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育行为看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基于江西X村的研究

通过对农村妇女生育行为及其家庭地位的个案访谈,发现从农村妇女的生育行为,主要是生育孩子的数量和性别,已经无法准确判断她们的家庭地位.即生育行为与妇女的家庭地位之间的联系正在弱化甚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包括妇女的性别意识、经济独立性、知识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因此,提高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途径也变得多样化,其中,增强农村女性自身素质显得尤为重要.     

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2013年、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

妇女的社会地位是社会变迁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文章利用2013年和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有序Logit回归分析方法,从社会、家庭、个人三个层面研究了影响妇女社会地位的因素。研究发现,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异、夫妻收入差异、受教育程度、收入、妇女自我认可程度对其社会地位有显著的影响。同时,通过两年的边际效应分析,夫妻差异、人力资本、社会经济地位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程度减弱。分样本回归表明,农村和城镇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一定提高,但妇女社会地位仍存在城乡差异。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应整合政府、社区、就业单位、社会舆论、家庭、女性个人等方面资源,形成合力以促进妇女社会地位的提升。     

妇女NGO在贫困山区农村已婚女性家庭地位提升中的现状分析——基于甘肃省T县的调查

妇女NGO即妇女非政府组织。在贫困山区的农村,妇女NGO在提升已婚女性家庭地位方面所发挥的最大功效有:帮助已婚女性脱贫致富,提升了其经济地位;干预农村家庭暴力,给予已婚女性暂时的庇护。然而在贫困山区的农村,妇女NGO数量规模较小,活动频率低,组织类型结构单一,社会认知度不高,与网络型发展模式相距甚远。针对此现状,贫困山区的妇女NGO,在创建之初就应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其社会影响力;明确自身的使命与工作重心,对未来的发展应有合理规划;加强政府与社会支持力度,使妇女NGO稳定发展且逐步走向普及。      

项目导向:社会工作评估机制优化研究——基于厦门实践的调查与剖析

为了建构一套科学合理的社会工作评估机制,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化与职业化,研究通过对厦门市社会工作评估实践的调研,呈现本土社会工作评估的实施,反思当前评估的瓶颈.研究剖析发现:当前运行的社会工作服务评估机制存在评估主体错位或缺位,评估队伍参差不齐,评估标准个性不足,评估程序有待规范等问题.结合问题剖析,立足项目制的运作逻辑,以合作式评估为方向完善社会工作评估视角和以统合式为视角完善社会工作评估内容维度.研究提出以项目制为核心的社会工作评估转型参考方案,从专业服务、项目管理和项目成效三维度促进社会工作服务评估机制的完整性,确保有效实现社会工作评估的绩效考察和专业成长双重目标.     

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南省964份调查数据

基于湖南省964份农村留守妇女调查问卷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龄、身体健康状况、家务劳动时间、伙食情况、有无被欺凌的经历、对婚姻感情发生变化的担心和婚姻家庭的稳定性等变量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生活满意度都有着显著影响。年龄每增大1年,满意度得分增加0．008分;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呈正U型;丈夫外出打工期间的联系频率和探亲频率这两个变量影响不显著。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家庭内部支持和学前儿童社会能力的影响——基于学前儿童父亲样本的研究

家庭是学前儿童最早接触的核心微观环境系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及家庭中父亲为学前儿童提供的教育、心理、生活、游戏支持深刻影响着学前儿童的社会能力。对河南省629位学前儿童父亲展开问卷调查,研究发现：父亲家庭支持和儿童的社会能力均处于中等水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内部支持与学前儿童的社会能力三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Bootstrap法检验表明,家庭内部支持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前儿童社会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因此,为提升学前儿童的社会能力,应提升对学前儿童父亲的社会支持,增强父亲的育儿意识与能力;优化父亲对儿童家庭支持的结构,为幼儿提供适宜的家庭支持;构建家、园、社协同育儿共同体,塑造幼儿发展的良好生态圈。     

项目属性和过程管理对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绩效的影响 ——基于2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本文旨在对中国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成效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属性、竞争性程度及过程管理的理论视角提炼关键性的条件变量,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20个政府购买服务的典型案例进行影响因素测量检验.研究发现,购买过程中的公开竞争性和实地督导等都是提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成效的必要条件.组合原因分析的结果进一步确证上述观点,公开竞争性、实地督导和实地绩效评价等条件的不同组合形式都显著地影响了购买服务项目的绩效.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作用于物的购买服务项目而言,作用于人的服务项目绩效提升对实地督导等过程管理的严密度有着更高的要求.     

家庭责任场域对农户家庭策略和发展能力的影响分析——基于豫西L村的经验考察

社会转型激活和运转了家庭责任场域,推动了农民家庭策略的演变,也增强了家庭发展能力。农民家庭策略呈现出家庭成员劳动时间彼此嵌套的自我挤压、主辅工作相配合的效率最优配置以及基于人生任务考量的消费优先次序等特点。这一家庭策略生成的核心机制在于农民家庭责任场域。责任场域是由现代婚姻市场的高标准物质条件以及小亲族村庄社会性质影响下子代婚配的刚性目标进一步激活,并且是在夫妻、代际、代内不同责任类型的相互作用中组织运转,以催生家庭策略、增强家庭发展能力。但家庭责任场域强化后在迎合现代婚姻市场要求的同时,也再度延长了代际剥削链和加剧了本地婚姻圈竞争。     

对扶贫贴息贷款和扶贫互助资金的比较研究——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

政府主导的信贷扶贫模式三十年来在发展中不断变革,扶贫贴息贷款和扶贫互助资金分别是维持时间最长和最新兴的两种模式.从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出发,按照“组织一行为一绩效”的研究范式对二者的内涵和特点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制度设计不同导致了二者资金使用效率迥异,应考虑在二者间建立垂直型金融联结.     

农村居民就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基于苏北地区X镇的调查

农村居民的就医行为是在金钱、时间、质量这三个变量的不同组合中寻求一种保证其恢复健康的恰当策略。影响农村居民就医行为的主要因素有文化程度、经济收入、医疗保障形式和医疗服务体系。为了使农村居民获得价廉、便捷、质优的医疗服务,必须完善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健全农村医疗服务网络;缩小医疗成本,减低医疗费用,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高农村医护人员的素质,改进医疗服务质量。     

谈话者角色及相互关系对话语标记语使用影响的语用分析

本文对于在两种不同的语境———采访和随意谈话中话语标记语"你知道(么)","我的意思是(我是说)","嗯","对","就像(是)"的使用是否受到谈话者角色及彼此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定量研究。通过对所收集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该研究发现,话语标记语"你知道(么)","我的意思是(我是说)","对"在采访中使用偏多,明显地受到了谈话者角色及彼此关系的影响。     

煤矿集体产权下的村庄精英治理——基于山西X村的个案研究

文章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从集体产权的视角分析煤矿资源型村庄的治理。文章认为,"保护型经纪"的村治精英与健全的民主制度相结合,保证了集体产权的制度安排,规范了集体成员在集体煤矿的经营、收益、处置等方面的参与行为,确保了集体对资源的控制权与收益权,从而获得了村庄的有效治理。     

女性民俗与农村妇女的村庄政治参与——以温州L村为个案

女性、民俗和政治,三者并不仅仅是由抽象概念构成的宏大叙事关系,而是在具体时空中彼此嵌入并有着明确指向的研究课题。城镇化进程中,普通农村妇女在民俗生活提供的各种可能渠道中参与村委选举、监督征地利益失衡、培育女性民间社会团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等,实践了一条独特的村庄政治参与模式。农村妇女村庄政治参与模式实质是城镇化带来的民俗生活的政治化,女性民俗的社会理性凸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转型农村社区妇女生活新传统。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需重视引导女性民俗于农村妇女村庄政治参与模式的实践功能,这将是推进社区善治理想一条可供选择的重要路径。     

试论角色冲突对女性的影响

当今女性的角色冲突问题是许多社会学家、学者关注的焦点,也有不少人对此作过研究.本文从微观的角度出发,通过个案调查,具体阐述角色冲突的表现以及对女性的影响,并试图分析社会工作可介入的途径及方式.     

妇女/性别研究的十大维度——以福建妇女为例

从人的角度看,妇女是一种人类存在;从性别角度看,妇女是一种性别存在。由此,在这两者的交叉点上,妇女的存在就是一种具有性别意涵的人类存在和一种具有人类意涵的性别存在。进一步看,人的存在至少包括两大内容:生存与发展,妇女的存在亦不例外。而正是在作为具有性别意涵的人类存在和具有人类意涵的性别存在的汇集处,妇女的生存与发展具有了立体性、多维度性、多向位性,成为一种立体、多维度、多向位的生存与发展。由此,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十大维度进行妇女/性别研究:(1)社会发展阶段;(2)性别;(3)文化类型;(4)历史传统;(5)意识形态;(6)国家/地区;(7)民族/族裔;(8)阶级/阶层;(9)年龄/代际;(10)婚姻—家庭。这十大维度是具有整体结构性的维度。其中,性别为基本维度;社会发展阶段、文化类型、历史传统、意识形态构成了十大维度的宏观维度,地域(国家/地区)、民族/族裔、阶级/阶层构成十大维度的中观维度,年龄/代际、婚姻—家庭构成十大维度的微观维度。     

家庭经济地位与教育期望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个体早期教育期望对于其未来教育地位具有重要影响。在前人对地位获得模型的研究基础上,以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CEPS（2013～2014基线数据）为样本,以中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元线性回归以及二元逻辑斯蒂线性回归方法,探讨了家庭收入对青少年教育期望的影响。研究发现:出生于家境贫寒的青少年,其教育期望年限更高,更期望上大学,希望接受硕士、博士等精英化教育;在职业教育与大学本科教育的选择中,家庭收入的影响不显著,表明青少年并没有因为其家庭条件不好就降低对自我的教育期望,选择进入次优的大学专科教育。研究结果表明,贫穷不一定导致青少年较低的教育期望,反而正是这种艰苦的家庭条件,对青少年起到了激励作用,使其对改变家庭命运、实现向上流动具有更强的信念,希望通过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实现阶层的跃迁;对此的政策蕴含在于要积极创造条件,帮助寒门学子超越自身及家庭的不利条件,使之获得力争上游、实现高等教育梦的机会,促进社会合理有序的流动。     

农村治理模式选择之殇——基于华北X村的个案

改革开放之后,村民自治制度成为农村治理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国家自上而下将村民自治制度下沉到农村和农村自下而上去承接村民自治制度的互动过程中,村民自治出现了“惟村庄利益化”的现象。依据不同的视角可以将农村治理划分成不同的治理模式。以农村对国家供给项目资源的承接态度为标准,可以将农村治理化分为积极型、消极型和激进型治理模式。笔者考察了华北平原的X村在15年中经历了积极→消极→激进的治理模式的选择过程。得出以下结论：村民对农村治理模式选择是依据农村治理绩效的帕累托改进的标准,这种选择是一种理性选择,但往往会产生非正义的结果。将激进治理模式放在税费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源自于农村获取治理资源的方式会发生由内部汲取到外部输入的根本转变。同时,地方政府在晋升锦标赛体制和政治维稳高压之下,也默许了激进型农村治理模式的存在。     

十六国北朝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权力渗透——以乡村行政组织为中心的考察

随着乡里坞壁、宗主督护、三长制这三种乡村行政组织的演进,十六国北朝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权力渗透不断得到加强。从三长制本身的发展历史看,三长享受的待遇在不断下降,而其责任则在不断加重,这也反映了国家与乡村强宗大族之间的力量变化。     

先锋队引领与赋力村庄:精准扶贫何以落地生根?——以湘西苗寨十八洞村为例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抓手,更是检验我国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湘西苗族十八洞村作为习近平"精准扶贫"重要思想的首倡地,其在深刻领会和全面贯彻落实精准扶贫思想中创造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村级样本"。湘西十八洞村整村脱贫的经验叙事回应了当前精准扶贫何以能在少数民族地区落地生根的时代命题,而其中的关键在于注重扶贫先锋队的引领以及紧紧围绕赋力村庄来开展精准扶贫的工作。透过十八洞村双贫困的样态,扶贫先锋队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从抓住贫困问题导向、重塑村庄秩序和赋力村庄这三个方面来践行"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的主张。同时在认清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主体的基础上,扶贫先锋队在引领上以激发村庄内生动力为核心,统合扶智、扶志和赋能三项工作,将扶贫工作与乡村振兴相结合,进而真正实现赋力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