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为先:中国文明视野下的德、法二元结构

"德治"不同于"儒家德治",二者需要加以区分;通过考察东、西方不同文明系统下的"德治"可知,德治与法治并存于系统内,二者之间是上下位的关系,"德治"处于文明系统的上位,统摄着法治的构建,这种关系揭示了"德治为先"的实质;道德系统试图为现代文明系统的创造勾勒出上层结构,使法治系统具有自我修复、有效反馈、缩减成本、持久稳定等功能     

德治刍议——兼议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人们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以及法治与德治的关系的认识有所不同.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的,它们之间既存在一定的差异,又有某种联系.德治可以弥补法治的不足,同时法治也可以补充德治的缺陷.只有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定团结.     

法治与德治之辩与辨

辨别古今之法治与德治在治国主体、治国原则、治国目的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辨析了当代法治与德治之关系;法治需要德治的支持和配合,德治需要法治的保障和规制.     

法治与德治:思想史的视角及现代审视

先秦的"德治"与"法治"之争,实质是社会治理方式之争。儒家具有由来已久的重德传统,同时认为法和刑也是调节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儒家"德治"中"君德"的思想非常丰富,"以德治君"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批判性品格。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推进法治进程的今天,更应该关注德治,关注制度下人的因素,关注道德的人和人的道德,尤其要关注官员群体的职业操守和道德素质对于法治的重要性,而不应摒弃德治,患上制度迷恋症。     

法治与“德治”

本文对法治、德治及二者之间关系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做了探讨,认为我们必须注意把握“德治”和“法治”的不同涵义和历史形态的区别。本文指出:从人治走向法治是历史的客观趋势;只有人民才是先进的法治和德治的真正主体;我们应该在坚持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加强道德建设。     

论我国优良德治文化传统的继承

我国现行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国家治理模式是结合中国国情所做的历史必然选择。国家的治理方略既要顺应当下的社会背景和生态文明,还须汲取德治文化传统中的宝贵经验和人文精华。如何继承我国古代优良德治文化传统,需要在认知上廓清传统德治与现代德法共治的内在关系,形成面向历史的基本态度和原则,将优良德治传统融入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理政实践,为现代德治和法治的展开提供理论基础和历史借鉴。     

法治与德治结合:一项高屋建瓴的治国方略

△"法治"与"德治"并重并用,才能治理好国家△必须科学对待传统文化中的法治与德治思想△实现法治与德治结合应有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要加强法治和德治有关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     

论法治和德治相结合

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贯彻江泽民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思想,积极推进依法治国,努力实施以德治国,把法治和德治有机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对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治型管理、德治型管理及其结合——管理模式的第三种选择

本文提出了法治型管理与德治型管理两种不同的企业管理模式,并分别阐述了法治与德治的特征,提供了在企业中推行德治和法治的实践方法.作者认为,在环境多变和员工成熟度日益提高的情况下,企业应该采用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德治与法治有机结合的"合金型管理".     

试论社会主义的德治与法治

在分析了社会主义德治与法治的联系、作用和区别的基础上 ,本文提出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德治和法治国家必须 :1、社会主义德治和法治必须双管齐下 ;2、要把建立德治系统工程放在突出的位置来抓 ;3、在良好的德治环境下 ,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普法等环节 ,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德治建设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德治建设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渊源。但治理理念的创新和社会转型的张力使得传统德治遭遇现代挑战,这对新时代德治建设提出新要求。一方面,要求革新传统德治,依托法治、平等、自由的现代价值观,推动个体不仅要做一个好公民,还要成为有新时代治理能力的主体;另一方面,要求社会不同主体在平等参与的前提下广泛深度互动,打造上下一体联动的居民自治共治的新型治理模式。此外,新时代德治在理论上同国家治理体系深度契合,推动其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充分合理性和必要性。因此,深化新时代德治建设实践路径,在个体层面要以社区文化空间建构为抓手,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在社区层面要以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为依托,促进党建引领与社区道德教育相结合;在社会层面要以城镇德育文明空间为载体,融合新时代德治建设与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系统发展。     

试论法治的德制化与德治的法制化

一般认为,我国古代社会侧重于德治,西方社会侧重于法治。实际上,我国古代社会也有法治,只是这种法治往往浮泛为德制;西方社会也有德治,但是西方社会的德治注重守成于法制。立足于德治、法治及其在价值、工具层面上的相互渗透、相互过渡的交互式视角,方能凸显德治、法治的各自局限及其在相互借鉴中应当持守的边界。     

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

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法治”与“德治”并举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为使我们国家长治久安,必须积极探索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具体途径,主要是:提高对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这一治国基本方略的认识;坚持和促进法治与德治结合的实践;从严治党,发挥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作用;积极借鉴并及时总结中外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历史和现实经验。     

“法治”与“德治”探析

本文从"法治"、"德治"、"仁治"、"人治"等几个重要概念的梳理人手,试图理清在德法兼治问题上的一些混乱.文中提出"法治"、"德治"在紧密联系的不同领域中发挥作用,阐明兼治正是基于它们的互补性并希望很好地利用这一特性把中国的事做好.在此基础上,本文还提出了实施德治的思路.     

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刍议

德治思想是先秦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它以人性论、民本论为其理论基础,以为民表率的君德思想、保民富民的民生思想以及宽猛相济的社会治理思想为其主要内容。在当今社会,正确反思和清理"德治"与"人治"的关系,积极挖掘和总结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精华,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     

和谐社会视野中德治对法治的“超越”——兼论社会治理范式的当代转型

德治对传统法治的“超越”,是在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型的全球大背景下,我国社会治理范式的历史性飞跃。这种“超越”,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在实践中的尝试,它以和谐社会理念为现实基础,以人的道德存在为其存在论依据。作为一次现实行动,这种社会治理范式的转型,需要以德治建设为逻辑起点,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社会德治模式的基础上,在德法辩证统一的层面上实现德治对法治的当代“超越”。     

德治与法治的"水乳交融"式结合

本文阐述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理论基础 ,提出了德治与法治“水乳交融”式结合的目标模式 ,分析了与法治相结合的德治的基本内涵 ,并进一步提出了法治与德治“水乳交融”式结合的具体途径     

浅谈“德治”和“法治”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是我们党在治国方略上的新发展。本文从理论、历史、现实国情三个方面论证了“德治”和“法治”的辨证统一的关系，只有“德治”和“法治”相结合，才是治国之上策，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并从加强法制建设，促进道德建设；道德建设法制化；加强道德规范的研究；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四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加强道德建设，使“法治”和“德治”协调发展。对于推动两个文明建设，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法治与德治思想融合发展的历史溯源及启示

中国的法治思想和德治思想最早均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二者相争、相抗又相互融合于每一历史阶段的治国方略中.在西方,法治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因素,以达法律道德、正义平衡.通过对中西方古代政治思想的简要比较,法治与德治在逻辑上的互补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在认识论的层面,对理解我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方略有着重要的意义.     

周公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及其意义

周公旦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由"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和"制礼作乐"思想组成,它是儒家"德治"政治伦理思想的思想理论基石。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丰富和发展了周公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基本形成了儒家"德治"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周公与儒家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实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有着重要的启示。