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白族建筑彩绘装饰艺术起源探析

建筑彩绘装饰艺术是大理白族建筑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研究白族建筑文化的重要渠道。大理白族建筑彩绘题材广泛,融合了多重文化内涵,在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整合出新的因素,形成了独具大理白族特色的建筑彩绘装饰艺术文化。大理白族建筑彩绘装饰艺术的产生晚于汉族,发展兴于明代,它有着本民族的艺术思想,但它的催生与发展又离不开汉文化的影响。正是这些丰富的文化背景与文化内涵,使得大理白族建筑彩绘装饰艺术别具大理白族传统文化韵味。     

“绕三灵”仪式中白族女性服饰的差异与审美研究

“绕三灵”仪式是云南大理白族历史悠久且规模庞大的仪式，一年一度的仪式期间融合了白族宗教信仰、白族歌舞表现、白族生活特色与白族服饰等众多文化现象，具有极其强烈的民族地域特征和历史文化特征。云南大理白族女性的服饰文化是“绕三灵”仪式中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展现了白族女性对于“绕三灵”仪式的文化观念。“绕三灵”仪式在大理民间为期四天，期间聚集了以村民、准备祭品者、“莲池会”成员和仪式表演人员为主的白族女性，白族女性服饰呈现了不同群体身份下的文化差异性。白族女性服饰的文化差异性受到心理文化和物质生活的影响，进而表现为具有装饰之美、宗教信仰之美、身份认同之美、功能之美和技艺之美的审美特性。     

从《云南映象》看中国民间乐舞的文化价值

民间歌舞集<云南映象>是母体(原生态)乐舞,母体乐舞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源泉.     

唐人生活中的乐舞之娱

唐代的乐舞之娱,遍及宫廷和民间。唐代帝王之中,不少艺术修养极高,他们不只是乐舞的欣赏者,也是乐舞的实践者和创新者,在这种氛围中,宫廷内外,一批优异的乐舞脱颖而出。除宫廷乐舞艺人外,唐代的官府、军队亦有乐籍歌舞艺人,王公贵族、豪门官宦,蓄养能歌善舞、年轻貌美的私伎成风。在唐人的生活中,凡是官宦富室、文人士子等欢会酒酣之际,必有乐舞,寻常乡闾也濡染歌舞风习。在开放的政治文化政策下,唐代乐舞亦积极吸收外来元素,缀染上浓重的域外文化的色彩。歌舞的美好和欢娱,带给唐人相当大的精神享受和生活满足,也使他们的生命浸润着艺术的芬芳。     

豫西南民间歌舞与地域民俗的依存关系

豫西南民间歌舞艺术是依托于豫西南地区的文化环境,在该地域人民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传统艺术形式,其存在和发展与地域民俗有着紧密的依存关系。表现在:地域民俗为豫西南民间歌舞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反过来,民间歌舞艺术也表现了当地的生产与生活民俗;豫西南民间歌舞艺术所具有的整体艺术风格、声乐与器乐的选取以及表演手法、表演形式的虚拟化、节奏化、程式化等审美特征,均体现出了强烈的地域特征。探求地域性民间歌舞艺术与地域民俗的依存关系,也是对传统民间歌舞艺术进行传承与保护的必要研究。     

白族“三道茶”文化特征初探

三道茶是白族民间喜庆之时接待贵宾的茶礼。近几年来,为了适应外事旅游、文化交流等迅速发展的需要,大理州的有关部门和单位将白族三道茶传统习俗与民族歌舞表演等形式相结合,组织“白族三道茶文艺晚会”,用来接待中外宾客,很受宾主的欢迎。三道茶文艺晚会这一独具民族特色的茶座,很快推向省内外,并在亚运期间登上了北京的大雅之堂。1991年1月,李瑞环同志到大理视察,在参加了三道茶文艺晚会后称赞说:一是有特点;二是欢快。笔者理解:所谓“特点”,主要是指三道茶所体现的白族文化特征;所谓“欢快”,主要是对民族歌舞等的概括。     

高句丽乐舞与吴越文化的渊源窥探

高句丽民族是擅歌善舞的民族。其乐舞形式与艺术造型 ,在春秋战国时期便流行各国 ,尤其在吴越国境内。两汉—南北朝时期盛行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白鹤舞、白纟宁舞、拂舞等艺术形式 ,对高句丽乐舞有着深刻的影响。高句丽的乐舞中头戴鸟羽之俗与吴越文化的关系更是千丝万缕。中国东南沿海的吴越文化与高句丽民族文化关系源远流长     

蒙古萨满乐舞对近现代蒙古族乐舞的影响

大量舞蹈岩画表明,萨满乐舞是产生于氏族部落社会母系制时代的一种古老宗教艺术,至史官文化中期,该乐舞的结构、形式及表演程序等已得到规范,并固定下来。萨满乐舞对蒙古族民间古乐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近现代蒙古族民间的安代、铃鼓、盅碗等乐舞,其旋法律动、调式调性、动作形态和舞蹈姿态等风格,仍带有明显的萨满乐舞韵味。     

奉节县夔州竹枝歌舞历史渊源与艺术特征初探

三峡库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出了夔州的一枝奇葩——夔州竹枝歌舞.夔州竹枝歌舞是由古代巴渝舞经踏蹄舞嬗变而来,是一种集歌、舞、乐为一体的民间歌舞形式.夔州竹枝歌舞在歌、舞、乐方面蕴涵着独特的艺术特征,它既是一种文化意识,又是一种历史见证,更是极其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审美价值和经济价值.     

谈白族大本曲

白族大本曲是历史悠久、曲目丰富,为白族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说唱文学。它主要流行在云南大理、洱源、剑川、宾川一带,其中以大理为最。大理一七○多个自然村,几乎村村都有大本曲演唱活动。有些村还有职业或半职业的民间艺人。在大理农村,每年阴历三月三到九月九是演唱大本曲     

中德文化差异比较—从中德称呼语的不同谈起

本文从比较汉语和德语中对称呼语的不同定义以及两个文化群体对家庭称呼语,泛亲属称呼及家庭称呼语社会化的不同运用出发,并通过研究与此相关的社会现象,探讨其根源文化的差异.而这种文化的差异又是和教育传统的差异紧密相连的.文章指出,在研究跨文化交际的今天,只有扬长避短,找到两国教育的正确融合点才是至关重要的.     

清代江西溺女风俗中的"奢嫁"问题

奢嫁之风是清代江西社会奢靡风气的一种表现,也是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嫁资越昂贵;同时,在传统社会中,嫁妆是女儿在诸子平均析产方式下间接参与娘家财产分配的最常用的方式,因而富裕人家为了防止女儿分割财产,更愿意采取溺女这种方式来维持他们原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奢嫁"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富裕阶层溺女的主要经济原因.     

清代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现状

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教案史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而地区性教案的研究又是近代中国教案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内蒙古地区因其在清朝独特的地位和清政府对此地区有别于内地的管理方式,其教案的发生又有其特殊性,因此对于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将更具典型意义。通过对内蒙古地区教案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希望以此为基础为日后内蒙古地区教案问题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佛山市道路交通安全问题的探讨

对佛山市道路交通事故作了综合性的比较，分析了交通事故的成因和分布特征，指出了佛山市交通安全极需进行综合治理．借鉴交通安全取得卓著成效的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佛山市的实际．提出了改善道路交通安全的意见．     

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

文章认为信任、信赖、信仰的含义不同,生成机制也有差异。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其实质是指对实证法的信任与信赖。熟悉是信任的基础,法律内容和过程的公正只是法律获得信任的要件之一,移植而来的西式实证法只有实现与社会通行道德、文化传统的有效对接,才能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民众对法律的感情更多地来源于生活经验。应更多地普及权利意识以防法律仅仅成为“治术”。同时,法律必须提高效率,效率是实现信任到信赖有机转变的关键。     

英语跨语言写作中的话题化

研究英语学习者语言材料的输出有助于认清跨语言写作中汉语迁移的性质和特征,从而提高英语教学的效率。在英汉主语的语言表征差异比较大的结构中,可以通过话题化帮助学生理解跨语言写作中英汉主语和主题差异及其语言表征。     

汉语支配关系意义形成的制约因素蠡测

汉语棱镜中,总有一些语言事实折射出支配关系意义。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支配关系意义作为一种文化意义存在汉语中。汉语支配关系意义的形成根源于汉民族价值观和思维特征以及民族心理等文化因素的制约。     

《松陵集》的唱和艺术

依情感互融标准,《松陵集》唱和诗作可分成四类:具深情者;具温情者;情不足者;无情者。从内容上看,《松陵集》唱作与和作以趋同为主的关系有三种:承接与照应;互补与回避;开拓与延展。以歧异为主的关系也有三种:切入角度相异;执守观点不同;和作翻新原唱。《松陵集》以次韵为特色,酬唱诗作沿不用韵→用韵→次韵的顺序,趋同的程度加深。     

解读《恋女》中的女人们

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塑造了三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古娟、赫米恩、厄秀拉。她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作者的价值取向:他赞美完整的人,而不是被产业主义、机械的爱情或僵死的现代知识扯得粉碎的人。     

1990年代的台湾文学生产

197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文学中出现的政治诗、政治小说,以反政府、反体制著称,它们是被压迫者的心声,是弱势阶层的代言人,具有强烈的在野的反叛性格。政治小说有一类是以政治诉求作为主要目标的,另一类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只是基于作者感时忧国的精神去写政治斗争。1990年代以来,"台湾意识"成了知识分子热烈讨论的话题,随着其本土论述的加强,台湾文学的创作也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台语文学不仅有学术层面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族群和国家的认同。一些分离主义者,在"多语言文学"的遮掩下,把原本属于汉语方言的台语膨胀为独立的"民族语言",这是在有意制造北京话与台语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