.跋》、方中履的《古今释疑》等,对《说文》研究的种种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辩证,同时介绍了赵宧光《说文长笺》传入韩国的情况。透过这篇文章,可以了解韩国朝鲜时代对《说文》的研究程度和研究水平。     

章太炎文学简论

章炳麟(1867——1936)字枚叔,浙江余杭人。后因仰慕清初学者顾炎武的为人,改名绛,别号太炎。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逐步地由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代,同时也正是中国人民为推翻封建统治与帝国主义压迫,一次又一次地进行革命运动的时代。这种客观形势,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思想同行动。 太炎幼年从他外祖父朱左卿读书的时候,就听到了关于明末清初的大学者王船山、顾炎武两人关于民族思想的言论,因而就种下了排满思想的根。后来他又读了《明季稗史》十七种,因而这种思想就更加蓬勃的发展起来。(《狱中答新闻报》《民国光复》     

秦汉制度渊源初论

顾炎武在他所著的《日知录》中说:“《汉书地理志》言,‘秦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后之文人,祖述其说,以为废封建,立郡县,皆始皇之所为也。以余观之,殆不然。”     

巴金晚年思想的再思考--重读《随想录》和《再思录》

巴金晚年的思想集中表现在《随想录》和《再思录》中,其核心是对"人"的呼号与探索.无论是坚持"反封建"、提倡"讲真话",还是"寻找理想"、"愿化泥土",都是旨在"做一个更好的人".即使是说"我不是文学家"、"我不追求技巧"等等,其实质也是在讲"做好人".     

关于“摄提”的考究

古今研究《楚辞·离骚》的学者,对于《离骚》中“摄提”一词的解说,大多数是趋向一致的。“摄提”者,是指屈原出生的年分--寅年。顾炎武《日知录》说得很明确:“摄提,岁也;孟陬,月也,庚寅,日也;屈子以寅年寅月寅日生。”陆侃如在其《楚辞选》中说:“摄提,是寅年的别名。”     

写什么书和读什么书

一个作者写书，要写什么样的书呢？顾炎武的说法是：“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不可无，而后为之，庶乎其传也与？”（见《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接着，他举了实例：“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其实他自己的这部《日知录》，也就是他“以一生精力成之”的“后世不可无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