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以用权是防止权力失衡的关键

我们基层一些同志,经常在一起议论用权不当而误入歧途的案例。笔者认为形成这种结果的关键原因,是没有正确认识和对待"权力"。领导干部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权力,按照规范使用权力,是每个干部的第一道门槛和第一堂必修课。严以用权,严字当头,严字是保持权力不失衡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严以用权的十个要求,即:敬畏权力、慎用权力、为公用权、依法用权、履责用权、务实用权、刚直用权、阳光用权、廉洁用权。     

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基层政府治理与新农村建设

在农村基层政府治理过程中,广泛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及其引发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由于公共权力的特殊属性以及参与各方的普遍"经济人"行为,使得基层政府治理中每一个信息源都有着隐瞒自己所拥有信息的冲动,从而导致政治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表现出不同于一般市场的多重双向的特点.这一信息落差使参与各方处于一种互不信任的状态,进而使得基层政府治理中呈现主体行为保守,成果显现低效等"柠檬市场"的特征.     

从组织边界看政府监督权力的介入有限性与合理延展

政府权力的有限性特征决定了用权和制权的有限性,用权的有限性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合理分权,监督权力的有限性则要求中央加大对地方的监督权力。在我国“压力型”政府体制下,如果不能理顺权力监督关系,就会产生监督渠道堵塞不通、信息失灵等监督权力的“有限介入障碍”。由此,文章提出要正确确定政府组织边界、分配政府组织注意力、建立共栖的合作型关系,以共同决策方式克服障碍,对政府组织的监督权力加以合理有效地延展,从而解决惠民政策从目标到结果的不一致问题,维护基层社会稳定。      

人脸识别准入规则的失灵风险与制度重构

人脸识别的准入以知情同意原则和权利克减条件为核心,但这两项规则均存在失灵风险.由于人脸信息的非接触性,以及处理者与信息主体间天然的权力不对称,知情同意难以落实.权利克减则因措辞模糊而滋生随意解释的空间,反而为人脸识别大肆侵入提供便利.对人脸识别效用与风险的误判,以及未能有效弥补权力不对称的立法导致传统规则的失灵.中国立法者应借鉴场景理论,设置人脸识别准入的"四象限"与"三清单"规则,禁止人脸识别进入非必要且非受控领域,在可受控领域为信息主体创设真正的选择权.     

保险公估人制度对解决保险市场信息不对称的作用及问题分析

保险市场存在着诸多的信息不对称,由此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常常会产生不良后果,投保人对保险条款免赔范围和理赔过程的不了解,也会导致双方的不信任感.基于此而引入的保险公估人制度在保险信息的有效沟通、保险理赔工作的专业化和保险市场的公正性、增强保险市场双方信用程度等方面缩小了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差距.但是,保险公估人仍然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应该予以关注.     

“治吏”之要在“治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他强调,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责必追究。这就更加鲜明地昭示,从严治党的直接指向即为各级党员干部,而主要路径则是管住党员干部手中的权力,做到依规用权、秉公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坚决不让权力任性脱缰,作奸犯科、为所欲为。     

论习近平权力观的四个维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权力的主体、价值、行使和制约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人民是权力的主体,权力来源于人民以及人民授权和党组织授权的关系的权力主体观;全面揭示了权力的价值取向、价值标准、价值路径的权力价值观;深刻阐述了严以用权、合理用权、公正用权的权力行使观和法律制约、道德制约、组织制约、社会制约的权力制约观。习近平的权力主体观、权力价值观、权力行使观、权力制约观是一个集大成的权力思想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继承与发展。     

信息不对称与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信息不对称是导致金融运行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通过对产权制度、组织结构和经营管理体制的分析，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为此，商业银行应从再造信息载体、理顺信息通道、建立信息控制系统和完善信息表现形式四个方面来解决信息不对称现象。     

联盟控制权与联盟企业权力结构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考察了成员企业权力结构对联盟控制权不对称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成员企业权力结构会显著影响着联盟控制权分布:内部联合权力水平会弱化这种不对称,而其冲突水平则会强化这一不对称,外部联合权力水平也会显著强化联盟控制权分布的不对称,内外部联合间冲突水平也会强化这种不对称。联盟成员企业的权力结构相似性与联盟中控制权分布的不对称性二者之间存在着负相关,但这种负相关关系并非线性关系,仅有成员权力结构的高度相似性才会倾向于降低联盟控制权分布的不对称。本文的相关结论对相关研究与企业经营实践而言均具有一定意义。     

信息非对称条件下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

在信息非对称的条件下,证券市场极易出现以"逆向选择"、"败德行为"和市场的"非强式有效性"为特征的负面效应,并进而导致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失真.为维护证券市场的有序运行,必须建立起以低成本修正会计信息不对称的市场机制,增强公司管理的透明度,把市场交易主体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论实然状态视野中的权力制约

以往人们对权力制约的关注视角和研究方法过于注重其“应然”性而忽略其“实然”性,使得所形成的权力制约理论并不能真正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作用。权力制约应当从权力存在和运行的实然状态入手,在构成权力存在和运行系统的各个方面进行制约,最终保障权力的准确运行。     

“一国两制”下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之释义分析——兼论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的关系

全面管治权是中央依主权而对特别行政区居民和事务,直接或间接行使的管辖、统治、治理的权力。全面管治权是基于《宪法》和两部《基本法》之规范,归纳和总结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在对内主权和对外主权上的权力关系。全面管治权综合了“管辖权”之法律属性与“治权”之政治意涵,兼具法理基础、规范依据与宪制需要。一国两制语境下,中央依主权,将部分管治权之权力行使权授权给特别行政区,形成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全面管治权是高度自治权的权力本源。     

从行政主体到功能标准：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全国各地成立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机构在疫情信息公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该议事协调机构并非我国法定的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原因在于我国行政主体理论的缺陷导致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制度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对此，基于我国经济社会政治现实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接受性考虑，应在与行政主体理论分离基础上，从功能标准考虑，以是否依法享有、行使公共行政管理职权作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制度重构逻辑，它具有不再脱离行政组织机构设置实际、不再过分注重行政法上的独立人格、不再局限于国家行政职权、不再局限行政主体和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相合一等优势。在进行具体重构时，可从以公共行政管理职权“名”“实”相统一确立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的“质”、以公共行政管理职权合法性明确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的“量”、以最先受理原则应对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受理权冲突等方面努力。     

论立党为公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要达到这一根本要求,就必须正确认识立党为公的涵义,准确把握立党为公的实质,科学认清立党为公面临的种种挑战,努力营造立党为公的社会氛围,不断增强执政为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论委托代理关系与会计控制权

会计控制权作为现代企业的一种权利安排，对代理关系机制和企业发展有重　要的影响。现代企业的会计控制权主要掌握在代理人一方，由于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在目标　利益上的不一致性，代理人可能利用对会计控制权的实际控制优势对会计信息进行盈余管理　甚至非法操纵，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因此，必须完善委托代理机制，加强对会计控制权的约　束和控制力度。     

权利和权力审视下的教师权威

滥用权力、漠视权利导致教师权威的异化,使学生、教师奴性化。有效、理性的教师权威必须建立在权力的行使、利益的获得与权利所赋予的义务、责任相一致的前提下。新课程为教师权利和权力的实施提供了发展的时空,更需要教师确立以服务学生、成为平等中的“首席”、不断创新为基础的新权威。     

比例原则在国家秘密认定中的适用

比例原则是约束行政裁量权,保障公民权利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国家秘密的认定要求定密主体依照保密范围进行判断与裁量,因而存在大量的自由裁量空间,引入比例原则能有效规范定密权的行使,协调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为政府信息公开与公民知情权提供必要的保障。本文通过阐述在国家秘密认定过程中适用比例原则的重要性,重点分析了比例原则在国家秘密认定中的具体适用以及适用的局限性和存在的问题,并就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论个人信息财产权的独立性

关于个人信息财产权与人格权的关系,目前学界有"一元论"和"二元论"两种不同观点。个人信息财产权具有可转让性,与人格权的人身专属性有明显区别,应当独立确认个人信息财产权。个人信息财产权可以独立行使,形成"个人信息人格权-个人信息财产权-个人信息使用权"的权利层次,有利于保障个人信息商业利用行为中各权利人合法利益的实现。不同类型个人信息对人格的"外在性"意义不同,对个人信息财产权进行独立保护,有利于真正实现人格尊严保护与信息自由的价值平衡。因此,只有对个人信息财产权采取独立确认、独立行使、独立保护的二元模式,才能保障个人信息通过市场进行最有效率地配置,促进信息时代个人信息商业利用的有序进行。     

经济权力的宪政之维——公共性事件的触角

在近几年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非典”、“禽流感”等一系列公共性事件,这些事件大多涉及到国家经济权力深入到公民基本权利并对经济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力的问题。在紧急状态和常规状态的不同条件之下,国家经济权力的运行有其不同的表现形态和作用力,国家经济权力对私人产权的侵犯应当在怎样的范围、程度之内和程序设计之下才是合法和适当的,以及经济权力决策中的议价与问责、对于公共产品定价中的国家经济权力行使等问题,都是我们必须将其置于宪政的框架之中予以细致分析和探讨的。     

与时俱进的监督理念:从“人民监督”到“阳光权力”——论胡锦涛对毛泽东监督理念的新发展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提出了"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要求依靠工农群众对党政机关的各级干部实行民主监督.但由于种种原因,人民监督制度在实施中仍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提出了"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强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就是指让权力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下、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在制约监督机制中运行.落实胡锦涛提出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转变政府职能是前提,权力的局部分解是关键,党要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是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