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婆与上海棉纺织业

一上海种植棉花的历史棉花从印度传入我国,是经过南、北两条道路传入的:(1)南路——经过南洋的国家传入我国的云南。约在公元一至二世纪之间,即历史上的东汉时代,居住在这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哀牢夷”,已经生产出一种名叫“白(?)花布”的纺织品。这是我国植棉织布的最早记录。(2)北路——经过西域的国家传入我国的新疆。约在公元五至六世纪,即历史上的南、北朝时代,在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哈喇和卓一带建国的高昌,已经采用一种名叫“白叠子”的植物来织布,所织的布很软白,当地人民,在市场上用作商品交换。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劳动互助

抗战以前,晋察冀民间就有劳动互助的传统,称作拨工。但那时的拨工,主要是在关系较好的亲戚朋友之间进行,互助范围小,且都是自发、短期、不固定的。它只是小农经济生产下一种无关紧要的附属因素。抗战以后,边区旧有的劳动互助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在大生产运动中,边区掀起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高潮,这时的劳动互助已由自发转为自觉,形成真正广泛的群众运动,劳动互助在农业生产上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转变,成为生产的根本环节,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论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物价变动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物价总水平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动过程.物价变动表现为波动上涨与相对稳定的外部特征以及价格体系内部的不平衡性.日伪的破坏、掠夺和经济封锁造成的供求失衡是形成晋察冀边区物价问题的根本原因;晋察冀边区政府为了筹措抗日经费,迫不得已超量发行货币是形成晋察冀边区物价问题的直接原因.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知识分子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党和政府,在同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争夺知识分子的斗争中,坚持执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和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边区抗日战争和各项建设事业的胜利发展。 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1939年12月,党中央通过了毛主席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为放手吸收知识分子指明了正确的道路。晋察冀边区党和政府,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理论和方针指导下,逐步形成了一套边区自己的,行之有效的知识分子政策。 边区党和八路军在根据地初创时,就遵照党中央有关指示,注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部队和抗日工作。1938年1月15日,刚刚成立的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就发表决议说:“吸收边区内外的知识分子,培养健全的军政干部,造就专门技术人才,培养热烈的新青年,以加强     

简论晋察冀边区的“三三制”建政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为了推动民族革命战争的进行 ,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领导全体人民建立了具有广泛民主性的抗日政权。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在政权建设中的具体应用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情创建新型国家的第一次完整的实践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民生问题与乡村治理

抗战初期,晋察冀边区的民生问题尤为突出.为了改善民生,共产党积极发展群众团体,保持群众团体的独立性,逐渐促使群众团体成为政府和农民的联络纽带和沟通桥梁.最终,在行政性治理和社会性治理的双重治理下,抗日根据地的民生问题得到较大改善.这是乡村治理结构在近代中国的一次重要变动,也是“小政府--大社会”模式在抗日根据地的一次有益尝试,还是诠释晋察冀边区作为“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一把钥匙.     

聂荣臻对晋察冀边区文化建设的贡献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不仅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对敌斗争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而且在文化建设事业方面也得到了蓬勃发展,成为当时打击敌人、激励军民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必须大力推进和繁荣文化建设事业,必须通过多种形式整体推动文化建设事业的进步和发展,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始终要与党的政治任务紧密联系,坚定的信心和良好的精神风貌是战胜一切的基石。     

晋察冀边区医疗卫生工作体系及其完善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由于远离大城市,原有的医疗卫生条件很差,人们的卫生意识淡薄,再加上农村地区贫困落后,导致边区疾病流行。为解决边区的医疗卫生困境,创建边区的卫生医疗体系显得迫在眉睫。     

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创建和特点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中国共产党运用和发展了苏区工农民主政权的理论,在先后开辟的19个根据地里建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被誉为敌后模范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模范区的晋察冀边区,在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上有许多开拓和创造,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本文,仅就下面三个问题作些探讨,也借此机会对拙作《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简史》(以下称《简史》)加以补充和修正。     

晋察冀边区的民主宪政运动及其历史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期间边区开展的民主宪政运动,对当时争取抗战胜利乃至后来的历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探讨。     

晋察冀边区合作社发展探窥及思索

晋察冀边区合作社是抗战时期以聂荣臻为首的晋察冀边区领导人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扶持和发展的产物。合作社的产生不仅具有历史的渊源,而且还富有独特的内生性和外源性因素。合作社的创办,有力地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支持了抗战供给、保证了对敌斗争的胜利。其成功经验值得总结,历史局限值得反思。     

浅淡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

据统计,二三十年代,定县家庭手工副业有120余种之多,而以手工棉纺织业最为发达,与农民经济的关系亦最密切。 关于定县棉纺织业的年代及其历史,已无从考究,但相传已极久远。据丛翰香先生考证,明代万历年间,真定府各县均已植棉。这时,定县是真定府的一个县,表明定县于明末即已植棉,当属可信。我以为,植棉既已开始,棉纺织业的兴起则是自然而然的。在定县的旧志中,已有关于明代手工棉纺织业的记载。如刘氏,“奉姑纺绩,以给甘旨”;郝氏,“织纴课子”;甄氏,“贫甚,以纺绩资生”,等等。虽然这些例子都是封建政府为宣扬节烈而作,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也反映出家庭手工棉纺织业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至清代前中期,此类“事迹”的记录,更是不胜枚举。定县处居内陆,交通不便,估计农民手工纺织业,多为自纺、自织、自用。     

晋察冀边区财政工作中的结构与变革

晋察冀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下的模范根据地,其财政工作的突出成就为长期战争的持续性供给提供了保障。晋察冀边区通过建立起具有鲜明特点的财政结构,并通过这些结构的运转主导了区域内经济的发展。通过对原有产权的重新界定,团结各方面力量在抗日的旗帜下;通过对财政工作的优化,降低内部交易费用;通过安排财政支出,主导资源流向。     

鸦片战争前苏松地区棉纺织业生产中商品经济的发展

我在拙稿“关于鸦片战争前苏松地区棉布染踹业的生产关系”中,叙述了染踹业中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且指出它正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初期阶段,具有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各项基本特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的萌芽,是以它所必需的历史条件的成熟为前提的。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由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出来的。后者的解体,已经把前者的要素游离出来。”并说:“商品生产与发展了的商品流通——商业——是资本依以成立之历史的前提。”在这里我想进一步考察一下鸦片战争前苏松地区棉布染踹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之下产生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达到什么程度,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它对自然经济的影响如何,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是否仍然是自给自足性质?等等,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向读者求教。     

个性发展与民主制度的辩证关系:反思晋察冀边区的经验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论断,以及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必须实行民主与集中相统一的机制,描述了中国公民个性发展道路的民族特征。梳理以晋察冀边区为主体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治制度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既强调政府依法治理又强调人民群众懂法守法,二者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的宝贵经验及其时代特征,可以发现,中国人民大众追求个性解放的过程,既与党领导下的行政机关的制度化建设、公民自身的各项权益得到保障密切相连,更与人民大众在依法行事的生活实践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信仰的构建息息相关,这也为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视角。     

论晋察冀边区文艺的特点和对新中国文艺的贡献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我党领导下于1938年1月建立了晋察冀边区政府.伴随着根据地武装斗争和民主政权建设的发展,文艺运动也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晋察冀边区的文艺是在战火中诞生的,它具有鲜明的战斗性、群众性.它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为反对侵略战争服务的.是民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艺.边区文艺是由专业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业余文艺活动两方面构成的,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这是真正的人民的文艺.晋察冀边区的文艺,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艺:它为社会主义文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培养了建立新中国文艺大厦的作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队伍,因而研究和正确评价晋察冀边区的文艺,及其对新中国文艺中的贡献是非常必要的.     

我国手工棉纺织业为什么长期停留在家庭手工业阶段?

<正> 纺织业是较早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行业之一。十七世纪,英国毛织业中就出现了放纱的包买商;十八世纪后期,日本棉织业中也有了商人放机收布。我国自明代起,棉布即逐步取代麻、丝,成为人民最重要的衣被材料;清中叶,已有每年约三亿匹(按标准土布每匹3.633方码计)商品布的广大市场,并出口国外。但是,它基本上停留在农民家庭手工业生产方式,二十世纪初,有了机制棉纱以后,才出现放纱收布和放机收布的包买商,1930年以后才推广。     

戏剧调适与民众动员：以抗战时期的晋察冀边区为例

晋察冀边区民众对戏剧的挚爱以及文化程度偏低的现状,决定了戏剧在民众动员中的独特优势。但传统戏剧已不适应民族战争的形势和需要,只有革命戏剧才能更好地动员民众拥护、支持和参与中共革命。为此,边区文艺工作者一方面改造传统剧目与剧种使其服务于战争和革命,一方面引入新剧种并积极创作演出革命新剧。边区民众对革命戏剧的态度经历了从排斥到接受并积极参与的过程,这得益于中共政权的多方引导,也与边区戏剧创作方向的转变密切相关。晋察冀边区的革命戏剧在潜移默化中对民众进行了思想教育和政治鼓动,成为民众动员的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