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纵证券市场的二元规制模式之构建

由于行刑界限模糊以及对保护法益的误读，目前实践中存在操纵证券市场行政规制和刑事规制严重失衡的问题。保持行刑规制的动态平衡，应呈现出犯罪圈扩张与紧缩相伴而生、因时而动的双向性变化。构建操纵证券市场二元规制模式的路径选择，一是要确立操纵证券市场罪“双重兜底条款”的适用规则，即严格遵循同质性解释规则，为其保留一定的适用空间；二是以法益性质为原点构建行刑二元规制体系，即通过证监会对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行政违法性确认和司法机关对“情节严重”的全方位考量实现对抽象集体法益的双重保护。     

证券欺诈行为之性质分析

证券欺诈行为已成为困扰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毒瘤”。以民法理论为基础,深入分析并明确发行欺诈、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四种典型、易发的证券欺诈行为的性质,是立法机关进行法律规制的前提,是探讨证券投资者法益保护和证券市场发展的重要基础。     

新《证券法》下市场操纵行为规制的实证检视与完善

我国关于市场操纵行为的规制范式经历了系列变更,新《证券法》构建了对市场操纵行为类型界定进一步细化的规制范式。通过对2015—2021年证监会发布的117份生效行政处罚文书进行模块化解构编码发现,在我国监管实践中,市场操纵行为认定面临着主观意图和客观结果的争议,且在违法行为精准类化上亦存在问题。通过对该系列问题的制度归因分析,发现我国现有立法规定既未能清晰界定市场操纵行为概念外延,亦未能实现对市场操纵类型内核的有效界分。在明晰上述问题及制度成因的基础上,尝试在理论层面引入整体的要件分析框架和实证层面筛选类型的同时,明确类型构成要件,以此作为制度完善进路。     

中国证券市场操纵及监管实践:评述与建议

中国证券市场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新兴市场,一方面,监管机构的监管经验和水平还处在发展过程中,另一方面,证券市场操纵行为监管中需要应对的许多问题都是没有先例的新问题。因此,强化证券监管机构在反操纵体系中的主导作用,是完善我国证券市场反操纵体系的可行途径和方式。本文从理论研究和体系发展建设两个方面梳理并评析了我国证券市场操纵监管的实践,提出改善我国反操纵行动实施成效的若干建议,主张继续加强以经济学为主体的跨学科的反操纵理论研究,注重对操纵行为的实证分析,并加快反操纵制度体系的创新步伐。     

利润操纵现象的成因及其治理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证券市场的不断成熟,上市公司利润操纵问题也随之而来,而导致上市公司利润操纵行为的最主要根源在于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驱动。文章从上市公司利润操纵的内在动机、利润操纵的外部条件等三个层面分析我国上市公司利润操纵行为的深层次根源。在此基础上,分别从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环境两个方面提出治理上市公司利润操纵行为的对策。     

我国证券市场机构与个人投资者的博弈分析

在我国证券市场上,机构对股价操纵盛行,机构投资者盈利丰厚而个人投资者屡屡亏损。在证券市场不规范而机构投资者自身行为又发生变异和扭曲的前提假设下,本文通过运用博弈论中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声誉模型对我国证券市场中的机构与个人投资者的投机对策行为进行分析,从而对上述现象作出解释。     

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之“操纵”行为解析

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壮大,证券违法犯罪大量涌现,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犯罪行为.我国刑法第182条规定了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列举了四类"操纵"行为方式,对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的四类"操纵"行为方式进行分析,为司法适用提供参考意见,具有重要意义.     

反思我国内幕交易成因及其法律规制

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 ,我国的证券市场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但是内幕交易的存在延缓甚至阻碍了信息充分、及时地披露 ,损害了证券交易的公平性和交易结果的公正性 ,冲击正常的证券交易秩序 ,阻碍着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 ,本文从我国证券市场产生内幕交易行为的起因、完善规制我国证券内幕交易的措施等方面入手 ,探讨如何有效地打击内幕交易 ,把它控制在一个公众可以容忍的限度内 ,以切实保护公众的合法权益和维护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     

电力批发市场竞争述评

本文通过梳理电力市场放松规制的研究文献,对电力批发市场中发电厂商竞价行为及其市场力的研究文献作了详细的评述。供给函数均衡模型和第一价格密封拍卖模型将发电厂商的竞价行为模型化,说明在批发竞争模式下发电厂商可以通过操纵市场力而获利。而大量关于市场力的经验研究文献则进一步证明发电厂商在需求高峰时期存在操纵市场力的嫌疑。最后,本文简要评析了我国的电力市场改革,对我国电力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市场力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我国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法律监管问题

证券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不规范,致使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欺诈客户等行为经常发生。为确保市场的健康发展,必须正确认识证券市场的功能定位,提高上市公司素质,完善市场运行机制,加强市场信息监管力度。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