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田野到文本:民族志的生成过程及其真实性反思

田野是人类学研究的生命线。民族志的生成是一个从田野实践到文本书写的过程。田野、他者、文本是构成民族志的三个重要因素,也会直接影响到民族志的真实性。田野是人类学家选择的具有真实空间与文化想象的复合体。田野中的人类学家是一个失去自我的与他者共同对话的个体,他不可能真正成为他文化的自我。走出田野后的民族志书写,因时空分离、田野经历不同、多样化的书写方式而影响了民族志的真实性。     

中国丧葬管理的回顾与思考

从时间与空间,生命观与社会功能视角分析了丧葬管理的变迁历程,及镶嵌在社会结构中的死亡文化体系。针对现代殡葬改革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从个体、群体、社会及国家层面探讨中国丧葬管理走出困境的路径。提出代际差异化丧葬管理,丧葬管理体系的"解构"与"重构",传统丧葬伦理道德的现代意义,实现公序良俗的现代丧葬管理路径。     

生命终极关怀的意义分析——葬礼中象征符号的解读

葬礼是对生命终极关怀的隆重表达。汉族丧葬因地方习俗不同其仪式呈现出多样而厚重的文化意义体系。本文旨在通过对四川一个汉族农村M村葬礼习俗的田野调查,来理解当地对葬礼中符号的阐释,并认知其隐藏的地方文化体系。     

死亡与儒家文化——兼比基督教死亡文化

死亡无疑是一切生命的最终归宿,生物出于本能无不极力趋避这一无可改变的命运.但对于高等智能生物的人而言,死亡这一现象所带来的远不仅是某一个体生命的结束,更为重要的是它意味着一个文化体的灭失.唯其如此,生活在不同国度里的圣贤哲人都对人的死亡问题给以高度的重视,他们或宏篇大论,或一语中的,都给后人以众多的启示.不仅如此,受特定生活背景和多重历史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形成了千姿百态的死亡文化,包括死亡价值文化、丧葬文化、墓地文化等.中国传统文化对死亡及其与之有关的丧葬、墓地等问题的介说也独成一家之言.     

民主改革前藏族丧葬制度

丧葬制度是藏族制度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内涵十分丰富。通过对丧葬制度的剖析，可以了解藏民族及其先民的生命观与死亡观，全面地把握藏族人生观、价值观和伦理观。     

论现实民族志方法的源起——以马林诺夫斯基的三次民族志实践为例

马林诺夫基斯两次基里维纳岛民族志实践与麦鲁岛民族志实践,存在四个关键不同:1、前者带着问题意识和理论准备进入田野,就像科学家带着理论假设进入实验室一样,以增强研究的针对性和深入性,而后者是泛泛收集资料;2、前者"到达"田野并"进入"田野,强调参与观察,通过体验性认知达到深入理解,而后者仅"到达"田野,主要依靠访谈,以外部视角看待研究对象;3、前者掌握"土著"语言,深入理解被研究者的文化,而后者依靠翻译开展调查;4、前者革新民族志写作方式,交代田野工作背景和理论预设,将田野笔记与民族志有机结合,而后者只是田野资料的简单罗列。基于此,笔者认为,马林诺夫斯基发明现实民族志方法,既是其理论背景的延伸,更是田野实践的"遭遇"和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促使其在实践中矫正田野工作,进而将理论预设与实践背景整合于民族志书写中的结果。     

凉山彝族丧葬仪式与表征研究

灾祸、病疫和死亡是人类面临的最大疾苦,凉山彝族丧葬习俗作为人生礼仪中最后的"通过"仪式,源于彝族日常生活独特的神灵观和祖灵崇拜,寄托着彝人独特的生命意识和信仰表达,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追求。在历史迁徙和文化流变中,凉山彝族丧葬仪式仍保持古朴深厚和人性化的文化传承,调适和维系着彝区社会秩序,强化着族群自我认同,不断满足着彝人的精神需求,因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情感和深刻的社会记忆而被凉山彝人视之为极富生命力和神圣性的独特文化叙事和活态信仰传承。本文以凉山彝族丧葬习俗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凉山彝族丧葬仪式、禁忌文化、文化意蕴等进行分析阐释,解读凉山彝族丰富而深邃生命观的文化内涵和认知价值,揭示其背后蕴含的生存智慧和合理性文化逻辑。     

记忆、识别与照料政治：老年失智症民族志田野研究的启示

老年失智症是近年来医学人类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老年失智者作为一种生命的存在形式,给人类学长期关注的人格与生命等基本理论命题提出了挑战,即如何从本体论去理解、从方法论上去体验这种新的生命形式?本文通过对人类学相关诊所民族志和照料民族志的评述,指出老年失智症所揭示的不仅仅是老年人照料和护理等医学领域中的应用问题,它更多提供给人类学家一个审视诸如人格、认知、识别、承认与照料政治等一系列人类学相关概念的独特视角。同时,对老年失智症的民族志田野研究的相关成果也极大丰富了当下人类学界"本体论回归"浪潮的经验性知识,将人类学对记忆的讨论从公共领域,集体记忆扩展至人类的认知领域,最终体现出人类学之科学与人文兼容的学科特质。     

人类学田野研究的几点思考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础,是人类学与其他学科区别的标志。本文从田野研究的意义、田野研究的局限、本土研究的定位三方面对这一基础性工作进行了思考,内容涉及异文化民族志研究、主客位观察、民族志撰写与传统文化真相以及后现代主义民族志学等当前人类学界争议颇多的议题     

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色彩的文化内涵

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与其图腾崇拜、宗教信仰等息息相关,其多元化的民间绘画色彩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笔者根据系统的田野调查,依据在湘、渝、鄂、黔等地域收集整理的土家族丧葬绘画资料,对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色彩的文化内涵进行较为系统地梳理,以中国传统“五色观”为切入点,探寻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色彩中的文化特征及内涵。     

中西方丧葬习俗差异及文化透视

死亡是人生的最后归宿,丧葬是对一个生命结束的最后处置仪式和对生命体死亡超越的一种寄托。中西方传统丧葬在举办主体及程序、墓地选址及建设、丧葬基调、丧葬用具等习俗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从中可以折射出中外文化的不同。受中国城市化建设以及西方文化在华传播的影响,中国现代丧葬仪式开始呈现出程序化、中西文化交融的特征。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摒弃封建迷信的同时,中国应该继承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发出文化最强音。     

新时期以来彝族长篇小说民族志书写研究——以冯良《西南边》为例

新时期以来彝族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呈现出民族志书写的趋势,冯良《西南边》是较为典型的一部。彝族作家冯良有与生俱来的民族志书写优势,其作品形成了具有田野调查基础的民族志书写的范式,长篇小说《西南边》作为其民族志书写的集中体现,描述了彝地独特的自然地理风貌和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有较高的文学审美性。对文化的阐释是作家探索民族发展和心理历程的重要渠道,在《西南边》中,作者通过对奴隶制、“毕摩”文化和民俗的阐释表达和探索了从民族改革到改革开放时期彝族的发展史及彝族人们的心路历程,同时,作者也通过对典型人物的塑造展现了彝族的民族精神与品格。     

彝族丧葬中的森林文化及生态观

彝族丧葬与森林密切相关,具体表现在彝族对待生命的态度、死亡后灵魂的回归、丧葬过程、墓地的选址等诸多方面,从而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丧葬森林文化.这一独具特质的森林文化中蕴含着人与树木森林同构以及敬重树木森林的生态观,对于合理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人类学者于田野中的行动尺度——评徐杰舜《福村迟来的转身:一个山村在景区开发中现代转型记实之一》

《福村迟来的转身：一个山村在景区开发中现代转型记实之一》（以下简称《福村》）是徐教授带领自己的弟子来到桂林市永福县罗锦镇福村进行田野调查之后撰写的民族志。起初,捧起徐教授的《福村》一书,单从题目的字面意思来理解,本以为是一本记述村庄在现代性背景下文化变迁的民族志,且还是一本以福村当地居民思想与行为为视角的＂规规矩矩＂的民族志,然而,伴随着阅读的深入,笔者的关注点却禁不住要从福村里的生活转移到撰写该     

人类学研究之于"和谐关系"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迈向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人类学国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全球化背景下当代民族志的几项重要议题

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是当今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面临的境况。作为人类学"学科门楣"的民族志,在全球化背景下也处于转型当中。本文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了近年来凸显的新型民族志理论动向,集中探讨了人类学和全球化的关系、民族志与政治经济体系、民族志的真实性、民族志的时间维度、民族志田野调查转向等几项关键议题,并认为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志和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固此民族志撰写者应具备博大的胸怀,不断实现田野研究和文本叙事的创新,以此进一步提升民族志的理论和实践素养。     

田野民族志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纪念费孝通、林耀华先生100周年诞辰

从费孝通、林耀华两位中国人类学大师的相关论述和研究实践出发,对中国人类学界田野民族志文本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就人类学专业学术训练、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撰写中田野工作的深入、民族志材料与理论的关联性、民族志文本的场景和能动性、"可持续性"的田野民族志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强调深入、细致的田野工作与民族志研究中的理论反思与创新对于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作为“文化实践冶的网络民族志———研究者的视角与阐释

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让人类学家的“田野”不再局限于固有“方位”和实体空间,而逐步拓展至网络虚拟空间。 在网络空间中,研究者不仅是网络文化的“亲历者”和“参与者”,更是对社区和研究对象做出积极贡献的“创造者”。 作者以自己的田野经验和个案研究为例,将网络民族志视作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共同进行的“文化实践”活动。 这样的研究视角和以往网络民族志相关研究较为不同。 同时,研究双方于网络空间中的“共在”,使得研究者在研究方法、参与度及个人情感投注等方面都发生变化。 由此,作者提出,在网络民族志研究中,研究者作为观察者和文化创造者的双重身份得到凸显。 此外,网络民族志中的田野更具“流动性”,民族志文本的写作也将面临新的挑战。 通过该研究,作者认为,从研究者的视角深入剖解和讨论,不仅在于了解网络对研究过程所带来的影响,还在于把握研究者如何面对网络世界,如何阐述自己。 而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样的研究思路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思网络空间赋予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