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独白”到“交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

面对当前新的形势和新的使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面临范式危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从“独白”走向“交往”的转换迫在眉睫。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的理路应当是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从“成材”走向“成人”、从“教材”走向“文本”、从“理论世界”走向“生活世界”。     

“指事”新说

“指事”定义“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中的“识”历来被理解为“认识”,造成定义语义重复,分野不明确,分类也颇多分歧。“识”当作“分别、分辨”讲,“视而可识”是说可以从形体上将一组关系字分别开来,“察而见意”是说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出字的意义指向。这样理解,指事字的范围和分类都比较明确。     

“乡下人”的自由主义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艺术创作既表现出与其他自由主义作家共通的一面,又体现出其作为“乡下人”的鲜明特色。对文学作为艺术本体的坚持实与其强调“偶然”、“情感”、“原料”的思想认知系统与信仰世界相关联的,同时也是其作为“乡下人”自由主义立场在创作上自然而然的表现。     

“民主”程序的借用：袁世凯帝制建构的“现代”逻辑

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限定政权生存和延续的可能空间。为了追求政权的稳定和延续,处于有效性困厄中的袁世凯,企图恢复其熟知的作为传统权威基础及其象征符号的帝制来自动生成其在近代社会的有效性。在辛亥革命的“宪政化”成果下,袁世凯借用“民主”程序来粉饰“民国”到“帝国”的连续性：通过垂询民意,论证变更国体的“合法性”;运用请愿、投票、“公选”等“民意”方式,推进变更国体的实践活动;利用“立法”这一现代路径,重构政治形态的传统取向。在这种结构形式与价值内容存在冲突的“现代”逻辑中,袁世凯欲求的有效性难以实现,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张力成为制约袁世凯政权的“政治瓶颈”并使其终结成为必然。     

论孔子的“礼孝”思想

关于“孝”,孔子曾对学生解释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孔子的“孝”思想是以“礼”为形式的。孔子的“礼孝”思想提出了一套较为全面、内涵丰富的“孝”的伦理准则。     

“富二代”大学生群体形成的差异论分析

从差异论的视角分析,“富二代”大学生是社会差异化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求异思维时期的必然产物。由于儒家思想中“家本位”观点,使中国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形成了由家族成员治理的模式,“富二代”大学生群体得以形成。“富二代”以其群体个性张扬的“富人”特征而与所谓“穷二代”大学生形成巨大反差,这种大学生群体之间的差异,是当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课题。     

先唐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兼论文学文本的“不可靠性”问题

在中国古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中,文学文献多数脱胎于经史文献。经史与文学文本都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特征,这使“原始文本”不断衍生出多层次的“次生文本”,从而造成了文本的“不可靠性”。但是,文本的“可靠”与“不可靠”是相对的。对文学而言,“完整性”与“碎片化”,恰恰是文学文本产生的主要动因。文学文本的研究有其特殊规律,“不可靠性”并不妨碍文学研究的进行。     

儒家“仁爱”伦理与基督教“博爱”伦理思想比较研究

儒家伦理的“仁爱”思想和基督教伦理的“博爱”思想分别代表了东西方文明的思想精华,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分析了两种思想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现代意义,重点比较了两者的相同与差异之处。     

欲望：诗意的“放松”与“离开”——“本体性否定”视角下的人生观

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如何健康地对待欲望而又不是轻视性地超越欲望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放松地对待欲望”包涵着对“自然性”的新的理解，而“离开欲望”则是指“不满足于欲望”的“穿越美学”所致。如此，人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完整的人”。     

认识论视域中“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内在关系探微

“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关系。本文从认识论视角探析了二者的关系：从认识过程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充分肯定;从认识要求看,“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是逻辑的历史的统一;从认识目的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深化。     

白居易《新乐府》创作目的、原型等考论

白居易对自己作《新乐府》的动机有一个明确的表述,即"难于指言者,辄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为朝廷乐府机构进献歌词,从而发扬古人以歌言政的传统,不同于其他讽谕诗创作;白居易新乐府创作的借鉴原型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毛诗》,而是取自《尚书.五子之歌》;新乐府创作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很可能被朝廷的乐府机构所采用。     

高旭与吉田松阴

与同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样,高旭对日本幕末时期志士吉田松阴非常推崇,称之为＂先觉＂,思想上也受其较深影响,这与当时中国的时局、中国知识阶层的吉田松阴热以及中国人当时的日本观密切相关。除了受改良派影响外,德富苏峰对吉田松阴的评价、尤其是把他与玛志尼相比较,也对高旭及其同时代的人认识吉田松阴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墨子的天、鬼、命观新解

从墨子的兼爱出发 ,结合中华农业文明的特征 ,阐明兼爱、天志、明鬼、非命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 ,由此得出结论 :天志、明鬼、非命不是单纯的宗教思想 ,同时还充当着墨子施政思想的辅助工具的角色 ;他的天人观是一种顺天有为的天人合一论 ,其思想前后并不矛盾。     

以郑谷为例看唐末文人的生活与心态

唐末诗人郑谷的文学成就和前代的诗人相比,是一个低谷;但是和同时代的诗人相比,他又算是一个高峰。但郑谷经历的生活和心态却可以说是唐末一辈诗人的缩影。本文以郑谷在科举、仕宦生活中所创作的诗词为例,对其心态加以分析,管中窥豹,由此探知唐末一代士人之精神风貌。     

试论王栋实学致用的经世观

王栋把经世看成是一种"家法"。他的经世家法说实际上是实学思想的反映。王栋十分看重儒学的经世作用。同时王栋主张讲学经世,他认为《论语》《孟子》之书是真正的人情事变切实工夫,是一种经世济用之学。王栋反对悬空论道,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他详细分析了历来学者对知行关系的看法,认为知与行两者复杂关系的形成实由于"德性无假于见闻,见闻不离于德性"的交错变化而成的。于是,他对知行的种类作了详细考察,强调"心悟而身体",并把对良知的体悟看成是行的前提和关键。     

康有为的落寞与近代中国的政治理性主义

英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欧克肖特指出：近代欧洲,政治理性主义是一种影响最为广泛思维方式,＂今天几乎所有政治都成了理性主义或近理性主义的＂。对照中国近代史,人们会惊讶中国近代政治也是理性主义的,比欧洲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近代中国,康有为也算得上是一个政治理性主义者。他一生在政治活动中屡遭挫败,与其自身的政治理性主义特质相关;其政治生涯上的失落与潦倒,除了事功方面不得志之外,也与充斥整个时代的政治理性主义密切相关。     

弗里茨.诺依曼和德国民主法治国的构想

德国公法学家和政治学家弗里茨?诺依曼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外围成员。他亲历魏玛宪政危机、纳粹上台以及二战后德国政治生活重建等重大政治事件，在理论上游走于德国公法学、马克思主义和民主法治国等观念之间。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与批判、对民主法治国观念的构想，既联系又区别于当时学界的其他学者。诺依曼探讨了以下三个递进性问题：（1）魏玛共和国为什么会失败？（2）纳粹政权的本质是什么？（3）二战之后如何重建德国的政治生活？他也由此实现了德国法治国观念迈向民主法治国观念的关键一步，并为联邦德国的二战后重建提供了基本政治框架。     

上博简《诗论》第17号简“《将仲》之言”探析

《诗经·郑风·将仲子》篇的诗旨历来多有争论,汉儒谓之为“刺庄公”之作,宋儒以“淫诗”视之,当代学者则多以“人民性”解读此诗。上博简《诗论》17号简对于此诗的评析,证实了《将仲子》篇关于“郑伯克段于鄢”史事的影射,简文中的“言”即指庄公之言,“不可不畏”表明孔子对于庄公这种心口不一的“巧言”的畏惧。《诗论》所评代表了孔子时代的道德评判取向,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     

“渐西朝隐 浙派巨子”——论同光体诗人袁昶

对近代重要诗人袁昶,学界一直认为是洋务派作家,通过对其政治派别的考辨,进一步探求其特定政治背景下的“朝隐”心态,能够较全面地重新评价这位曾被视为保守派的诗人,及其诗歌创作内容与风格。     

奥古斯丁与尘世政治的价值——关于第三座城的争论

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提出了著名的两城说,即认为人类历史就是上帝之城与魔鬼之城斗争的历史。但奥古斯丁研究界的学者一直在争论,是否还会有第三座城?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尘世政治有没有德性的含义?笔者认为,奥古斯丁并不承认有第三座城。在他看来,尘世政治只能是罪恶的产物,其功能永远是有限的。这成为中世纪以来西方政治思想的基本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