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行政区划改革的地方政府职能定位与转变研究

行政区划体制作为一种国家结构体系,是国家政治抉择的结果,是地方政府设置及其职能定位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传统的行政区划体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日益凸显,并且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地方政府发展的基本要素.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和上级、政府间纵向“职责同构”、“职能错位”以及财力与职能不匹配等问题都与现行的行政区划体制密切相关.因而,探寻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与地方政府职能定位、转变的相关性,开展以行政区划体制改革推进地方政府职能定位和转变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以及调整和优化地方政府职能结构体系、合理确定不同层次层级地方政府的职能、推进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现实意义.     

论行政区划在保持我国稳定中的作用

行政区划对我国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一些统治者为了封建王朝的稳定,在行政区划方面进行了精心的考虑和设置.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行政区划,如民族自治区,特别行政区等的设立为保持我国稳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我国的长治久安,将行政区划纳入法制的轨道,应该尽快制定国家行政区划法.     

国务院、省级政府行政区划变更决策机制法治化问题研究

尽管国务院、省级政府行政区划变更决策机制存在法治基因不足的先天缺陷,但是我国却仍未就此有针对性地构建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地方权力机关有效制衡和行政区划变更争议预防等必要的补强机制。根据行政区划变更决策机制法治化形态可以多样化的研究结论,在尊重我国现行宪法已为国务院、省级政府分别配置行政区划变更决定权的框架下,提升其行政区划变更决策机制法治化水平的改革方案主要包括构建公众参与的法定必经程序、赋予地方权力机关实质议决权、设立专门组织以预防行政区划变更争议和完善行政区划变更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等内容。     

法治的界域：由“法治××（区划）”引发的思考

现在某些地方在套用"依法治×"模式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建设"法治××(行政区划)"的地域性口号或决策,这不仅仅是提法上的不当,更可能使"法治"的精神与内涵发生错位.法治的实现固然有赖于地方的法制化,但法治的行政区划化却可能导致架空国家法治以及悖离我国政体的恶果.行政区划化"法治"存在着一系列危害和弊端,因而必须予以否定.为了推进法治以及保证法治的统一,在地方法治建设中,地方化不得进入司法的"领地",而只能在立法和行政的空间内展开.但法治国家的建设,除了建构法律制度之外,更少不了民众对法治的认同,因此更要注重民众法治意识的培养.     

行政区划学研究的新成果——读《中国历代行政区划》

徐学林同志的《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一书最近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他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用心血和汗水完成的一个颇具规模且富有意义的工程。 所谓行政区划,是指一个国家为了在其控制的范围内有效地实行管治,将其领土划分为若干数量、若干级别的行政小区,实行分级管理,这种行政小区就叫地方行政区划。地方行政区划是国家的产     

民国时期桂林行政区划分期与区域变更研究

文章对桂林民国时行政区划与区域的史料进行整理,根据时间顺序列表分析,对民国时期桂林行政区划变化作合理分期,阐述了各期的主要特点,同时根据相关历史地图,对桂林区域变化绘制出变更示意图.     

中国古代地方职官设置与管理智慧

中国古代王朝为了实现统治,必然要在地方各行政区普遍设置各种官吏,赋予他们以一定的权力,并使他们在中央的指令下,推行政策和进行管理,构筑网络状的组织.地方行政区划虽然因时而异,组织结构也随政治形势不断变化,但总的趋势是在调整地方行政层级,完善地方行政制度.秦以后的历代王朝在地方职官设置上,有正佐监督制、主官负责制,在二者运转不协调的情况下,以监察权力介入地方行政事务,进而导致地方行政管理体系发生变化.如何协调正佐监督制、主官负责制、监察权力之间的关系,既是中国古代王朝所难以解决的问题,也是今天值得研究并且吸取经验教训的问题.     

行政区划调整如何推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动因、类型与方向

通过调整行政区划推动城市化进程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色,行政区划调整重塑了地方政府权力架构和施政范围,长期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在确定了城市发展的基本思路后,中央政府自上而下通过各种类型的行政区划调整构成了我国大中小城市发展的基本格局。在竞争压力下,地方政府更是积极推动区划调整以加快提高城市经济集聚水平。多重力量推动的行政区划调整在总体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但也出现了诸多负面问题。只有遵循城市发展规律,科学调整行政区划才能推动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     

西汉地方行政制度的典型实例——读尹湾六号汉墓出土木牍

地方行政制度有两方面重要的内容,一是行政区划,二是吏员配备.这就是《周礼》里所说的“体国经野”与“设官分职”两大工作.正史一般都有《地理志》(或郡国志、州郡志)和《职官志》(或百官志),前者是以行政区划为框架,记载有关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因素,后者则是记录各种职官的设置与人员的配备.对任何一个朝代来说,行政区划(包括层级、幅员和边界)和吏员配备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地理志》所反映的行政区划一般都以一个大致的年代为基础,《职官志》所说的地方政府的吏员配备也只能是原则性的情况.而具体到西汉一代而言,则《汉书·百官公卿表》连郡县两级吏员数量的原则规定也未载,因此尹湾六号汉墓出土的木牍,是西汉地方行政制度方面的宝贵资料,既有东海郡郡县两级政府极为详尽的吏员配备情况,又因为这些吏员是附着在一定的郡县上的,也就附带阐明了当时的政区地理面貌.此外还有部分吏员的升迁、劳绩记录以及该郡的人口、土地以及财政收支的材料,都有重要的证史、补史作用,本文无法全面论及,只想就一二号木牍内容挑几个例子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建国以来颁布的四部宪法中有关行政区划内容的比较研究

1954年宪法从根本上奠定了我国行政区划的法律基础.1975年修改的宪法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其行政区划的内容偏离了正确的轨道.1978年修改的宪法中虽然恢复了1954年宪法中一些有关行政区划的内容,但在有关行政区划的设置上仍保留了人民公社.1982年修改的宪法基本上恢复了1954年制定的宪法中行政区划的内容,并增加有关特别行政区的条款.我国宪法中有关行政区划内容的变化折射出宪法内容的修改受到我国政治环境的影响较大.如果政治偏离宪法,宪法没有得到正确修改和实施,宪法作为根本大法的权威性和指导性就会受到干扰.此外,好的宪法实施会带来很好的社会效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是1982宪法正确实施的有力见证.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经济区划问题研究——基于经济区划与行政区划冲突的思考

目前,经济区划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意义愈加凸显,而经济区从规划走向实施,其作用和效果的实现关键在于区域合作的落实,而区域合作往往又受到行政区划的掣肘,因此,区域合作之间常常形成"囚徒困境".要解决这一问题应从微调行政区划格局、改革区域合作机制以及完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入手,引导地方政府从行政区个体理性向经济区集体理性转变,以实现经济区划与行政区划的协调.     

撤县设区是否抑制了耕地征收规模——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作为国家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行政区划调整涉及地区资源和权力的再配置，对土地利用尤其是耕地征收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03—2019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数据，构建准自然实验，分析撤县设区改革对耕地征收规模的影响发现：（1）撤县设区改革在短期内显著抑制了耕地征收规模且结果稳健，异质性检验表明其抑制作用在东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更为明显。（2）围绕土地利用变化以及土地监管等方面的机制分析表明，撤县设区改革促进了建成区扩张，建成区扩张对改革效果具有遮掩效应；改革通过推高一级土地市场价格、增加城投债的发行规模、提高土地管制等途径抑制了耕地征收。本文重新审视了行政主导型城镇化模式的土地利用效应，有助于为强化耕地保护提供新的政策思路。     

论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的制度化取向

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改革开放以前,为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形势与任务的变化,我国中央与地方的行政权力关系作过多次调整,大的有三次：第一次起伏发生在建国初期,这次变动初步建立起了单一制国家的行政区划和行政管理体制的基本格局;第二次起伏出现在５０年...     

包头市土地利用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机制研究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是自然与人文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较短时间内,社会经济因素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本文从经济增长、城市化、产业结构调整、人口增长四个方面分析其对包头市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驱动机制.     

古代中越道路发展变迁的社会影响因素

古代中越道路的发展变迁深受两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影响.政治方面的因素主要是安南贡道的限制、海禁政策的实施、中越边界的变化、地区行政区划和地方政治的改变等;军事方面的因素为中国各王朝用兵安南、架设桥梁、修建道路等;经济方面的因素为边境贸易的繁盛和贸易点的改变等.当然,中越道路的发展变迁也影响两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     

区域文化:我国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重要因素

从区域文化与行政区划体制的内在联系看,区域文化是一个国家(尤其是世界文明古国)行政区划体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我国行政区划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区域文化因素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但当前我国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中,存在忽视区域文化这一重要因素的现象,造成不小危害。今后在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中必须高度重视区域文化。     

悖论分析:行政区划体制研究的新视角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在充满混沌、复杂以及矛盾和不确定的语境中如何研究行政区划问题,进而加速政治行政的发展,成为了学者和实践者关注的时代课题.同时,学者对行政区划问题的研究也从其外部生态向其内在诉求转变,着手从结构与功能的角度研究行政区划的存在、状态和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我们从悖论的新角度来透析行政区划体制,用共生理论等价值观来理解行政区划的悖论问题,用新思维、新方法来解决行政区划的悖论问题,力求促进行政区划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试论我国行政区划存在的问题及改革设想——以省级为例

中国改革进行到了新的阶段,要求在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而行政区划特别是省级行政区划改革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为此,应该系统深入地研究其存在的若干问题,为更好地推进改革进行理论设想和实践探索.     

民国时期省制改革过程及动因研究

民国时期的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经过了长时间的争论与实践,自北京政府时期省—道—县三级制,省成为行使监察职能的一级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省政府合署办公和新县制,省一级政府从行政区划到机构建制、政府职能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变化。这一变化过程集中体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种政治主张的斗争,其实质则是中央与地方在利益分配上的博弈。此外,省制改革也考虑到了各省的差异性,整体上呈现出行政现代化的趋势。     

空间再配置: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减小地区间收入差距,是整个中国所面临的时代难题。地区间人均意义上的收入差距是产值与人口在空间上的错配,纠正这种错配不仅能够缩小人均意义上的收入差距而且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机制——空间再配置效应。在实证上,作者采用1990-2007年间广东地级(及其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发现土地利用效率与其人口集聚程度正相关;土地利用效率在距大城市约300公里以内随距离的增加而下降,下降幅度超过50%。因此,纠正人口与产值的空间错配,不限制甚至引导人口从土地利用效率低的地方向土地利用效率高的地方流动,让人口在土地利用效率高的地方集聚,既可能缩小地方间的差距,也可能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