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多民族地区网络政治传播的失序与治理

边疆民族地区网络政治参与制度的供给迟滞于制度的需求,使得网络政治传播游走于失位、越位的政治空间,造成网络政治传播的失效与失序。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中,多元网络社会思潮的涌现、网络政治谣言的频发、虚假新闻信息的泛滥,引发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信任赤字,成为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失序的重要影响因素。在阻止极端思想传播,截获并分析网络政治谣言和虚假新闻信息的同时,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还需要主动适应网络政治传播的新形势,积极拥抱新媒体,执行战略性传播,加大对官方门户网站和政务微博的建设,不断拓展微信政务平台,使其成为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新平台。     

云南边疆多民族地区公共文化建设跨越式发展研究

尽管云南省在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程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无论在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产品与服务供给、服务效能提升、体制机制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依然存在诸多问题。要实现云南边疆多民族地区公共文化建设跨越式发展,必须坚持政府主导,科学规划,逐步推进;加大政策倾斜与投入力度,加强标准化建设;以重点地区为突破,推进均等化实现;同时,整合资源,统筹推进社会化,并在服务效能提升、体制机制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实现新突破。     

价值观建设:边疆多民族地区国家认同整合路径

边疆多民族地区作为中国“多民族”特征最为显著的地区,由于国家认同因素的多缘聚集和认同序列的多维交织,认同问题最为复杂,整合需求尤为迫切。基于认同整合的实现目标和价值观建设的自身特性,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能成为也必将成为认同整合的最有效路径之一。以价值观特有的功能凝聚社会共识,减少和避免各种价值观和价值认同之间的对抗可能性,增强各民族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形成以国家和中华民族为归宿的价值认同序列,巩固和提升国家认同。     

试析社会资本与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

城市多民族社区是结构复杂、异质化程度高的特殊社区,以信任、规范和社会网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资本能够很好地帮助此类社区提高治理绩效.然而现阶段,由于城市多民族社区同质性社会资本远远多于异质性社会资本,使得社区仍然呈政府"管理"而非社区"治理"的局面.为了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实现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必须提升社会资本,构建社会资本与社区的良性互动关系,其中关键是促使社区中的同质性社会资本和异质性社会资本相结合并达到均衡.     

论多民族地区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

在多民族地区,如何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新课题。在多民族地区做思想政治工作,除了要坚持思想政治工作的一般原则,注意吸取全国各兄弟省区的好经验外,也应该做到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采用适合民族特点的思想政治工作。     

大国边疆与对外传播——我国边疆问题对外传播的多维环境要素

当今社会,我国边疆正面临全球化、媒介社会、风险社会、公民社会和中国崛起等多维理论及时代背景的综合影响,由之构成了我国边疆问题对外传播的“地球环境”“媒介环境”“社会环境”“公众环境”和“国家背景”等深层次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强化了我们对边疆问题的深入理解,也影响了我国边疆问题对外传播的外部环境要素.     

多民族聚居地区农村社会管理的路径

随着社会转型加速,多民族聚居地区农村社会发生了深刻变迁,农村社会问题呈现频发性、多样性、复杂性等特点,使多民族聚居地区农村中的社区利益纠纷协调机制的结构性、社会管理的主体参与、社区硬性管理与软性管理的衔接、各民族发展差距扩大化等问题不断出现。而传统社会管理方式难以为继,亟需提升农村社会管理水平,完善农村社区利益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多民族社区;建立和完善农村社区管理多元化主体参与机制;实行社区管理中软硬性管理的整合;优化资源,才能真正促进各民族的和谐发展。     

中国当代边疆治理中的“政治势能”构造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出现的高强度“政治势能”给边疆治理及其现代化推进以强烈的影响,从而昭示边疆治理现代化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关注边疆的“政治势能”是一个重要的视角。关注性政治势能是因边疆治理中的关注力改变而形成的势能,价值性政治势能是因边疆治理中的目标追求改变而形成的势能,一元化政治势能是因领导体制变化而形成的势能,机制性政治势能是因机制运作效能提升而形成的势能。大体上讲,关注性政治势能和价值性政治势能偏重于边疆治理的决策和政策效果评估,但对边疆治理过程的其他环节也有深刻影响。而机制性政治势能和一元化政治势能偏重于边疆治理的决策执行,但对边疆治理过程的其他环节也有深刻影响。因此,“政治势能”贯穿于边疆治理的全程,并对边疆治理形成全方位的影响。“政治势能”的构造成为边疆的一种中国特色治理模式,是中国当代边疆治理的“治理密码”。     

新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建设的演进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建设,是我国政治建设中一个富有特色的部分。在不同的时期,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建设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新中国成立至1957年,是全面的国家政权建设时期,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958年至1966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建设遭受挫折,但也在挫折中艰难地前进;1966年至1976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建设遭受了全面破坏;1978年至2001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建设得到全面恢复和加强,民族区域自治建设得到很大的发展;2002年以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建设进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阶段。     

迈向服务型的社区治理：整体性治理与社会再组织化

如何实现社区的善治,重建社区生活共同体,成为当前政府、社会、高校等各界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由于当前社区类型的多样化、社会生活的网络化、社区公共事务冷漠化等社区“碎片化”问题,社区治理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型社会主义国家”中更显重要和紧迫。本文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视角,以社会的再组织化为路径,通过形塑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分工与合作关系,发展新型社会组织,培育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构建建立新社会服务体系等,以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的深度整合,创新社区治理体制,形成一种协调、整合、分工、合作的治理格局。新的治理方式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促进社区公平实现的可能,并最终迈向服务型社区治理目标。     

中越边民的社会组织与边境村落治理——以东兴河洲村为例

通过对内生型边民社会组织成长实践进行梳理,认为边民社会组织在边境地区村落治理中作了有益探索。充分发挥边境地区多元主体协同作用,加大政府扶持力度、推动"企社"良性互动、提升边民综合能力、促进边民社会组织健康成长,是推进边境地区长效治理的可行路径。     

我国网络社会治理模式演进分析

在互联网技术和应用发展的各阶段,我国网络社会治理实践呈现不同模式。Web 1.0阶段,我国采用的是政府主导型的网络社会治理模式,主要包括网络信息产业管理和网络媒体管理。Web 2.0阶段的网络社会治理是政府主导下的行业自律治理模式。两种模式各有利弊。网络社会治理应兼顾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由主体之间的自律、他律、互律共同作用,形成“国家-市场-社会”三元治理体系。     

社会治理刑罚化的问题与症结

社会治理刑罚化是指刑罚权在社会治理进程中日益扩张与加重趋势,其问题症结在于错用社会控制论。具体表现为,社会治理理念的症结：强化刑罚工具主义,削弱刑罚人本主义;社会治理方式的症结：注重外在刑罚制裁,轻视内心道德约束;社会治理主体的症结：国家刑罚控制过多,社会公众参与不足。由此导致刑法价值理念存有偏差、刑法正性机能弱化、犯罪预防效果不彰。无疑,社会治理刑罚化不利于社会治理现代化与法治化进程,必须予以深刻反省与长久审思。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几个理论问题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是不同治理主体基于共同的治理目标而形成的一种均衡化社会治理结构。主体共建、多元共治和全民共享是其核心要义和精髓。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具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其中,借鉴人类社会先进治理思想而进行的本土化理论创新是其形成的理论逻辑;从单一政府管理到多元治理模式的实践探索是其形成的历史逻辑;新时代社会治理诉求的新变化新要求是其形成的实践逻辑。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需从价值、主体、关系、制度以及方法论等多个维度同步开展。     

迈向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法治化

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指通过法治的社会治理,既要服从善治理念抑或更好生活的需要,也要遵循包括法治在内的各种公共事务的属性和规律。在新时代的背景条件下,社会治理法治化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协同发展的基本路径。为此,社会治理法治化,需要扩大民众的参与,改善社会治理的力量体系,通过依法治理、程序治理与责任治理的路径,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增进民生福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合作社嵌入乡村社会治理的长效机制研究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的深化和拓展,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则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有效路径。合作社组织作为治理主体参与到乡村社会治理则成为提升乡村社会治理能力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下社会治理范式转型的重要模式之一。合作社组织作为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保证其治理成果的长效机制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合作社治理长效机制是由制度运行机制、管理维护机制、组织保障机制共同组成的复合结构。长效机制的3个构成机制在设置上处于递进关系,其中制度运行机制是合作社治理过程中的主体机制,管理维护机制是决定治理成效长效的核心机制,组织保障机制是协同治理发挥长效的依托机制。     

新时代志愿服务参与社会治理的逻辑方略

中国目前的社会治理存在目标价值错位、多方协同有限、有效供给不足等现实困境.新时代志愿服务应以培育公共精神、积淀社会资本、化解隐患矛盾、协调多方资源为切入点,通过同构公共善思想基础、建立能动性回应机制、完善协同化运行体制等参与社会治理,从而促进社会治理创新,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非政府组织与社会治理:作用、困境及其出路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急剧的社会转型,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同时由于传统的治理模式即政府作为单一的权力中心治理社会公共事务,不能适应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必须予以改革.转型期呼唤以非政府组织(NGO)作为功能载体之一的社会治理模式.中国的NGO不仅可以成为政府的帮手、公益事业的补充,而且可以充当有效的社会控制中介,在社会转型的稳定和发展间起到良好的缓冲作用.但NGO并非万能,有其发展的困境;治理的对策是从NGO外部环境建设和自身建设两方面入手,建立和完善我国的NGO.     

碎片化语境下社会治理范式的研究综述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问题的复杂性逐渐普遍化,传统治理模式低绩效、无协调性问题日益凸显,分散、冲突的碎片化状态对社会治理现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走出碎片化的社会治理困境并避免社会秩序混乱和不稳定因素的产生,国内学界对社会治理范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整体性治理、网络化治理、协同性治理、包容性治理、PPP/NGO治理五个层面。通过梳理发现,在当前复杂的社会治理生态环境下,仅依靠单一治理模式是无法破解社会治理难题的。未来关于社会治理范式研究需要突破理论性探讨研究,确立社会治理的复杂性思维;以多元治理视角为指引,发挥多种治理模式特色共同合作;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化探索,构建适应复杂性要求的全新社会治理体系,由此实现社会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