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玩偶之家》在中国的四种读法

挪威戏剧家易卜生(1828—1906)的《玩偶之家》在现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影响之大,是今日读者难以想象的。易卜生的易卜生主义和社会问题剧,尤其是《娜拉》(现译《玩偶之家》)极大地满足了那个时代的批判现实、追求变革的需要,因而受到热烈的赞赏和追随。一些当事人曾高度评价易卜生造成的这种影响。博斯年这样说:“……据我看来,胡适之先生的《易卜生主义》,周启孟先生的《人的文学》和《文学革命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同是文学革命的宣言书。”1925年,茅盾在《谭谭<玩偶之家>》一文中说:“易卜生和我国     

女性自主的正反定义: 读吉尔曼的《黄色墙纸》和《女儿国》

阐述了吉尔曼代表作《黄色墙纸》和《女儿国》中所描述的关于女性自主的正反两例。在《黄色墙纸》中,女性成为受害者。黄色墙纸象征着男权禁锢。“休息疗法”影射了社会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柔弱和自我放弃。在《女儿国》中,女性摆脱了生理和社会性别角色的限制。她们在体力和智力上都具有力量的美。她们主宰着自己的身体,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和文明。     

由《黄色壁纸》谈夏洛蒂&#183;吉尔曼的女性主义观

夏洛蒂.珀金斯.吉尔曼是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家,作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妇女运动的著名理论家,她在《黄色壁纸》中表现了一个女性主义者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探索了处于意识刚刚觉醒的女性对自由和独立的渴望,揭示了夫妻关系的性别政治,从更深层的意义上体现了与父权制格格不入的新女性意识。     

试论易卜生后期剧作中的男性世界——以《野鸭》为例

易卜生的后期剧作,以<野鸭>为突出例子,呈现出一个怪异而悚然的男性世界.剧作中的男人们要么如雅尔马那样懦弱而茫然,要么如老艾克达尔那样在自己为自己设置的虚幻世界里讨日子,要么干脆就像瑞凌医生那样靠谎言来维持生存.总之,在易卜生所虚构的这个世界里,所有的男人都染上了某种疾病:从身体到精神.医生和牧师概莫能外,拯救已经无望.反倒是剧中的两、三个女性活得清醒而有血性,让人同情或仰慕.出路何在?易卜生并未给出答案.这倒反而张显出其后期剧作的现代性.     

《玩偶之家》和《伤逝》的比较

《玩偶之家》和《伤逝》有着许多相似和相联的地方。文章通过对两者的主题、题材和人物形象的比较分析得出,后者是前者的延续和发展,比前者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评《夜色温柔》中男权社会的衰落

《夜色温柔》叙写的是旅居欧洲的美国人迪克.戴弗医生和妻子尼科尔的婚变。10年间他经历过希望、压抑、愧疚、愤怒、失望等多种情感体验,它们在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纠结对抗,聚合分裂,本文从性别批评的角度来解读美国小说家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其文本隐喻当时典型的现代西方男权社会中男性中心思想的退位、女权文化崛起。小说通过人物性别意识与叙述视角契合转换的结构方式及男女人物形象塑造的对照谱写了一曲现代男权社会衰落的哀歌。     

爱的精神——《安提戈涅》和《玩偶之家》的比较

本文将对两部戏剧在写作背景、取材内容、题材意义和人物描写等方面进行对比,着重比较两部戏剧中安提戈涅和娜拉这两位女主人公的相同点和差异：她们都是反抗男权社会的女英雄,虽然她们反抗的方式、过程和结果都有所不同,但是她们的反抗性格都体现了“女性准则”中“爱的原则和精神”。     

《溪鳗》——女权主义面纱下的男权意淫

《溪鳗》是林斤澜的短篇小说名作,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外表美丽心地善良独立自主的新女性形象——溪鳗,她既有别于妲己,又别于潘金莲,也有别于林黛玉,甚至比简.爱更令人赏心悦目。然而,《溪鳗》在女权主义面纱下,却充斥着男权主义的意淫,她同样没有逃离传统男性视角的观照和男性叙述的樊笼。     

现代中西戏剧关系的第一块里程碑——胡适的《终身大事》和易卜生的《玩偶之家》

1918年6月,胡适发表《易卜生主义》,可视为中国话剧运动的理论宣言;同月,胡适与罗家伦合译的《娜拉》(即《玩偶之家》)发表,为易卜生剧作的第一个完整的中译本,“五四”中国剧坛影响最大的一部西方戏剧;1919年3月,胡适发表《终身大事》,作为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话剧文学剧本,是对易卜生《玩偶之家》的直接模仿,它的诞生,拉开了中国现代话剧运动和创作的序幕,也树起了现代中西戏剧关系的第一块里程碑。     

借鉴与超越——《伤逝》与《玩偶之家》的比较

本文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鲁迅的《伤逝》和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这两部伟大作品,从创作思想、人物塑造以及艺术手法等方面分析了它们的异同,并探讨了其主客观原因。作者认为,鲁迅在这里既借鉴了、又超越了易卜生,这对我们当前的文艺创作也很有启发意义。     

《玩偶之家》:关于权力话语的言说

<玩偶之家>是易卜生的经典之作.它曾有妇女解放运动的宣言书的美名.运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从权力的场力结构、权力与身体、权力意向性等方面对<玩偶之家>进行全新的阐释,力图开启一种新的文本解读方式,为深入发掘作品的内涵抛砖引玉.     

易卜生诗歌中的“光”——以《易卜生文集》第8卷中收录的61首诗歌为例

无论是现代戏剧之父,还是诗人易卜生,都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易卜生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更加直观地表达诗人内心丰富复杂的情感,并与其剧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以《易卜生文集》第8卷中收录的61首诗歌为研究对象,将易卜生诗歌中的光分为四种:生命之光、洗礼之光、希望之光和恐惧之光。阐释易卜生诗歌中四种光的内涵和象征意义,并联系易卜生的戏剧作品,探索光的来源和相互之间的联系。     

娜拉和林道静——《玩偶之家》和《青春之歌》女主人公比较分析

一八七九年挪威大戏剧家享利克·易卜生,发表了誉满世界剧坛的名剧《玩偶之家》,塑造了一位冲出玩偶家庭、走向社会的女主人公娜拉艺术典型。八十年后,一九五九年我国作家杨沫,根据她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优秀电影文学剧本《青春之歌》,摄制成影片之后,冲出封建家庭、走上革命征程的女主人公林道静,成为国内外观众赞扬和学习的楷模。娜拉和林道静,尽管她们所处的时代、社会和国别不同,但都是成功的艺术典型。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地反响。娜拉在剧中最后一幕临别玩偶家庭时的谈话,被誉为一篇“妇女独立宣言”;林道静先后两次冲出封建家庭,步入新的人生,被赞为一曲妇女解放之歌。但两部作品又都曾受到非难和指责。《玩偶之家》最初在西欧上演时,有人辱骂娜拉的出走是大逆不道,放弃了“妇女应尽的家庭责任”,攻击易卜生是个不道德的作家,污蔑他破坏了欧洲“善良的家庭秩序”。在我国也有人对林道静和作家本人肆意歪     

易卜生的汉译传播与研究面向——《易卜生书信演讲集》的学术追求及其他

作为一门专门而精深的人文思想学问,易卜生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不仅参与着20世纪中国百年文学嬗变、社会发展、文化转型和思想论争,而且与国际学界不断对话,相互参照。《易卜生书信演讲集》这一译本及其长篇序言,在版本选择、目录编辑、史料发掘和文论补充四个方面体现出不可忽视的学术眼光,体现出译者的严谨学风、精准眼光、审美发现与学术判断,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学术意义与理论功能,折射出易卜生在中国的百年译介传播和研究面向。以学术眼光译介易卜生的私人书信和公开演讲,对于当代中国易卜生传播研究、戏剧创作与研究面向,将产生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和丰富的启示意义。由此,该书不仅提供了一种走进易卜生世界的鲜活资料和切入视角,而且从一个侧面启示我们如何在国际视野和民族资源的双重视野与审美现代性的学术谱系中,在诗学研究、比较研究和科际研究等面向中拓展易卜生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与国际易卜生研究互照互应,展开对话。     

一位受挫的女性形象——易卜生《海达·加布勒》评析

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创作颇丰,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本文主要对《海达.加布勒》一剧进行解读,分析剧中女主角海达的性格形成的家庭、社会原因,探索海达的悲剧结局的必然性,从而展现海达.加布勒这位受挫的坚强的女性形象。     

女权主义法律观的建构与解构——重读《红字》

对霍桑的《红字》作文本的法理分析后,我们发现,霍桑虽然在小说中把女主人公海斯特描写成了一个反抗当时社会意识和宗教统治的女权主义运动精髓的人物,但是霍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女权主义者,他仍没有脱离当时传统的宗教和社会意识影响,海斯特最后的回归正说明了霍桑对女权主义理想观作了彻底的解构与颠覆。     

女权主义法律观的建构与解构——重读《红字》

对霍桑的《红字》作文本的法理分析后,我们发现,霍桑虽然在小说中把女主人公海斯特描写成了一个反抗当时社会意识和宗教统治的女权主义运动精髓的人物,但是霍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女权主义者,他仍没有脱离当时传统的宗教和社会意识影响,海斯特最后的回归正说明了霍桑对女权主义理想观作了彻底的解构与颠覆。     

皈依“永恒之你”——易卜生《玩偶之家》与阿摩司·奥兹《等待》中的对话哲学

本文采用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理论分析《玩偶之家》和《等待》中有关的对话哲学。通过分析作品,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启示,生活如果没有对话,就意味着缺失。只有皈依永恒之你,才能实现生活的和谐。     

易卜生的自由哲学及晚年创作新方向——以《海上夫人》为中心

易卜生对于人性的自由解放,特别是女性的自由解放是有长期思考的,从早期诗剧《凯蒂琳》开始到“戏剧收场白”《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从来都没有间断过。总体而言,早期的表达更为绝对、直接与激情,后期的表达则更为曲折、潜隐与深沉。具体到易卜生晚年作品《海上夫人》,其最重要的主题是表现自由,女主角艾梨达的自由理想与“自愿”、“幸福”与“约束”有关,三者统一于一体。“自愿”是其核心精神,又以“约束”和“幸福”作为辅助元素：“自愿”是艾梨达一贯向往的生活态度与坚持的道德准则,可以说是她自由的思想与行动的指南、自由精神的主体内容;“约束”是对“自愿”的一种反向阐释,人一旦有了“约束”就会向往“自愿”的生活,心灵的完全自由就在于一种没有任何约束的生活;“幸福”作为一种内在情感的评价指标而存在,“自愿”与“约束”作为两个不同的元素自然会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人只要有了“约束”就不会得到“幸福”,而只有拥有了“自愿”的生活态度,才能产生与得到内心的幸福感。由此可见,艾梨达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易卜生对自由的理解,深受同时代克尔凯郭尔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亦与后世萨特自由行动论有着契合之处。正是如此,易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