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云南官办民助初等教育"义学"探析

义学是清朝在边疆民族地区普遍设置的官办初等教育学校。清代云南的义学自康熙朝起由地方官府主持创办,经过雍正、乾隆时期的快速发展,曾达到700余所,遍布云南各地,深入到山乡夷寨。清代云南的义学以边疆少数民族子弟为主要教育对象;以“训以官音,教以礼仪,学为文字”为教育内容;以“识字明理”、“开化夷民”为教育目的;它所创立的“官办民助”的办学形式和经费筹措管理模式,也成为清代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典范。义学在促进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增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赛典赤·赡思丁兴儒办学的历史功绩及其意义

赛典赤·赡思丁在云南首建孔庙,除史学界肯定的促进了边疆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外,还有在当时战乱初定、但仍动荡不安的形势下以祖国内地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来巩固新建立的云南行省,从精神方面防止原地方政权势力复辟及潜在的分裂,有力地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统一,维护了国家版图的完整     

国家大义:边疆治理视阈下清代云贵地区义仓建设研究

清朝承继并发展形成传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格局,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发展完善,使清朝在各省建立起集仓储和荒政为一体的社会治理机制,并在救灾实践中提升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粮食储备和赈灾救民关乎国家安全和边疆社会稳定,清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整体行政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较大程度上满足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义仓建设作为多元协同参与的公共治理体系,其内地化发展态势深化了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自然资源的吸纳和社会治理格局的重构。义仓作为清朝政府应对灾害和荒年于各直省府厅州县地方设置的粮仓,其本质上是一种以民间社会力量参与为主、自主经管性质的救荒恤贫仓储类型和粮食储备制度,清政府通过义仓的建设和施济,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西南边疆治理的深度干预。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多设置于市镇,亦有部分建于少数民族村寨,存仓粮食主要由地方官员、士绅及民众自愿捐置,并在荒年通过无偿赈济的方式为灾黎提供保障。云贵地区的义仓经营管理及其灾荒赈济功能的调适与整合,是西南边疆地区内地化进程中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重要样态,为清朝政府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社会治理提供了路径依赖。清代云贵地区在从华夏边缘向民族边疆变迁的过程中,内地化这一变迁主流成为西南边疆地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协同并进的主要驱动力。义仓建设作为清朝国家强化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底层社会对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是"国家在场"的"隐喻"。本文从边疆观与边疆治理的视角分析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体系的构建及其在西南边疆地区粮食安全保障和备荒救灾能力建设中的作用,以进一步探究清朝国家治理、边疆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和体系的丰富内涵。云贵地区义仓的建设是对传统重农重粮思想的体现和实践,是清朝加强西南边疆治理的重要策略,随着清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秩序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义仓建设在灾荒赈济和西南边疆内地化的过程中提升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能力。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大学生村官工作研究——以文山州大学生村官为例

村级政权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建立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大学生"村官"长效机制是国家稳定、边疆稳定的需要,因此大学生"村官"工程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和基层政权建设十分重要.我们通过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大学生"村官"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调研,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     

民国政府的民族教育政策研究

在民国时期,民国中央政府为了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比较重视发展边疆民族教育。其采取的措施主要有:颁布发展边疆民族教育的法令,建立各种民族教育管理机构,对从事民族教育的教职员工实行奖励政策,对少数民族学生在招生和升学等方面实行倾斜政策等等。这些政策和措施对促进边疆文化教育和文化建设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八景”文化的起源及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以云南“八景”文化为中心

"八景"是汉文化与传统自然审美融合的典型表现。"八景"文化发源于先秦,萌芽于魏晋,成熟于两宋,繁荣于明清。明清以降,随中央集权统治的拓展,边疆民族地区发生了普遍的内地化现象,涌现了大量以生态景观为主的"八景",并因地理、自然生态及经济文化的差异而独具民族和地域特点。云南"八景"文化起源于明代,发展于清康乾时期,繁盛于嘉道时期,咸同后衰落,其发展历程在边疆民族地区极具典型性,其文化内容具有较大的学术研究价值。     

由“景颇现象”引发的联想——兼论建立“四江流域金四角”

云南边疆的改革开放和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景颇族地区是边疆民族地区的组成部分。“景颇族地区”这个概念应是以景颇族为主又超过景颇族的。因此,我把景颇族地区这个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延伸为边疆民族地区的概念。当然我的研究侧重于景颇族,侧重于景颇族地区的改革开放。因此,我们将从“景颇现象”谈起。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党的执政资源分析

云南作为一个多民族边疆省份,面临着"三股势力"的威胁,却保持了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社会和谐.云南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边疆民族地区党的执政资源的汲取和巩固,在经济、组织、文化、历史资源的培育、保护和开发上取得较大成绩,为党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执政安全作出了贡献.     

论国民政府时期甘宁青的边疆教育

国民政府推行边疆教育的政策顺应了历史潮流,将教育的现代化推向了边疆民族地区,对边疆的开发、国防的巩固具有积极意义。多种因素促使国民政府在甘宁青等地推行边疆教育,在推行的过程中体现出了因地制宜、注重实用性等特点。边疆教育的推行对甘宁青地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基于包容性绿色发展视域的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旅游扶贫路径转向研究

基于旅游开发——贫困减缓——平等参与——生态保护四维关系,分析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禀赋特征和发展特点,认为云南边疆民族地区面临边疆贫困、民族贫困、生态脆弱区贫困的三重约束,从地理位置看处于偏离发展中心的边缘区,从生态位看属于生态脆弱区和生态多样性保护区,从经济发展位看为贫困度较深的弱后欠发达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作为该区域减贫脱困的重要方式必须权衡这些关系和问题,并提出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应走包容性绿色发展之路,坚持精准旅游扶贫,推进贫困人口参与旅游发展机会的均等化,制度增权于贫困人口,保护生态环境。     

汉代和唐代铜镜装饰之比较

通过汉代与唐代铜镜的装饰比较,得出在整个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的精神需求不断提高,生活更加多样化和精致化,装饰的方法和风格逐步走向成熟、自由和情趣化。这也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和工艺发展史提供了参考的依据。     

从元杂剧对唐传奇的改编看元代文人心态

通过对元杂剧和唐传奇同类题材作品的比较 ,理出处于文化转型期的元代士人 ,因地位下降、生活窘困而导致心理失衡 ,而改变现状和恢复昔日辉煌的愿望又与政治现实和社会思潮尖锐对立。因此 ,惟有放浪红尘 ,隐逸山林 ,才能使心灵得到麻醉 ,精神得到解脱     

论明清时期陕西商人的经营理念

明清之际,陕西商人走南闯北,创造了辉煌的商品生产和经营的历史.并形成了一系列富有自身特色的经营理念,即注重质量管理、产销结合、改革创新和品牌意识.研究陕西商帮成功的经验,可为重振陕商雄风、发展陕西的市场经济提供很好的历史借鉴.     

明清词学中的正变批评观

宋词的正变,在明清词学史争论异常激烈,大致有两派:一持正变观,或言风格流派,或言时代先后;一反正变观,或以本色当行论之,或对南北宋词平视。     

唐代的僚人述伦

唐代,中国南方僚人开始发生分化,具体表现为出现了带僚字的不同族称,这种民族名称的变化,事实上是僚人内部社会结构变化的反映,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与发展的角度来看:唐代的僚人一部分分布在正州、一部分分布在羁縻州,所以朝廷采用了不同的政治策略进行治理,对剑南诸僚是采用正州的全国统一的政策进行治理;对于在正州山区的葛僚则采用较为灵活的政策治理,尽可能满足他们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诉求;而对于边远地区的僚人则以羁縻制度进行,例如对僚人当中的西原蛮,在满足他们政治诉求的同时,对于他们与朝廷的对抗则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角度以军事的方式解决。在已经纳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行政体制之内,僚人与朝廷的冲突事实上是一种文化冲突,但这样的冲突对于国家建设、民族发展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论《汉书·艺文志》的图书分类

历史形成的学术分类思想、王官之学的影响、现实的学术状况及学术的兴替变化,都影响到《汉书.艺文志》的图书分类。《汉书.艺文志》体现了刘向、班固等学者对当时学术存在的认识,具有相当的理论高度。对于《诸子略》的分类,梁启超、胡适等说纵横、农、杂三家“绝无哲理上根据”是不足为训的。刘、班时代史籍未能独立为类、史书入《春秋》类、史籍入《书》类,都反应了当时史学意识尚未十分明晰;而《小说》类与史书分离,又说明当时史学意识已开始萌芽,认识到了实录是史书的根本特征。阮孝绪《七录序》以为“史书太少,不足以为类”的观点是不全面的。研究将古代目录学著作是否将史部独立为类,划分为《七略》分类系统和四库分类系统。阮孝绪《七录》与王俭《七志》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体现了史部的独立,属于四库分类系统;而后者仍属于《七略》分类系统。     

明末的科举反思与学风转型——兼论明末、清初士人对科举的不同态度

明末士人对于时文写作最为倾心,并进而对科举制度多有反思,他们虽意识到了制度设计方面的阙失,但他们认为更为关键的问题需归结到人的身上,是士子的空疏不学与功利计较导致了科举的鄙陋与世风的败坏,因此相应的补救或调整之法不在于调整或替换制度,而当重塑学风,改造士人的认识与治学态度。明末、清初士人对于科举的反思大致相同,但由于文化思潮、政治形势、个人遭际等方面的差别,他们对于科举的态度、尤其是在改造方案方面,存有巨大的反差。     

晚明旅游者研究之“山人”解析

晚明的山人群体,是在晚明旅游大潮中出现的新社会团体,他们既要具备一定的文字能力,又要有广泛的旅游实践,通过传播旅游文化,获得权贵的认可,以谋得衣食之资。这一新群体的出现,既是晚明群游风尚的需要,又是群游队伍的重要组成。山人阶层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晚明旅游的内容,为旅游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其游走权门的团体特征,亦使之获致了较差的社会风评。     

论明代戏曲的文人化特征(上)

宋元时期的戏曲作家多为民间艺人或下层文人 ,自元末高明作《琵琶记》始 ,文人学士、官僚士夫逐渐取代民间艺人成为戏曲作家的主体。而随着戏曲作家的文人化 ,也使得明代的戏曲呈现出与宋元时期戏曲不同的特征。一是出现了具有不同艺术风格的戏曲作家流派 ,如五伦派、昆山派、吴江派、临川派等 ;二是在戏曲的题材、人物形象、语言、音律等方面都呈现出典雅化的特征。明代戏曲的文人化既提高了戏曲的文学品位 ,使得戏曲与诗文一样 ,具有了经典性 ,同时也由于其精致典雅后脱离了舞台 ,异化为一种案头文学     

微妙的调和:唐代乐舞文化初探

通过对现今出土胡俑相关资料的研究,引发了对唐统治阶级看待外来文化态度的重新思考.以郑仁泰基出土舞伎俑为例,结合唐宫廷乐舞曲相关研究,共同揭示了唐统治者以高度的智慧,微妙的调和了一方面以海纳百川之势对待异族乐舞文化,一方面又因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以汉民族乐舞文化为主导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