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妇女扶贫工作评介与理性选择——以昭觉县为例

性别敏感导向的贫困与反贫困日益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作为“穷人”中的“穷人”，少数民族妇女群体应该成为21世纪扶贫行动开展的重心。从昭觉县的扶贫情况看，当前的扶贫工作在项目设计、扶持方式选择、政策与统计指标选取上都存在着性别盲区。基于提高少数民族妇女群体扶贫成效要求，今后需要以性别为导向，依托其人文、地理特性，对扶贫行动方向进行理性选择，包括：增加医疗保健扶贫投入；强化基础教育与职业培训；扩大面向少数民族女性的扶贫贴息、小额信贷发放；发展妇女参与式社区建设与生态建设。     

处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时代的拉丁美洲青年（11）

在拉丁美洲国家,评价政治参与的人员性别比例差异明显。图表2.8-2.13清楚表明：在所有年龄段中,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积极参与政治。然而,这一性别差异在青年中相对较小,尤其在受过更多教育的群体中更小。许多因素阻止了女性参与政治。比起年长的社会成员来,     

精准扶贫与妇女反贫困：政策实践及其困境——基于贵州省的分析

在理论和实践研究中发现,妇女贫困问题有其特殊性,妇女较男子更为贫困,其所面对的贫困问题更加严重。文章以贵州省扶贫实践为基础,探索其扶贫过程中对女性需求、妇女发展的关注。研究发现：政府相关政策文件纳入了助推妇女脱贫的内容,精确瞄准、精准助力、多途径助推贫困妇女脱贫,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然而,妇女反贫困仍然面临诸多政策困境,妇女反贫困要真正进入政府扶贫政策决策主流,普惠贫困妇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推进妇女反贫困,应把性别平等纳入扶贫政策系统;实现精准扶贫,应把妇女列为关键目标,反贫困政策应把妇女作为关键因素。     

基于SST'指数的特困妇女家庭女性户主贫困测度——以福建省宁德地区为例

由于性别差异,妇女在资源和福利的获取上常处于不利地位,折射至贫困人口中,则呈现贫困女性化的特征,且该趋势令人堪忧.因而,将性别意识纳入扶贫工作中显得尤为必要.基于2014年福建省妇女联合会普查所获取的特困妇女家庭统计数据,通过综合运用改进后的SST'指数、贫困发生率指数、平均贫困差距率指数与总人口贫困差距率的基尼系数,以宁德地区为例,从贫困的广度、深度以及差异程度等不同的方面来挖掘并分析特困妇女家庭女性户主的贫困状况及特征,并从女性扶贫角度提出精准扶贫的策略及可持续性帮扶措施,为女性扶贫工作的切入提供思路.     

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农村贫困测度解读

测度和识别农村贫困的指标,如贫困线、贫困指数,以及不同的贫困测度方法,基本上把女性贫困和男性贫困视为无差别的贫困,农村扶贫减贫的政策研究与实施中存在着明显的性别中性特征,忽视了农村妇女比男性更易陷入贫困,更具脆弱性的特点.构建基于社会性别主流化视角的贫困测度方法,有利于加快对农村妇女以及整个农村地区的扶贫减贫进程.     

为谁参政？--参政妇女的社会性别意识分析

参政妇女代表和反映女性群体的利益和呼声,是妇女参政的意义之所在,也是推动更多妇女进入政治领域的主要诉求之一。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从对传统性别分工和性别角色定型的认识、对男性中心社会传统价值观的看法以及对中国男女平等现状和实现途径的认知等指标来看,与普通妇女和参政男性相比,参政妇女具有更强的社会性别意识,对于妇女参政的态度也更为积极。这一发现反驳了认为参政妇女不能代表妇女群体的利益,是“穿裙子的男人”等观点。     

农村留守青年社区政治参与的性别差异研究——基于CGSS2010年调查数据

利用2010"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农村留守青年社区政治参与的性别差异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总体而言,男性比女性的社区政治参与积极性要高;年龄对其社区政治参与积极性并无明显的性别差异。     

城市居民社区参与中的性别失衡——基于武汉市百步亭社区的个案研究

社区居民参与的性别平衡有利于社区的和谐和发展.目前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中,女性比例大大高于男性,存在明显的性别失衡.通过武汉市百步亭社区(全国文明社区)的个案发现,男女两性居民拥有的社区性别资源差异与参与的积极性有着很大的关联性.相对而言,女性居民比男性居民拥有更多的社区参与资源,这也导致女性的参与意识与行动显得比男性积极,从而造成社区参与中的性别失衡现象.社区性别资源差异的形成,既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有居民自治组织(居委会)一定的责任,但关键还是在于社区最高领导层决策的无性别视角.社会性别主流化在我国宏观领域渐成趋势,但在社区更多的是一种性别盲区.为了改变城市社区参与性别失衡的现状,社区管理者要树立性别意识,加大宣传力度,建构有利于男性参与的社区氛围,针对居民性别特点设计活动,提高男性居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     

女性借款人对降低网贷市场违约风险有积极效应吗?——来自“拍拍贷”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网贷市场中违约的"黑天鹅"事件频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在我国,女性借款人已经成为P2P网络借贷市场中的活跃群体。那么,网贷市场违约风险与性别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为探求这一关系,选取了中国"拍拍贷"网站的真实交易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了Probit模型实证分析P2P网络借贷市场借款人的性别差异,以探究女性借款人是否发挥了积极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女性借款人的违约风险更低,其借款成功率更高;"劣质"(低信用)男性借款人借款成功率更低,易于被挤出网贷市场。进一步,在区分信用等级和认证数量后进行研究,发现女性借款人的积极效应只在高信用借款群体中显著,不同认证数量群体中性别差异不显著。上述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仍成立,表明随着女性借款人在网络借贷市场中比例的提升,市场违约风险将显著降低,即女性借款人的参与对于抑制网贷市场违约行为有积极效应。     

女性失地农民心理健康教育问题及对策建议

教育是一种社会活动,它通过对人才的培养服务于社会。失地农民中的男性和女性教育,两者之间是有差异的。因此,要深入研究失地农民的教育这一社会现象就有必要研究他们的性别差异问题、研究性别差异与教育的关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讨女性失地农民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途径和方法,以促进政府及妇女工作者在具体实施"女性素质工程"时,将性别观点纳入心理健康教育中。     

论中西文学艺术中的善与恶

中西文学艺术中表现善与恶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文学、音乐、绘画艺术作为表现和强化“善”的手段 ,呈现出崇扬美德、表现和谐、追求圆满的特征。而西方文学、音乐、绘画艺术却表现了善恶冲突 ,甚至突出了“恶”来反映现实 ,揭示人性 ,从而表现出暴露阴暗、紧张冲突、综合繁纷的特征     

探析人格内涵及人格权的性质

人格理论产生于罗马法,罗马法上的人格带有浓厚的身份性特点。近代民法抛弃了身份人格而强调人格之平等,并以此为前提进行民法典的建构。在此基础上,现代民法提出了人格权概念并对其进行规定。从本质上来说,人格权乃是自然人基于伦理人格而享有的,在实定法中得以确认的自然权利,其应属于私权利范畴。     

牛郎织女传说与审美意象的外化

对于牛郎织女传说的研究 ,仅从史家观点和幻化形式入手 ,是偏颇和形而上学的 ,并使之失去了反封建意义。其“鸟鹊添河”幻化形式乃是一定历史阶段审美主体审美意象外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审美角度阐释牛、女爱情故事及外在形式 ,具有更为直接和普遍的意义 ,并能感性地揭示其反封建主题。     

加强本科专业建设与管理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分析普通高等学校扩招后本科专业结构调整与建设管理工作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本科专业建设与管理的措施，着力通过教育管理的创新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加强本科专业建设与管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分析普通高等学校扩招后本科专业结构调整与建设管理工作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本科专业建设与管理的措施,着力通过教育管理的创新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汉字的形体演变与简化问题

汉字的产生为中华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今天仍在发挥巨大的作用。它的形体经历了甲骨文到楷书的演变。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汉字“正体”与异体并存,繁简也在互相转化。从汉字的历史演变看,繁化总是少数的,总的发展趋势是简化,简化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由简入繁是不符合汉字发展的历史潮流的。     

实践与对象的观念化和观念的对象化

人的实践活动与动物的活动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动物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二项结构”,人与对象的关系“三项结构”。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实践对象的观念化和观念的对象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其间需要借助于实践工具 ,建立人所特有的第二信号系统以及通过语言符号来实现的     

市场分割、资本深化和教育深化--关于就业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就业压力是我国现阶段及今后长期面临的重要问题。劳动力市场 ,尤其是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导致我国资本深化的重要原因 ,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过度发展限制了劳动需求 ,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压力 ;劳动力市场分割增加了行业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 ,降低了投资的积极性 ,间接引发文凭教育过度。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是缓解我国资本深化、教育深化的重要措施 ,也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根本所在。     

试论善恶评价的主体与客体

善恶评价是一种认识活动 ,其认识活动的实现必须依据两大要素 ,即善恶评价的主体与客体。因此 ,分析与探讨善恶评价的主体与客体及其二者的关系 ,对于我们深入地把握善恶评价的活动机制和结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信用缺失与权利义务的失衡

权利与义务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也是信用关系的基本内容。信用虽然表现为对于人们交往活动的基本义务要求,但其实质却是对于权利的承认与尊重,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是信用秩序赖以建立和维持的基础。社会信用缺失的根源在于权利与义务的分裂和背离,因此,重建信用的核心在于为守信者提供利益保障,使背信之人受到应有的制裁,恢复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在信用秩序的重建过程中,制度具有关键的作用。只有道德的价值导向与制度的利益导向的有机结合,社会信用秩序的重建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