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史料注解的初步意见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与<中国史学名著选>的注释,必须遵循一些原则:凡属关键性的和必要的人名、地名、书名、字义、字音、制度等一律加注;典故和与历史事件无关的问题不注;注解要简明扼要.人名注释着重于生卒年代、封爵、官职、著作等;地名重其今天方位、所属;字义凡字义曲折、含义有变、隐曲难解者注;凡难读和不常见的字、形体相近音读不同的字、有特定读音的名词,皆要注音;年代注重公元纪年的注释;史讳缺字、缺笔皆加注.     

关于茅盾外祖父家的一则史料

茅盾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上册)里写道: “我的外祖父姓陈,名我如,是江浙一带有名的中医。据说陈家世代为医,外祖父的堂弟渭卿,也是有名的中医。陈家本来是河南开封一带的人,     

关于阿英史料学思想的思考

随着学术界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文献问题的愈益看重,阿英在文学史料工作上的巨大成果也愈益突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一期上刊登了陆成的一篇文章,即《阿英的史料学思想》,其观点值得商榷,笔者在本文中即针对上文谈一点粗浅的想法.     

刘勰关于文学史料学的见识

刘勰的《文心雕龙》蕴涵着相当丰富的文学史料学内容。刘勰重视史料,敬佩孔子在史料方面作出的贡献,肯定刘向、刘歆和班固在史料学上取得的重要成绩。他把"真"作为衡量史料的最重要的价值标准。对待阙疑史料,他主张遵循孔子提出的"阙疑"原则。他强调注释史料要避免错误、力求简明。他指出,使用史料,应正确无误,要做到精要,注意选取典型和使用新史料。     

关于企业史料工作的若干问题

近年来企业史料工作的发展,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和民族资本发展史的科学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一件可喜的事。但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民族资本一直受到帝国主义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压迫,所以要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和民族资本发展史,必须同时研究帝国主义资本和官僚资本发展史,而企业史料工作,也应该包括帝国主义资本典型企业和官僚资本典型企业的调查和研究;但两者的调研工作至今还是空白点。所以今后企业史料工作,有其广阔的道路,同时也是一项艰巨的科学研究任务。关     

关于当代学术史料的收集与出版

关于当代学术史研究的推进,我觉得眼下最大的瓶颈因素乃是史料建设的严重不足。通常我们看学术刊物上的相关文章,还有坊间的各种学人传记或者特定专题的研究性专著,感觉太多的一般性层次的重复和泛泛之论。不少作品缺乏扎实的史料根基,不仅某些断言或引用缺少必要的出处标示,而且当读者查考到原始文献后才能发现那样的断言或引用经常属于曲解原意或断章取义。遗憾的是,由于史料匮乏,核查无据,一些似是而非之论就得以长期以讹传讹,读者也就习非为是了。让我发生这样感触的是近来读胡适年谱的所得到的一些收获。去年我辗转买到了胡颂平先生编…     

应怎样对待关于宋江投降的史料?

邓广铭、李培浩的《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一文在本刊七八年二期发表后,编辑部收到不少就此问题进行争鸣的文章。有人支持邓、李二同志的文章,认为它的“论点是有创造性的,论据是有说服力的”;有人则认为它的“观点并非创见,材料也不可靠”。鉴于争论双方的分歧很大,为把研究引向深入,我们在本刊七八年四期上发表了张国光的文章《〈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一文质疑》。该文的发表促使这场讨论更形扩大,《光明日报》等刊也纷纷发表这方面的讨论文章。接着,本刊今年一期又发表了邓广铭《就有关宋江是否投降、是否打方腊的一些史料的使用和鉴定问题答张国光君》     

关于中国近代史料收集整理工作的几点思考

中国近代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源远流长,早在中国近代史刚刚拉开帷幕时,它便开始起步了.对此,本文姑且不论.建国以后,这一工作更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同时也出现了重大的偏颇失误.因此,从整体上说,目前中国近代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还远远满足不了日新月异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需要.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一番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以促其展开新局面,登上新台阶,为近代史从“危机”走向“转机”提供充足的内驱力.这里仅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关于薛福成家族的一条错编经济史料

最近,我重读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发现下册在“薛南溟的土地投资”标题下,引用《新创造》2卷1、2期合刊《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一文内容,与薛福成家族的事实不相符合,是一条有关薛福成家族张冠李戴的错编经济史料。该史料说:“前清嘉庆年间为(无锡)礼社薛姓地主(薛福成、薛南溟家族)全盛时期。……洪杨起义时,薛氏练乡勇保卫地方,甚且远征苏常”①。句中括号内文字,系编者所加。这样就有三个问题必须商讨:一是与薛福成家族历史状况相符否;二是薛福成家族在太平天国后期办过团练吗;三是该史料能否用来“说明薛氏家族早期情况”②。薛福成是两次鸦片战争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是早期维新思想代表人物之一,是外交家与政论家。他一生著述甚多,研究者不少,所以,对上述资料有辨正的必要。     

历史学即史料学:关于后现代史学的反思

发轫于 2 0世纪 6 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是对西方的文艺、哲学、美学、社会学、语言学、历史学、心理学等众多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一股思潮。传入我国后 ,亦在诸多学科领域引起不小的反响 ,历史学当然也不例外。如何看待这一思潮及其对我国史学研究的影响 ,已经引起史学界的普遍关注。为此 ,本刊特邀请有关学者就这一问题从不同角度予以探讨。在本组文章中 ,赞成者、反对者、困惑者均有之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代表了我国史学界对后现代思潮的几种主要态度 ,希望本组文章的刊发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所推动。     

史料的考订

传闻容易失真,典籍记载未必确实,先秦学者,早有所见。孔丘主张“多闻阙疑”。子贡曾指出“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孟子》也说:“尽信《书》不如无《书》”。《韩非子·显学》篇强调实证,对于儒、墨争相称道而又各不相同的“真尧舜”全     

招商局史料

招商局成立于1872年,是我国最早的轮船公司,也是我国最早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了解招商局的历史,对于研究我国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及其特点,很为重要。为此,特将招商局的历史作一简略介绍,供大家参考。     

史料一则

清初东北辽沈一带,经明清鏖战杀戮之惨,自山海关以北,井邑荒落,十室九空,触目凄凉。清兵入关,旗民内徙,关外遂弃同瓯脱,记载亦稀。兹据谈迁《北游录》     

关于唐代官吏俸料钱一条史料的辨证

《晋阳学刊》一九八二年第二期发表的阎守诚同志《唐代官吏的俸料钱》,文中援引《新唐书·食货志》关于唐会昌年间规定的俸料钱数额,与唐初的数额加以比较,从而得出了唐末一、二、三品官吏俸料钱增加了一百五十多倍的结论。这是很值得研究的。关于《新唐书·食货志》所载的唐会昌年间的官吏俸料数额可能有错误的问题,是已故陈寅恪先生提出来的。他在     

试说西周金文中关于井田的两条史料

我国西周时期的井田制是子虚乌有,还是确曾实行过,这是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古史学者曾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在以往的争论中,否定井田制的学者曾提出金文无井田的记载,而肯定井田制的学者也有认为金文中并无井田的字样。笔者认为已有学者考释的师同鼎、弟(虍豕)簋两器铭中的“井”即井田,这与古书中的有关记载正相一致,西周曾实行井田制,乃确切无疑的史实。特别是弟(虍豕)簋还涉及到对井田划分与计算等方面的问题,实为难得的史料。兹不揣浅陋,勉为此文,祈方家、读者匡所不逮。 先将西周金文中记载以井田为赏田的两器铭文抄之于下:     

关于郁达夫《迟桂花》一文写作的二条史料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出版的《现代》杂志二卷二期“社中日记”栏内,登载了如下文字: 十月二十四日郁达夫先生自杭州来信,说为《现代》新作《迟桂花》一篇,已寄沪寓。即晚便到赫德路郁宅去取了来。郁夫人并示以达夫家书,关于此作,有语云:“这一回的一篇没有一段败笔,我很得意。”据查,“社中日记”一栏,是《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先生为反映每期稿件编排情况特意设立的栏目,相当于现在刊物上的“编者的话。”这一条史料     

关于金城银行的若干史料——旧中国民族资本金融业典型调查

在旧中国,金融是工商业的血液,银行是“百业之首”和社会的会计,银行业的业务活动是比较能够集中反映社会经济的情况和特点的。我们选择金城银行为典型,作了调查,并已将整理的资料加以汇编。本文仅就金城银行的发展经过和它的资金来源、资金运用等方面择要介绍,供大家研究参考。     

关于明末农民军实行“均田”的一条史料

明末农民起义军是否实行过“均田”政策?这是研究明末农民战争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对这一问题,近年来史学界正不断进行研究和讨论,达里我补充一项论证,供大家参考。有关李自成军实行均田的史料,大家都知道,记载最明确的是《罪惟录》,其中说李自成在崇祯十七年实行过“贵贱均田之制”,这说明了“均田”是一种制度;另外,大家根据《出劫纪略》中关于李自成“割富济贫”这条史料,又论证了农民军确实实行过均田制。但农民夺得土地以后又怎样呢?大家还未作进一步论证。关于这一点,我从《出劫纪略》另一篇记载中获得一点消息:     

史料真伪谈

历史研究必须寻找合于实际的材料。去伪存真是史料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认为,辨别真伪的根本途径和方法,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绝不能上胡适派伪科学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